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四十年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白 帆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四十年前，在唐山那场几乎抹去了整座城市的大地震里，他们逃过了死神之手，却没能躲得开截瘫的命运。

震后他们经历了紧张的医疗救援，分别被送至全国各地接受治疗，又在数年后回到故乡。他们在截瘫疗养院寻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患难与共的经历中寻找到了友谊和爱情，在康复村和新生的城市里则融入了万家灯火。

四十年间，一座城市从苦难中涅槃。而他们轮椅上的身体，与废墟上的家园同步延续着生机和希望。

8月12日晚，唐山康复村的村民在李冬梅的带领下做晚操。这套操从编排到实践，
都是李冬梅靠着多年运动经验总结出来的，让截瘫患者能更好地运动上半身，
减轻生活压力。1996年7月8日，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纪念，邓朴方为康复村亲
笔题名“唐山康复村”。

死里逃生的夜晚

闷热、难以入眠，夜深时西面仍烧灼成深红色的天空，是许多唐山地震幸存者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前一晚的最深记忆。

有人看到了黑压压成群的蜻蜓，有人观察到了水位的异常，付平生则记得那天有不同寻常的雾气，沉沉笼罩着整座城市。临睡前，似乎从远方传来了滚滚的雷声。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疯传可能有地震，唐山的普通家庭都会用在地上倒竖酒瓶这样的土办法预警，但时间一长，大家的神经也就松弛了下来。

那时付平生才21岁，原本在唐山附近的丰南插队当知青，那天他正好回家探亲。事后他才知道，知青点的房屋也全部倒塌。

28日凌晨3时42分56秒，地震发生于人们熟睡之时，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撕裂了唐山下方的地层。

剧烈的摇晃让家里的房子瞬间轰然倒塌，屋顶落下的沉重砖垛，无情地砸在了付平生的腰上。

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剧照。电影描述1976年发生在中国
唐山的7.8级大地震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救姐弟之一。母亲最终选择救了弟弟，
但姐姐却奇迹生还，后被解放军收养，32年后家人意外重逢，心中的裂痕等待
他们去修补。

付平生的哥哥先从废墟里爬了出来，然后向外救他。他能听到哥哥在喊他的名字，他用尽力气回应说动不了，因为发现“找不着腿了”，“实际上那时候腿就在我身上长着，但没有知觉。”

被扒出来之后，他被放在门板上躺着，大小便全部失禁。“不昏迷，有意识，没有砸到脑袋，伤都在腰上，可谁也意识不到是神经坏了。”

“根本顾不了。”回忆当时的经历，他反复地说着这句话。他躺了四天，而遇难的父母就头对头地躺在旁边，“我想看一下，可连头都动不了，没法说当时那种心痛。”

当时年仅13岁的李冬梅刚上初一，住的是公建局的家属平房。那天晚上她写完作业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被地动山摇惊醒后，从小练体育的她一个机灵，从炕上跳到了地下，“要是没跑下来也就没了。”

可就在将跑到门口的一瞬，门框和四块沉重的预制板砸了下来。她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唐山大地震后，运往外地的伤员和全国奔赴救援的医疗队情况统计。（制图_黄 婷）

潜意识里，似乎有个声音告诉她，“睡吧睡吧”，但外面错乱的脚步声和呼喊声还是把她拽了回来。她大声呼救。是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一起把她从废墟下面扒出来的。

“如果没有门框支撑，也就整个拍在里面了。”但她的胸椎和腰椎仍多处粉碎性骨折，被扒出来的时候，她额头的头皮都脱落了，耷拉在眼睛上，这些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

她被放置在帐篷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醒来的时候她口渴得要冒烟，旁边看护的阿姨对另一个阿姨说，“这孩子活不了了。”另一个阿姨回答说，“给孩子喝吧，还能活。”

震后的唐山死亡与绝望弥漫，还没来得及等到外界救援的人们用手刨的方式自救。大雨和余震继续袭击着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在没有帐篷的情况下，许多无法挪动的伤员只能在拼好的桌子下面勉强避雨。

在媒体人柴静的文字记录里，同样因地震截瘫的幸存者姚翠芹回忆了近似的经历：“她躺在地板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然后她的手碰到一条特别麻木的大腿，她还以为是死人，她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的却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断了。”

在这场被唐山人称为“死三分之一，伤三分之一，活三分之一”的巨大劫难里，留下了共3817名截瘫幸存者。

目前，仍在唐山疗养院居住的截瘫病人有120人，通常大多住了几十年。
一间病房内有4张床位。

抢救在路上

地震将铁路轨道拧成了麻花。那年的7月30日，赶来的人民子弟兵终于打通交通线路进城，外地的大批医疗人员也随之赶到。

成千上万名重伤员等待救治。截瘫、骨折、挤压综合伤……由于天气炎热，得不到治疗的伤员伤口深处甚至长了蛆。上海来的医疗救援队所携带的一万片止痛片和一千根导尿管，只一个晚上就全部发放用完。

震后的第五天，付平生终于等来了来接他的直升飞机，他被送往石家庄。在灾区新建医院已来不及，伤员们乘坐火车和飞机前往全国各地接受治疗。

有数字统计，有100263 名唐山地震伤员被外转到吉、辽、晋、陕、豫、鄂、苏、皖、鲁、浙、沪等 11 个省市。

运送唐山伤员的专列停至各地，各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开始“抢”伤员进行救治。起初有许多脊柱受损伤者并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以为自己只是骨折，术后便能走路和工作，甚至在见到自己被医务人员系上“病危”的红布条时，还觉得有些不能理解。

医疗专家李宗浩经曾写过一本书《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里面回忆起当时的唐山急救中，因为人手和技术经验的不足，在处置和转移过程中，有许多伤员因误操作而没躲开本可能避免的截瘫的命运。

唐山地震后，人们救出埋在废墟中186个小时的矿工。（图 CFP）

其中有位名叫张胜兰的伤员，本身自己就曾是一位护理过高位截瘫者的护士，回唐山结婚刚五天就遇上了地震。人们把她从窗户抬出来送往医院，护送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经卡车转运在道路上颠簸了80公里，而救治的医生误以为其颈椎脱位，匆匆为她进行了牵引复位。“她当时疼晕过去了，后来就失去知觉了。本来她也是有机会不截瘫的。”

后来曾当过唐山康复村村长的韩忠全，身上有十六处伤口，头肿得像个大西瓜。他记得自己被运上火车时，“都从窗户用门板抬进去，门根本进不了。”整个车厢的座位和过道上都是伤员。

褥疮是截瘫伤员面对的严峻挑战。韩忠全被送往了河南鹤壁，他在火车上从7月28号呆到8月3号，仰躺着的身体姿势基本没有动过，臀部生成了37厘米长、20厘米宽的褥疮，后来不得不进行植皮治疗，而两个脚后跟因为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部分切除。

生命垂危的李冬梅原本的治疗目的地是河南郑州。她当时依稀记到自己在拖拉机上、在火车上颠簸，却由于内脏出血而大口吐血，而在邢台中途紧急下车。

当时的邢台并未分配到救治任务，但在车站同样有医护人员枕戈待旦迎接伤员。她“被从火车窗户拎进救护车”，直接开往医院，“输的都是带体温的血”。

许多伤员和照顾他们的当地医护人员都结下了不解之缘。被送往汉中的李丽霞，是当年那批伤员中伤势最重的。她的褥疮面积很大，需要每天清理创面以防感染。持续高烧不退，她用手攥体温计测量体温都能达到40度。

她的伤势被诊断“最多只能活一周，连死亡照片都拍了”，但她的主治医生和护士却丝毫没有放弃和松懈，依然细致严谨地为其清理创面，甚至住在了医院里寸步不离，最终将其从死神身边拉回，在康复治疗完毕后亲手送她回了唐山。李丽霞一家从此与恩人保持着长期联系。

又比如辽宁葫芦岛也是接收伤员地点之一。当时怀孕3个月的齐桂荣受了重伤、高位截瘫，被运送至当地的渤海造船厂职工医院救治。失血严重、血库告急，多亏了十多名工人连续3天为其献血3000多毫升才转危为安。康复后的齐桂荣于地震二十周年和四十周年之际，两次携家人返回葫芦岛“千里寻亲”，寻访和感激当年的救命恩人们。

李冬梅是运动员出身，现在仍保持着体育锻炼的习惯，平时最喜欢看体育节目，
尤其是像奥运会，每天都会打开电视观看。

在异乡的康复岁月

“医生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能不能醒过来，就看我自己了。”

李冬梅完全清醒过来，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母亲和妹妹在地震中遇难，哥哥也一同被送到邢台治疗。她从医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重度截瘫”这四个字。

之前的她体育成绩优秀，曾经三破唐山市小学生跳远纪录，她从小就羡慕军人，目标是长大当一个“体育女兵”，为国争光。

“我住院时三个月后睁开眼第一句话是‘什么时候能上学？’”李冬梅说，“当时就是特别特别渴望着能走。”

大夫告诉她：多亏了你的运动员体质，换作一般人肯定活不了。好好养着，你很快就能上学。

当时有国外专家声称，截瘫患者通常活不过15年。一方面对这一诊断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也为了让伤员能宽心，许多医务人员用善意的谎言安慰他们，告知“神经恢复很慢，别着急”和“最晚30年就好，或许某天突然就好了”。

地震造成李冬梅的前额头到后脑位置的整个头皮撕裂，现在仍能清晰看到伤口
留下的疤痕。

住进疗养院之后，李冬梅开始参加国内外的各项体育比赛，至今共获得42枚奖牌。

年轻的李冬梅相信“有病都能治好，不过是早晚的事”。那会正好有一部叫《女跳水队员》的电影上映，里面的女主角也是遭遇了截瘫，可最终不光治好了，还能参加比赛。她一度对此深信不疑，“我一想我也能好。”

然而，慢慢从病友和亲人那里，她渐渐了解了自己的情况。但她相信自己还年轻，至少有希望可以借助拐杖行走。于是她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复健计划——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推着助步车从中午练到晚上。

并非所有的截瘫伤员都能在治疗后的短时间内从地震的创伤中走出。他们在最美好的年华、最成功的时期突然失去了一切：健康、亲人、爱情、事业……巨大的打击使许多人身心濒于崩溃。

悲伤和恐惧是截瘫者初期的情绪。许多人拒绝出门，害怕街上人们异样的眼光，更怕听到“这大小伙子，可惜了”之类的话，甚至选择了封闭自我甚至轻生。

一名曾在国企事业有成的伤员被送至河北石家庄住院，得知自己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并将与轮椅终生为伴后，曾数次拼命拔下输液的针管，斥骂为他治病的医生。

另一位伤员受伤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无法接受高位截瘫的事实，遇到房间失火时竟然一声不吭，“寻思烧死算了”。

还有一名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医院治疗的伤员试图用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后来当地的市委书记甚至亲自来到医院，劝其进食，并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

对命运低谷中的他们来说，能够寻找一份寄托和排解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对付平生来说，这份寄托就是音乐。他在石家庄第四医院治疗了三年零八个月。“我以为再也拉不了琴了，后来，我一能坐起来就开始练琴。”

他从小就有音乐天赋，十四五岁时他曾考取过云南昆明部队里的文艺兵，“通知书都已经寄到我家了，可是因为年龄小，父母不同意我去那边。”

他曾经自己手工做过一把二胡。小时候睡觉抱着“红灯牌”收音机，里面放的音乐听一耳朵，他就能轻松分辨出声部和层次。没有唱机，没有磁带，他纯靠听广播拉会了好多语录歌。

在异乡住院期间，他重新拉起了二胡。琴声如诉，淡化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梦魇，他把自己完全融了进去。

“拉起来了，脑子里就不想别的。”同院的很多伤员，也聆听着他的琴声度过了最初的康复岁月。

唐山康复村的日常景象，村民在自家门前挂了晾衣绳，有的还弄了小院子种上瓜果蔬菜。

不像医院的疗养院

1980年夏，伤员们统一陆续转回唐山本地进行治疗和康复。唐山市先后修建了多所公立截瘫疗养院，用以安置截瘫伤员。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由政府投资170万元建成。106名工作人员由医疗系统和其他机构单位紧急抽调、培训而来。1981年5月，第一批共60名截瘫伤员入住了这片崭新家园。

当时的疗养院只有一层，后来又加盖了一层。在李冬梅的记忆里，那院内起初种着许多葡萄树和柿子树，郁郁葱葱。病室之外，还配备了数间具备锻炼功能的三面采光大“阳光室”。

偌大一所疗养院，只有在出出进进的护士洁白的服装上才能找到一点医院的影子。可在那里，听不到医院里对病人“××床”的称呼，而是使用“立海儿”、“孙姨”等充满亲情的称谓。

疗养院的一整套有效医疗规程，使得褥疮治愈率高达97%以上，同时极大地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时至今日，四十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3817名截瘫幸存者还有960名在世，当初在疗养院享受全免待遇的截瘫幸存者，如今还剩44人，早就推翻了一些国外专家“截瘫者只有15年寿命”的预言。

疗养院曾经的最长者，是一位活到94岁的赵奎英老太太，她临终前对护士们千恩万谢。她在世时，如果身体生病，截瘫疗养院里的其他人都会捐钱给她。老人临终前掏出了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曾经给她捐款的人名和数额。

她嘱咐护士，用她剩下的积蓄还给这些人，“曾经捐10元的还20元，一定要双倍还。”

寻找心的新方向

如此多的重症伤员需要及时喂食、喂水、翻身、解手、康复治疗，如此多的情绪需要时刻观察、陪护和心理疏导，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和技巧的工作。

截瘫者们比常人更加敏感：气候变化、身体生病、逢年过节都是他们容易感到脆弱和孤独的时候，许多人年纪渐增，又对自己以后的生活生出忧虑。

疗养院尤其重视心理疏导。而这一环节恰恰是在地震救治初期被忽视和无力开展的。医护人员们加强了查房，和病员常常聊天，不但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了解，还有助于掌握每个伤员的心理动态。

李冬梅是截瘫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也许因为当时年龄小，也许因为天性开朗，她是疗养院的“开心果”，坐着轮椅四处转悠，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走廊歌手”。

她有时也会低落。一次她得了阑尾炎，痛苦不已，医护人员安慰她说：大地震你都挺过来了，别的也一定能挺过去。

“我一直觉得，与那些地震中的死难者相比，我是个幸运儿。既然如此，我就要坚强地、好好地活下去。”

重拾体育梦

李冬梅又拾起了自己的体育梦。“那时我就想运动，听医生的话做各种康复训练，”她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但就是不能总躺着或是坐在轮椅上，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1985年的时候，她听半导体广播得知了要在安徽合肥举办残疾人运动会的消息，心思活跃了起来，“要是我也能去参加该有多好。”

没想到机会果然送上了门。1986年初，疗养院接到通知，可以召集一部分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区里的预选赛，成绩优秀者可以被层层选拔去参加市级、省级比赛，甚至有希望参加1987年在唐山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的体育梦要成真了。”她说，“虽然不能当一个‘体育女兵’，但是当一个运动员也不错。”

她一口气报了四项：竞速轮椅100米、竞速轮椅400米、标枪和铅球。可是疗养院哪里有现成的场地和器材？标枪没有，她就找了竹竿来比划；铅球也没有，她就托人从炼钢厂找来一些“大铁疙瘩”。

练竞速轮椅没有护具，为了增加摩擦力，她给轮子上缠上电工胶布，“一练手心全破了，第二天是真疼，慢慢都磨成茧子了。”

铅球扔出去，有过路的会帮她捡回来，她想，不能总麻烦人家，就自己织了几个网兜，用来兜住铅球。“铅球投掷出去后，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自己拖回来，铁饼也是一样的原理。”

三伏天训练，“再苦我也高兴，我太想成为一名运动员了。”底子好、训练苦，梦想的脚步就越来越近：1986年的河北省残运会上，李冬梅拿下竞速、标枪、铅球三枚金牌。第二年的全国残运会上，她如愿摘得了一枚800米竞速的金牌，还因而被派去日本参加集训，后来代表国家赴加拿大参加田径邀请赛，又得了一金一铜。

1994年和1999年两届远南运动会上，她分别把两金一铜和三金收入囊中。2000年悉尼残奥会，她拿了第一名，却遗憾因被申诉而与金牌失之交臂。新世纪以来，她还开始训练轮椅篮球和轮椅羽毛球。

“每次我参加一次比赛，我就拼尽全力。”踏出国门、去日本集训前，她为自己写了一句话，“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时至今天，她共夺得了42枚大赛奖牌：36金、3银、3铜，满满的，柜子都盛不下。

现在她有时还和一帮小年轻运动员一起集训，“教练说跑50圈，我心说我还剩十好几圈呢，他们都‘跑’完了。他们说，‘阿姨你真实在’。我比最大的运动员都大20岁啊，不付出能行吗？练体育一点懒都不能偷，练出来的都是你自己的。”

“地震对我的身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但是，我仍然是幸运的。我还活着，还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1986年，付平生在截瘫疗养院成立的乐队被邀请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

音乐支撑的力量

跟李冬梅一样，从石家庄回来的付平生也是运动健将。他参加的是轮椅篮球队。四年一届，他整整打了七届全残运会。

刚组队一个月时，他和队友就受邀参加了一场在香港举办的六城市轮椅篮球邀请赛。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一下就打败了东道主，最后得了第三，“现在咱们河北省轮椅篮球保持纪录还是我们的第三名。”

但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的归宿还是音乐。他喜欢那种沉浸在音符里的感觉。有病友叹息说，“如果不地震，付平生可能就进中央乐团了。”

也有音乐方面的专家听过他的演奏，留下的评论是：“小付的二胡太可惜了，‘手音’相当好，遗憾的是身体动不了。”

他每天去阳光室里，一坐就能拉上几个钟头。经过的人、远远听到的人，都会若有所思地停留一下。日久天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院内的音乐爱好者。

“我就突然萌生了个想法，是不是找几个人，讲讲基本乐理，组织成立一个小演出队？”院领导也支持他们分工添置乐器：有敲扬琴的，有吹笛子的，有弹阮的。大家排练起来，兴致日渐高涨。

那会疗养院每个月都会接待国内国外的来宾，小乐队承担起了演出任务，“一个月能演上25场。”

付平生与妻子刘玉华在疗养院相识，结婚后入住康复村。他最爱拉二胡，现在
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定期在户外举办音乐会，免费为市民演奏。

而空余时间，付平生认真自学作曲知识，自己写歌、谱曲，“教材用的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

他的原创作品超过百首，初期反映地震素材的比较多。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叫《朋友啊，莫叹息》。那是一首钢琴伴奏的美声歌曲：

“星星呦，挂满天，多么宁静的夜晚。是谁在唱着忧愁的歌，对人生失去了美好的信念。朋友啊，快振作起来；春风呦，来送暖，大地百花开；朋友啊，不要叹息，祖国的前程多么美好……”他用这首歌鼓舞自己和病友。

“八十年代那会儿，朴方经常到唐山来，我们为他演出过两三场，第一场是在唐山宾馆。演出完了他接见我们，大家围了个圈唠嗑儿。”他印象里的邓朴方“特别实在”，“他跟我们拉磕，特别随和。”

邓朴方给他们提了点建议：“你们这个小乐队我听了，整体不错，乐队偏单薄，得加一点低音乐器。”“他确实懂行，我们没有低音乐器，音响不成配比啊，于是后来添了贝斯。”付平生说。

那时唐山正好要建一个康复中心，“朴方号召小乐队可以到厂矿企业进行演出，为康复中心募捐。”付平生便带着乐队走遍了唐山周边的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巡演一年，募捐了二十多万。

基本上每演一场，底下的观众全部是泪汪汪的——都是唐山人，拥有着同样的苦难回忆，乐声给他们思绪带来了无尽的钩沉与慰藉。

乐队还下到了监狱、劳改队演出，里面的犯人看了也哭得稀里哗啦。演完了观众们和乐队成员对谈，特别诚恳地谈人生、谈悔悟，“你们都这样了还能为社会做贡献服务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好好改造。”

乐队的发展越来越正规，迎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986年，乐队被邀请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

那次演出，他们奉献了两首曲目，一首是男女声二重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是付平生作曲、姚翠芹作词并演唱的《我是幸福的残姑娘》。

演出载誉归来，乐队名气大涨。与唐山的盲聋哑乐队合并后，“这支乐队最终发展成为唐山市残疾人艺术团。”乐团阵容达到了二三十人，付平生担任业务团长。每次演出前，他甚至认真地亲手给所有乐器调一遍弦。付平生骄傲地说，“这可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住在疗养院里的高清峰喜欢喝酒，没事就整两盅自娱自乐。他从护士那里要来了
今年习主席来疗养院看望病人后出版的报纸，上面印有习主席和他握手的照片。

无障碍的康复村

在付平生重拾音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给予了付平生最多的信心和鼓励，那就是妻子刘玉华。

刘玉华同在截瘫疗养院治疗。付平生悠扬的二胡曲调吸引了她。那时她性格特别内向，而付平生闷头拉琴，对一切丝毫不知。还是常来疗养院看望付平生的一个同学，担当起了两人的“沟通大使”，“替我说开了”。

同样的经历，相仿的年纪，为彼此间的相识相知消除了障碍。一起吃饭洗衣、一起康复训练、一起散步谈心，互相帮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浪漫全化开在生活和细节里。

相恋的不止他们这一对。疗养院病房男女分区，许多情侣早上相见，到了夜晚，就推着自己的轮椅回到各自的病区。韩忠全对这一阶段的概括是：“只有恋爱，没有婚姻，就好像野鸳鸯，日上三竿两相聚，日落西山各东西。”

要寻找实实在在的“家”的感觉，恐怕还得想想别的办法。正巧，疗养院的病员王宝占作为运动员被选派赴日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留意到了当地的无障碍社区：那里聚居的都是生活不便的残疾人家庭，却经过统一设计和建造，便于残疾人的生活与出行。

病友们听闻王宝占的讲述后，纷纷表达出自己组建家庭的渴望。王宝占、韩忠全等人便牵头汇总建议，向政府申请建设“康复村”。

这项申请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量支持，经省级日报和广播平台的宣传更是广为人知，最终，由政府出资加上募集的资金共120万余元到位，1991年，康复村在路南区正式动工，地点位于人民医院背后，而房屋设计则出自残疾人之手。

没有台阶，也没有门槛，大门上书“唐山康复村”，是由邓朴方题写。8排共26套住宅整整齐齐，一条条甬道旁边，种着缠有葡萄藤的柿子树，月季等各种花草分布在院里的每个角落。

屋子的一切进出口都设计得方便轮椅进出，室内生活起居以床为中心——

床边可放轮椅，床靠的墙壁木板可拉合，截瘫者可以从床上直接移动进入浴室、厨房和储藏室。洗澡时可以水平移动到卫生间放下的折叠床上，就连灶台、水管也设计为合适的高度。

与康复村的建设基本同步，1991年6月，十对疗养院的截瘫情侣举行了集体婚礼，而王宝占夫妇是其中的一对。

那是这些夫妇们记忆中最浪漫、幸福的时刻：疗养院的医护人员一大早就为新人们化好了妆。唐山市文化宫的礼堂挂满彩带与横幅。著名央视主持人沈力担任司仪，由时任唐山市长与市残联主席分别担任主婚人与证婚人，而婚礼现场百余人鼓掌祝福。

唐山保利剧院邀请唐山康复村的村民免费观看音乐剧，村民在剧院前合影。
在摄影师的“撺掇”下，害羞地互相牵起了手。

抱团取暖如一家

康复村刚建成时设定的入住条件是：唐山市内户口、双方均因地震而致截瘫的夫妻。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那个社会仍对残疾人存有歧视和偏见的年代，脱离疗养院的专业医护环境，真正独立依靠自己处理吃喝拉撒、相濡以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不小的勇气。

也正因此，这里的邻里关系和别处不同，村民们抱团取暖，26家好得如同一家。

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互相送一些。就在今年五月份，有一名村民旧病复发住院，一天能吃到村里好几户家庭为她送来的粥菜。

大家用了一段时间去适应康复村的硬件，比如擦玻璃时，高处不容易够到。众人便集思广益，将抹布绑在竹竿上。在康复村，看似简单的扶手、挂钩，往往都是村民们自创的无障碍小工具，村民们常茶余饭后出来聊天。“哪家有个咳嗽声都能分辨出来。”齐伟是康复村第五任村长，住在村里20多年。“团结凝聚力量，相互帮助”被他写在了村公告的显要位置。

“咱们这里的人都是经历过灾难的，活下来本来就事件不容易的事儿，咱们这26户是一个大家庭，哪家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心知肚明。”

村民们的经济来源有的是单位工资，有的是靠民政生活补贴和低保。许多需要自己弄点小生意贴补家用，他们做过“喜”“福”“寿”字八张一套的刻纸，组装过电蚊香，还尝试过开小卖部、修锁配钥匙、刻章、摩托拉客等。

付平生也摆过小摊，“小孩玩具，小食品，什么都卖。”后来他也开起了三轮摩托拉脚，一拉就是十年。

后来年纪渐增，他选择不再“疲于奔命”地去劳作。“有人和我讨价还价，我就说上来吧，不要你钱。我就是这么个人，拉客当个乐。没把它当个正式的养家糊口。”

在康复村里，付平生学会了下厨，给老伴儿刘玉华变换着花样做饭。刘玉华在院子里栽了一棵葡萄，藤蔓上结下了果实。付平生与妻子还一起养了一只名叫布丁的小狗作陪伴。

即便离开了一手创立的艺术团，离开了他生活十余年的截瘫疗养院，他仍会常常骑着电瓶车去疗养院找“乐友”们拉琴。

曾有一些艺术团高价来请付平生进行商业演出，但他从不参加。“我心里没这个。搞外门邪道的话，对不起家人。”

现在他“以乐会友”，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演出团。“他们是跟我学音乐认识的，总在一块玩，建议我说，‘付老师，咱们买个音响，到外面唱去’。这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于是每个周五晚上，如果天气不错，在唐山的“小山”（胜利路西段 ），付平生和他的朋友们便会在一块固定的空地上进行公益演出。逢重要日期的时候会打个横幅，“乐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爱之光’吧。”

“爱之光”在当地观众缘极佳。“七点半演出，不到七点已经坐满了。每天晚上得有二三百人。”他们唱红歌、演奏经典旋律，有时候一口气能演到十点才散场。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残疾人是这世上最甜的苹果，只是被上天咬了一口。”付平生觉得，虽然行动不方便，但他精神上所拥有的并不比任何人少。

李冬梅也没放下她的“体育梦”。现在的她仍然热爱运动，每天练练哑铃。只是年龄的威力慢慢显现出来，“以前训练很短就能恢复，现在训练完了浑身疼”，“上次打篮球摔了一下，吓得我以为腿骨折了，赶紧摸摸没肿起来才放心。”

她自己还编了一套轮椅广播操，长约20分钟，一共26节。每天晚上八点，她就在村内的小广场上带着大家做。“谁觉得好都跟着来。”所有的轮椅围成一圈，她喊着节奏，众人舒展拍打着臂膀。做到酣畅淋漓的时候，大家还会一齐大声呼喊。

她也常被疗养院请回去带大家做操，有什么病也回疗养院治疗。“我在那生活了35年了，对那有感情。”

她还有个外号叫“小采买”，如果去疗养院的路上进超市看到什么东西，都会给疗养院里的朋友们打个电话，问问要不要顺道捎点。这已经成了一种温情的习惯。

爱的接力和传递

四十年过去了，轮椅上的截瘫者们并没有因为残疾而封锁在家门内。他们同样知晓这座城市发生的新变化。

他们曾被志愿者们抬着轮椅登上了唐山最高的凤凰山，俯瞰整座新城。连人带轮椅约有200斤重量，而志愿者分成8人一组，硬是扛上了137级阶梯。

“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还能爬山，还能到凤凰山顶上看看唐山。”康复村的村民感叹。

2012年，唐山市博物馆刚建好的时候，有个村民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好奇地发了一条微博，“里面是个什么样呢？”密切关注着康复村的志愿者们，便来到村里推着村民们参观了博物馆。

博物馆、凤凰山、大剧院、公园和广场，以及最新在唐山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新唐山的变化，坐在轮椅上的村民们都能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一一游览。

而在平时，志愿者和对口单位则会定期来到村里，为村民们打扫卫生、送米送面、修理电器和义诊联欢等。

前村长韩忠全有一次开着电瓶车抛锚在了路上，地点距离康复村足有十里地之遥。无奈无助之时，他掏出了身上的党员服务队联系卡拨打电话，不久“援兵”便及时赶到，顶着烈日将沉重的电瓶车和韩忠全推回了家。

而付平生则有一回突发结石，求助电话打到了截瘫疗养院，疗养院将其紧急送到了医院进行手术。疗养员的员工们自己筹钱预缴了手术款，还组成了看护小组。直到手术顺利完成，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康复村的村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志愿者们和爱心机构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个群体始终是在康复村最受欢迎的人。

而村民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外界的善意。震前当过警察的卢德长认为，“身体好才是真的好，活的阳光灿烂，才能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帮助”。

村门口有时看路人的自行车抛锚了，他便会转身回家拿出改锥和扳子出来修理。像地震截瘫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收养了一个孤儿，如今已长大成人，留在了北京工作。

一年又一年，康复村的一些老人逐渐故去，剩下的村民们，仍然保持着历经沧桑的达观。

也许城市和它的主人总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座苦难的城市曾被西方媒体认为震后“被从地球上永久抹掉了”，却仅仅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就重新生长出一座宜居新城；这群特别的轮椅居民，用顽强的生命力挑战了医学上的偏见，封藏了伤口，重新学习独立生活，并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找寻和实践着新的目标。

他们从未止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出发，并继续将爱和希望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