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不需要“拯救”，可很多人以为她需要

文_Matthew

范雨素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呢？最新的消息是，范雨素让皮村文学小组的朋友以对话截图转告采访者，“因媒体的围攻”，“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不能见任何人了”。

这不是社交媒体第一次扫荡一个“小人物”的平静生活，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这次有其特别之处。首先，主人公拥有令人惊叹的文学能力，而这种能力我们认为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来自湖北襄阳农村，现在北京做育儿嫂的中年女性身上。

其次，范雨素本人对“摆脱底层”毫无表示。

这体现在让她火的那篇《我是范雨素》里，是文字风格的冷峻、幽默、机警，是对人生经历娓娓道来的克制和坦然，是对包括她自己在内人物命运的充满同情而又保持距离。

在火了之后接受媒体采访，她强调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甚至，她根本就对他人“高高在上”的介入式关怀不以为然。

她不需要“拯救”。可很多人以为她需要。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当各种言论报以同情、报以感动、报以惋惜，尤其是报以解救的冲动，她大概觉得这是一件尴尬的事。

生活很苦，但那是她自己的事。而且谁不苦呢？范雨素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独来独往，心灵强大。从她关于平等的看法里，你能看得到骄傲和悲悯。

这样的人，并不在乎别人提出了什么改造世界的行动计划。她“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但习惯了靠劳动生活，她“对文字没有自信”，但通过文学得以精神自洽。

正午故事的编辑淡豹看得明白，范雨素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打工写作者”不同。事实上，范雨素无意将自己定位为某个阶层的表达，“我自己把我写的这种体裁定位叫魔幻纪实体”，“就是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是的，范雨素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本质上，她和家庭优渥或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爱好者没多大区别。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在文学的语境下，艰难的人生经历更容易产生动人的力量。

猜得到，立刻有将范雨素和余秀华对比的。

范雨素答，“我觉得我不是下一个余秀华。我们的相似之处，都是贫苦的劳动妇女。”余秀华表示，“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很无聊？

还有人说，“她不是一位技巧娴熟的文人，她是一位站在底层呐喊的斗士。”甚至发问，“文学究竟是用来斗争的枪炮，还是消磨意志的阉割刀？”

这种表述听着就让人害怕：范雨素你不要矜持了，你所有体现出的文学热情、精神自由和理性态度，都是为了启蒙农民、改革社会、推动文明。

这不仅曲解了文学的价值，也是强加给范雨素不堪承受之责。希望她躲到庙里后，不要顺便出家才好。也但愿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不要受此鼓舞，纷纷将写作当作跨出阶层的有力武器或捷径。

中国社会的改革任重道远，舆论当然应该批判现实、发出呼声，但如果媒体将发掘底层声音的一个突破点，放在了范雨素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文学标签的个体身上，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投机的。

写作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和其他很多艺术一样，提供人类一种自由，赋予人类超越高低贵贱的尊严。将文学的功能直接视为作者的阶层代言，就算那不是误解，也至少是偏颇的。

对此，范雨素比我们清醒得多。

也许有人追问，即便范雨素不需要拯救，但这次可以利用她去拯救她所代表的群体。这话没错。“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和范雨素经历类似的人群恐怕都会这么想。

先不论这种策略是否有效，单说拯救群体的代价，就不应该是先去摧毁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精神自由的人。热心的人们帮助改变个体遭遇，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其目的不正在于出现更多这样拥有自由的人吗？

当自以为是的惯性思维被社交媒体的喧嚣放大，人们更加希望从个体身上捧出关于社会体制的宏大叙事。这与在大型公共事件里发掘那些左顾言它的感人“小细节”，是一样的不切实际，一样的危害。

我想总会有人想办法将范雨素从大山深处里找出来，但希望不要去追问一个心中住着马尔克斯的人，到底希望通过文学改变什么。

不要反复引导一个早就理解了平等为何物的人，就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提出她的解决办法。

我能想到访谈范雨素最恰当的方式，就是“与范雨素对话”。

一个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对话，一个从文学的视角切入与一个写作者的对话，一个萍水相逢交换一下生活意见的对话。一个关于“我们都要直面苦难又该如何随时抽离”的对话。

（本文选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