遗体捐献宣传员 赵永华|生与死的博弈

在天津市红桥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一间破旧的小两居室既是赵永华的家，也是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务小组的办公点。每天除了接听热线咨询电话、答疑解惑，赵永华还会时不时到社区里巡逻、督查卫生情况，大热天一趟下来，常常汗湿衣背。

赵永华

1945年出生，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发起人。自1993年下岗至今，长期从事遗体捐献宣传工作，并开通永华热线，帮助捐献者办理公证书。

文_《三月风》记者 闫双艳(实习) 吴漫

摄影_《三月风》记者 吴漫

天津医科大学“生命意义展室”里，陈列着这样一封特殊的遗嘱。手写规整的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谢谢”，和其他遗嘱不同的是，这是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早在17年前，这封遗嘱的主人——赵永华就把自己给捐了，包括遗体和眼角膜。也是那时候起，赵永华成了一名宣传遗体捐献的志愿者。十几年间，只要在天津遗体捐献界，谁有捐献的想法或问题，总能第一时间联系上他。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这位“先驱”级志愿者，帮助2000多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亲自送走了300多位遗体(或器官)捐献者。赵永华不仅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工作的带头人之一，也见证了中国遗体捐献事业从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艰难历程。

客厅兼卧室一隅的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30多个装满手写资料的文件夹，做志愿者以来，像这样的“家当”赵永华还有很多。

从无到有，从自费到免费

成为遗体捐献宣传员之前，赵永华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今年74岁的赵永华，生于1945年8月7日，几天后日本战败，他经历了建国、“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期。从父辈开始，家里连续三代都是天津市三条石老工业基地的工人。

1993年，赵永华下了岗，当时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靠同年下岗的妻子每月420元的退休金勉强支撑。日子虽然清贫，好在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赋闲在家的他就到社区志愿服务队做起了义工。

几年后，赵永华偶然从媒体上了解到遗体捐献。“当时在咱们国家是一项新生事物，天津市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最早由天津医科大学提议。”天津医科大学首任校长朱宪彝于1984年辞世时，留下“四捐”遗嘱：捐遗体、捐书籍、捐存款、捐房屋。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医务工作者都申办了遗体捐献公证。这件事对赵永华的触动很大，那一年夫妻俩决定着手申办遗体捐献、眼角膜捐献公证手续，不曾想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四五年的拉锯战。

先不说公证的“巨额”手续费，夫妻两人“双捐”得交800元，相当于妻子两个月的退休金。关键阻碍在申办手续复杂，且必须有家属签字。中国人的传统孝道中，“入土为安”时时祭奠的观念根深蒂固。赵永华对子女们一摊牌就遭到强烈反对，双方开始冷战，来自四面八方的“难听话”也不绝于耳，“穷疯了，要卖器官挣钱。”有人甚至出此恶言。赵永华索性把耳朵堵上，心一横，任谁也动摇不了他。

直到2002年3月31日，在赵永华夫妻俩的决绝坚持下，终于完成公证手续，成为天津市第一对“双捐”夫妻——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赵永华感叹做成这件“好事”太难，于是同一天，他创办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并将家庭电话改为“天津市遗体宣传帮办热线”。

申办公证找天津红十字会，遗体捐赠给天津医科大学，捐献志愿者和遗体接收单位之间的桥梁被赵永华搭建。打表格跑医院，讲好处聊经验，还有每天十几个电话问询。不是浮于表面的“劝捐”，而是渗透到生活点滴中的帮扶和宣传。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他天天像“串门”一样找相关部门争取。角膜、器官和遗体捐赠都有死亡时限，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赵永华成了最快的调度员。许多捐赠者临终之际，赵永华也往往陪伴在悲痛的家属身边。

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2006年年底，天津市司法局规定：今后全市各公证处办理捐献遗体、捐献角膜等公益捐赠行为公证一律免费，如今连工本费也免去了。2010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19年3月，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达116万余人，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也从2010年的0.03达到目前的4.53，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这些温暖的成就背后，既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大众观念的转变，也离不开民像赵永华这样的民间力量的组织宣传。“能干点嘛就干点嘛。”这是赵永华常说的话，地道的天津口音，朴实却又充满感染力。

给捐献者以更高的尊重

“人家把肾捐给我了，等我死后剩下能用的，再捐给别人。”“捐出去供医生研究，或许过几年这个病就被攻克了。”类似的话，赵永华听过无数次。这让他觉得，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所以不能泄气，必须越做越好。

因为宣传员的身份，赵永华认识了很多经历各异却痛苦相似的家庭。“癌症的，脑栓的，没能等到捐献源的，大部分人消瘦到最后只剩下骨架。”说这话时他抽出办公桌上几个平行摆放的文件夹，端详着每一位申请者的资料，面露遗憾和惋惜。二十多年看惯了死亡，也历经了无数次重生，可他还是没能练就一种豁达的生死观。

帮助捐献者顺利了却心愿，完成“生命最后的馈赠”，是赵永华释怀心结的最好方式。可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走得艰辛。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把公证书藏起来，有的跑来骂“不孝子女”：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还有的直接把气撒到赵永华身上。被人翻了白眼后，他还是要忙前忙后，有时甚至要医院、逝者家里两头跑，来回的打车钱，从没人给他报销。

然而，最让赵永华揪心的是，很多时候家属还没有从亲人离世的痛苦中走出来，就要自己联系摘取器官的医生，一边是失去亲人的悲痛，一边是争分夺秒地摘除，异常残酷的捐献过程，也让离世者捐得仓促，缺少尊严。“宣传遗体捐献，不光要宣传道德上的奉献精神，还要宣传捐献者能享受到应有的优待，能获得更高的尊重。”深受捐献者信任的赵永华又开始着手为他们“谋福利”，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

可喜的是，就在今年，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并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赵永华特地在《条例》第四十八条处做了重点标记：倡导和鼓励个人无偿献血、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和器官，个人无偿献血、捐献人体组织器官的，本人及其亲属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优待或者礼遇。

设立纪念碑，被称为是一种“看得见”的尊重，如今天津市遗体捐献者也拥有了自己专属的纪念园、“奉献”纪念碑。这座位于蓟县元宝山陵园、占地600平方米的纪念园，于2004年由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医科大学联合创建，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

黑色大理石的“奉献”碑上刻着千余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他们大多是老人、残疾人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其中有300多位捐献者是赵永华亲自送走的，约占到千余个描金名字的1/3。每年清明，他都会组织遗体捐献志愿者前来扫墓。“我给你的是爱的延续，你给我的是春天的阳光，生命如接力的火炬，两个灵魂已经悄然融在一起……”伴随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原创歌曲《重生》，志愿者们以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

社区里失明的张大爷和赵永华认识已经15年了。孤身一人的他独自摸索着生活，好在赵永华夫妻俩逢年过节都会把他请去家里，平常生活缴费、吃饭等大小事也都时时照看。

志愿宣传化于日常

在生死问题上，《人间世》令人动容。这部聚焦医患关系的纪录片对准了那些徘徊在绝望边缘的人们，那些无奈和疲惫的身影，那一次次永久的告别、疼痛的拉扯和重生的希望，每一帧画面都使人心碎。

选择、信任、新生、坚持、爱……这是纪录片《人间世》的主题，也是赵永华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但他却不希望生命像纪录片中展现的那样，以悲凉的方式离场。“以生命换生命”，他这样解释器官捐献的性质。“申办了捐献公证，并不是给生命判了死刑，而是更有奔头地安排生活。”

生活并非总像纪录片拍摄的那样惊心动魄，更多时候，他希望把遗体捐献宣传工作日常化、生活化，而不是被放大，被当成英雄模范。二十多年来，这项“事业”已经成为夫妻俩的一种生活习惯。

张大爷是赵永华的日常照顾对象。60多岁，双目失明，和同样先天性失明的母亲相依为命，因为自卑，除了买菜基本不出门。没遇到赵永华之前，他时常会有自杀的念头，家住六楼，阳台都不封。从2015年起，赵永华经常自费带他到天津、北京及周边地区游玩，积累出门的经验。从在家闭门不出，到能在小区门口坐会儿，再到能独自上街散步，张大爷在赵永华的帮助下仅用了半年时间。

天津河西区的双胞胎一家人也让赵永华时常牵挂。弟弟是精神病患者，哥哥患有尿毒症，80多岁老母亲更是疾病缠身，家里赶上拆迁，三个人没法只能干着急。赵永华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当时炎热的天气，帮忙搬迁、捐钱捐物。提及此事，一家人至今还眼眶湿润，充满感激。

12年前，年仅9岁的小女孩刘晨不幸患上脑癌，病情急转直下，头痛呕吐严重，有时一晚上能吐六七回。由于肿瘤压迫神经，额头有拳头大小的突出，脸上的血管也显露在外，看着让人心疼。虽然不幸没有战胜病魔，小刘晨还是在她眼中的“赵爷爷”的帮助下捐献了眼角膜。赵永华至今还记得小刘晨的样子，长得白净，眼里有光。

忆起这些曾经帮助过的人，赵永华介绍说他们都自愿申办了器官捐献公证书，并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截止到2019年年初，小组成员由最开始的夫妻两人发展到五六百人，核心成员四五十人。他们现身说法，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定义着生命的价值，极大地鼓舞了更多人参与捐献器官、遗体的事业。

最后的最后，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已离世的、未离世的捐献者名字，都会写进赵永华的“生死簿”里，包括他自己。而时至今日，在死的重建和生的传承征途上，他依然坚定地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