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吉说:“这些孩子的未来依赖于盲人学校,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教育和康复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唯一能给予他们尊严和融入日常生活并且自给自足的地方。”
灯塔盲校的学生们正在为每年一次的演出在操场排练。
摄影_【印度】苏特佳·查特吉(Sutirtha Chatterjee)
文_《三月风》记者 白帆
苏特佳·查特吉(Sutirtha Chatterjee)
纪实摄影师,出生于1991年,现长居印度加尔各答。他从小患有色盲症,作品《第六感》记录了加尔各答一所盲人学校的日常。
目前,印度是全世界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约占全球盲人总人口的20%,每年大约会新增3万名盲人。白内障是印度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每年约有300万印度人患上白内障——其中半数可以治愈,但当缺乏医疗条件时,大多数人就会逐渐失明。同时,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眼角膜的捐献在印度也非常罕见,一些人认为此生捐献了器官会造成来世的残疾。
这组照片缘起于苏特佳·查特吉(Sutirtha Chatterjee)在一家报纸工作时接触到的相关故事和数据,他意识到失明问题在印度社会的种种复杂性,另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部分是盲人的教育,据统计,印度仅有不到5%的盲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感兴趣的是将肖像组成一个系列。这项工作不是试图揭示什么‘真相’,而更多是对他们现状的思考。”查特吉在报社工作时,当时他被分配到采访几个有关印度盲人的故事。他很快意识到,盲人现实的复杂性需要更多的采访时间。
孩子们通过盲文书学习。
Reema最喜欢的鞋,她喜欢红色,在患病早期,患者仍然可以辨认颜色。
经过不懈努力,一家创立于1941年的盲人学校——The Lighthouse For The Blind(盲人的灯塔)同意了他的拍摄计划。
对于摄影师查特吉本人而言,“失明”这个词并不陌生,他自己在10岁的时候被诊断为色盲症,并开始出现一些视觉障碍。“当多种颜色混合时,我会难以分辨,即便如此,我却一直觉得我能和别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但在印度农村,失明的孩子常会被歧视,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对于印度视障人士来说,生活是一场日常的战斗。尽管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视障人口,但保障性的设施仍然少之又少。除了统计数据之外,他们的尊严都被忽视了。这就是摄影记者查特吉想要在加尔各答盲人学校拍摄照片的原因。
这位年仅26岁的“2017年TFA-Tasveer”新兴摄影师奖获奖者说,随着每年印度视障人口的增加,往往在早期阶段可避免的失明情况未得到处理,而且角膜捐赠系统的效率低下, 更加凸显了盲校的重要性。
Reema为拍摄摆了个姿势,她同时也是白化病患者。
盲人学校会为学生提供午餐。
查特吉说:“这些孩子的未来依赖于盲人学校,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教育和康复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唯一能给予他们尊严和融入日常生活并且自给自足的地方。”对于查特吉而言,这个项目是为了提高公众对这些学校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展示学生的个性与人性。当然,还包括对抗世俗关于捐献眼角膜的不正当看法。
来到“盲人灯塔”盲校后,他发现孩子们的眼疾比想象的严重,查特吉更意识到了阶级的分化,整个社会对视障者存在严重歧视。
起初,学生们对被拍照持怀疑态度。他们只好奇这些照片会在哪里看到,有的人甚至建议把照片发给家乡的村民看看。“不知何故,他们从来不好奇照片本身,或照片中自己的形象。他们似乎通过触摸就能告诉我照片上拍了什么。”
在盲校中,查特吉遇见了对哲学非常感兴趣的艺术专业学生布里哈斯帕提·马哈托(Brihaspati Mahato)。马哈托解释说,他的梦想大多是由感情构成的,回忆是围绕着触觉、嗅觉和听觉构建的。他回忆,在西孟加拉邦的海边,他第一次走进海里的记忆,已经成为夜晚反复出现的梦境。
查特吉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人的触感。通过这个项目,他的目标是前往加尔各答更多的盲校。
等待父母接放学的孩子们。家住城外的学生可以住在设施完备的宿舍。
用盲人的人性影响观众
三月风: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苏特佳·查特吉:我在加尔各答长期从事独立摄影工作。我在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曾在《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当过一阵子体育记者,后来逐渐开始对日常摄影师的工作失去兴趣,因为照片只被视为一种证据或者文件,我没有时间去深挖背后的故事。我意识到一个故事不能只用一张照片来代替。我作为记者报道的事件,在关注前和关注后依旧在发生、延续,所以我的眼睛必须继续追踪。我开始思考用最诚实的方式坚持拍完一个故事,并看穿事件本质。 因此,在2016年决定放弃我的工作,专注于长期故事的拍摄。目前我正在使用照片、视频和声音各种手段。
三月风:我看到一些对你的采访文章,提到你自己的视力也不是很好。
苏特佳·查特吉:我很小就对看不见的感觉很好奇。在我10岁左右时,我被诊断为红绿色盲症,我很难识别某些颜色。色盲的现象非常普遍,会影响世界上1/12的男性和1/200的女性的视力。虽然被称为红绿色盲症,但并不是说我搞不清红色和绿色,而是搞不清所有的颜色,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红色和绿色的色调。不幸的是,医学上没有治疗色盲的办法,因此我理解的颜色可能与视力正常的人不同。
三月风:为什么灯塔盲校乐于接受你的采访申请?
苏特佳·查特吉:在我为报纸工作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印度是这个世界上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残疾人被排斥和边缘化,他们被这样对待却没有选择权。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们通常会歧视盲人,否认他们的价值,把他们当废物看,而不考虑他们作为人类的内在性或其个性价值。 在报刊工作时,我经常去盲校拍摄盲人故事。
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后面是多么复杂。在2015年8月,我得到了加入歌德学院摄影工作室的一次机会,在它的指导下重新激起了我对拍摄盲校与盲生的兴趣,进一步探索围绕视障人士的问题。我决定选择加尔各答的这所盲校,因为那里的学生和管理者知道我经常去学校采访。他们很乐意接受我的拍摄项目,并支持我为这个群体发声。
残疾学生在宿舍听收音机,这是他们最钟情的娱乐之一。
三月风:学校有多少名盲生?年龄分布区间是多大?他们可以在盲校学习多长时间?
苏特佳·查特吉:灯塔盲校是政府资助的机构,主要向西孟加拉的盲生提供教育。学校也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提供住宿。学校有12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平均每个班20名学生。学生可以住在学校宿舍,直到他完成学校教育。例如,进入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生活12年,直至完成学业。
三月风:从你的作品我看到还有很多白化病的学生,因白化病致盲的学生有多少?
苏特佳·查特吉:灯塔盲校所有的学生是由三种情况构成。有些是低视力,有些是生来全盲,还有一些学生是白化病。十二年级的Brihaspati Mahato和五年级的Reema Khatun的失明问题都是白化病造成的。
三月风:在中国的盲校,学生会学习按摩和调律,印度的盲校都在教什么?
苏特佳·查特吉:除了各种学科的一般学习,例如科学、人文、历史和地理之外,灯塔盲校鼓励学生参与包括运动、音乐和舞蹈在内的各种课外活动。从六年级以后可以把人文学科作为个人的专业学科。学校限制性较小的环境允许学生发展潜能。
做完晨祷,一名孩子从男生宿舍走下楼梯。
课间休息的学生们。
三月风:在整个拍摄中,你有没有被盲生们的哪些小细节所打动?
苏特佳·查特吉:与盲生一起工作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经验。我意识到,当视觉信息不存在时,散落的生命片段往往以独特的体验形式被恢复。失明加强了其他的感官,从而使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时刻变得更有意义和更显生动。比如脸上的阳光、头发上的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教会我欣赏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一些小东西。
三月风:你会去更多的盲校进行拍摄吗?
苏特佳·查特吉:我从2015年就开始拍摄了,目前正拍摄10名灯塔盲校的学生和2名在其他盲校就读的学生。到目前为止,由于缺乏资金,一直只限于加尔各答,但我希望在不同的学校扩大工作范围。这会在保持主题统一性的同时,为作品增添多样性和教育性。肖像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与当地观众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花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是对我敞开心扉。我希望盲人的人性可以影响观众。计划还很长,但我不确定何时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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