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日本是中国的毒药，也是解药

熊培云 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驻巴黎，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兼国内若干影响力媒体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作者，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2014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游学，并将见闻出版《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文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为了宣传新书《西风东土》，熊培云在最近几个月辗转于各座城市，忙得像一颗停不下的陀螺。直到再次遇见他的那个下午时，得知他刚刚和姜文共进完午餐。“他的下一部电影和日本有关，正好又看到我的书，就一起聊了聊。”

熊培云说，“我选择观察日本，一方面是日本的历史让我着迷；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本让姜文感兴趣的书，熊培云写得很辛苦。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东京大学的别馆宿舍，为了心中的疑虑和探寻一个历史的真相，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公众、右翼分子和在日华人对谈无数，从他们的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中，拼凑出一个从战后到当代的日本形象。像早年做记者一样，他的角色更像是倾听者，在一场场面对面的对谈里，找到日本的过去，更找到中国的未来。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全书采用日记体形式，熊培云称自己想用
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来写作新书。

在抗日剧里找不到和解

“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二战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中日两国在表面上看，区别似乎并不大。当熊培云第一次走在日本街头时，街边熟悉的汉字曾让他一度以为仍旧身在国内。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的习惯。

2014年年中，熊培云受邀，第二次前往日本，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机场排队办理出境手续时，站在熊培云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显得焦躁不安，看到熊培云持有中国护照后忍不住问他：“我的行李会不会丢？”“日本人发现我是中国人会不会打我？”“是不是我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

熊培云很诧异，用之前的旅日经历告诉他，日本人没有针对外国人的“异常”举动。再一聊才发现，年轻人从小被送到加拿大念书，来日本前对它的了解全部来自于“抗日剧”和网上的中文新闻，“鬼子”看多了就担心日本人会对中国人“下毒手”。和男孩分别后，熊培云心里感叹中日和解不易，觉得像这个男孩一样对日本不了解的中国人应该为数不少。这是现实的鸿沟，也是历史伤痕的延续，这趟寻找“和解”的道路一出门就预示着荆棘重重。

其实， 熊培云对抗日剧同样“有感情”，“在神剧里，曾经的苦难似乎都变成了喜剧，真所谓‘娱乐基本靠抗日’。我生于70年代，抗日剧是我的动画片。很多时候，我会通过播放它们来催眠，而且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这些问题关系到日本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和熊培云采访之前，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第九条宪法，为海外派兵添上了法律注脚，同时释放出危险信号。

带着探求和解之心上路，深入到日本的社会深处。粗数一下，熊培云采访了一百多人，这里面包括了学者、政府官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大学生、皮条客、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长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后代……甚至还有右翼分子。他和学者聊政体，思考日本在二战前为何走向帝国主义；和记者谈领导人，考察言论自由的环境与舆论压力；与中国人异乡碰面，倾诉他乡生活的点点滴滴；跟反战大学生谈宪法与战争的关系，在游行队伍里揣摩日本人的反抗哲学；与日本农民谈音乐话家常，对比中日乡村的愁与乐，在村头的墓地里，摸着冰冷石碑的石刻纹理，诧异二战侵华老兵在参军前秉性纯良、漂洋过海就成了罪恶战争的炮灰……

1963年10月，毛泽东与来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中）交谈。
当时石桥湛山早已下野多年。

寻找石桥湛山

和解是双方向的。在中国人眼中，邻国是“小日本”，这种充满贬义的嘲讽，却是日本能重新崛起的重要能量。二战后，“大日本帝国”荡然无存，随之上台执政的正是代表着“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在战前，石桥湛山就主张日本应放弃满洲，当日本深陷太平洋战争囹圄时，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战后他当上首相立即否定了之前的军国主义道路，希望借着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复兴，依靠贸易、外交等手段重振日本社会，从穷凶黩武似的外扩政策，逐渐内收，向经济立国靠拢，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同时，让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所以我们说要打倒‘小日本’是错误的，而是应该打到‘大日本’。”可惜的是，因为身体原因，石桥湛山在首相位置上没有待太多的时间。

在日本行走的熊培云却发现自己失算了。他像祥林嫂一样，每遇到一位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就问其是否知道石桥湛山，甚至连外国留学生也不放过。而石桥湛山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在全书的各个角落出没。

可惜，日本人对这位前首相已经选择性地忘记了，只有少部分学者还能断断续续讲出他的一些政策外，此外别无他物。取而代之的是书店里越来越多的“厌中憎韩”的书越卖越畅销。石桥湛山曾为日本设计的“和平崛起”路线，是日本战后经济转型的基石，但在今天看来，日本政府正走向反方向。

熊培云的担心从媒体的态度上得到不断印证：日本正在右倾化。越来越多的媒体成为政府政策的扩声器。令人意外的是，还有一批在日本生活的华裔作家或时评人成为右翼的武器，频频向中国以及历史发难，混淆视听。

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的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日本媒体从2015年的61位降至72位，主要源于安倍政权对媒体的态度。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二战时的日本媒体，“它们跟着政府走，很多记者来到中国成为‘笔部队’，用文字冲锋陷阵，为帝国的一切政策辩护，为日本对外扩张鼓掌。”

唯一让熊培云略感欣慰的，是有日本记者注意到他的书后评论，说中国的学者在关注石桥湛山，日本人该怎么纪念这位前领导人？“这也不算是一个彻底被遗忘的状态吧。”熊培云勉强说。

2016年初，安倍政府准备修改宪法第九条，主要内容是“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为此，东京民众来到国会大厦前激烈抗议，称修改宪法将会把日本重新拖入战争。

暧昧的日本和不愿原谅的中国

这次在日本，熊培云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他想起老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他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熊培云问自己，也在问历史。

熊培云曾记下自己和中国学生对谈，他谈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在防止外来的杀戮时，也要防止内部自己人的杀戮。这时有个学生站出来反驳他：“老师你说的不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是侵略；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内部进化。性质不一样。”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熊培云觉得中日之间的和解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二战后，国民政府和美国关系转淡，又疲于应付内战，新中国政府尚未成立；日本则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接管，和中国失去直接接触机会。随着两个国家越行越远，和解变得越来越麻烦。

记得在北京的新书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孙静研究员讲道，曾向自己的学生抛出设问：如果日本愿意承认侵华战争并道歉，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和解？满堂学生异口同声：不愿意！“我从来不觉得应该原谅日本做过的罪行。那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熊培云说，“作为个人，我同样无法接受政府去参拜靖国神社。你参拜可以，但一定要换掉‘你们为国牺牲’的论调，而是该去忏悔，国家当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让你们付出了牺牲。只要没有悔悟，就没有意识到战争的错误。日本政府对于历史的态度太过暧昧。”

当熊培云在史料中找到，曾在中国进行“百人斩”恶行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两人处决前的遗书中都出现了“中国万岁”和“为中国的奋斗而祈祷”这样的话语，更觉得战争发生的诡异和迷乱，继而总结“两位‘皇军’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出生入死究竟为谁而战”。

一个暧昧的日本，和一个不愿原谅的中国，如何和解？

2012年8月，广东省深圳市的民众举行反日、保卫钓鱼岛游行。他们用砖块和矿
泉水瓶子对准了街上挂中国牌照的日本车。在部分人眼里，这些日本车都是日本
侵华的“帮凶”。这些画面在日本媒体上披露后，日本民众表现出极大恐慌。

在毒药里寻找解药

鲁迅曾对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说过，日本是中国的“药”。鲁迅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依旧充满现实意义，不如说当时的问题在今天依旧是顽疾。在鲁迅那个时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化国力大大增强，让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批革命党人热衷前往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并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条线路也戛然而止。

在熊培云的新书座谈会中，出版社重新使用了鲁迅的这句话当作招牌。这味药在如今吃起来是苦是甜，需要亲自去尝。熊培云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他认为，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个人责任等方面的培养，那么日本将是一味良药。

寻找解药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真的过程。熊培云每天背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拍下来，他说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习惯，另外一个必带的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与人交谈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记录。“我是天天都在写，有时候晚上会栽在电脑上睡着。”

看过新书的读者都会对熊培云寻找“人物”的本领钦佩不已。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中国通”加藤嘉一、“歌舞伎町案内人”李小牧等人外，还有商业出版社编辑大森勇辉和在华出生的日本老人幅馆卓哉。这些人在不同层面上给了熊培云对于和解的不同意义。

“我遇到一位90岁的老人，他叫幅馆卓哉。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曾把中国当作故乡的人。他说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要用两百代来还’，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日本人杀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为中国人不会疼。’”熊培云想，两个民族的和解，应该从了解对方的疼痛开始。亨利·朗费罗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与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

记得分别时，幅馆卓哉在地铁里把熊培云送上列车，当列车启动的一刹那，老人摘下帽子冲着列车里的熊培云深鞠一躬。熊培云顿时方寸大乱，他一方面想这大概是日本人的日常礼仪习惯，另一方面，他也为老人在深夜的列车旁不愿离去，就为了给他鞠一躬而心生不忍。

经济出版社的编辑大森勇辉，本来策划出版了大量右翼书籍，但坐在熊培云面前，却坦诚自己出书的初衷不是赞同那些观点，更多是迫于生计地迎合市场。“我相信那些极端主义的书籍不会有长久的市场”。当经济压力摆在面前的时候，适当地向市场倾斜成了一种自救手段。尤其是当大森聊起中国文学后，熊培云对于人类本身的多样性产生了莫大兴趣，“人性是多么复杂，一个大森在出版社忙着给右翼分子出‘厌中憎韩’的书，另一个大森坐在办公室里和我赞美余华的《第七日》和《活着》。”

恰巧那段时间，刚上初中的女儿曾来到日本，熊培云去见大森勇辉时就在身边。回到住处，熊培云问她对这个叔叔怎么看，孩子嘴上说“很好啊，我看他挺善良。”熊培云对这个回答不置可否，但似乎突然明白了这家出版社的英文名称为何叫BUSINESS PRESS了，“因为BUSINESS is business（商业归商业）嘛。”这也能概括很多日本媒体的现实状态，不是为了纯宣传右翼思想而鼓噪舆论，那些出版商人不过在做着“善良人的生意经”，尽管这样做的后果可能非常危险。

和解现实，让善生发

几个月下来，他写了四五十万字的游学日记付梓出版，可谓“旅日数月，甘苦自知”。他给书起名《西风东土》，西风既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和中国，如何将日本从一个“和魂汉才”变成“和魂洋才”；另一方面，东土也指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下慢慢分化和演变。但归根到底，无论风怎么吹，“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样的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情。”

有人问他中日关系会变好这类的设问时，他从来都是避而不答，作为一个不喜欢预测未来的人，这种问法过于空泛。至于他自己，已经超额完成出访之前想做的事情。

而关于和解的命题，他也有了自己的答案。熊培云不赞成历史的和解，而把精力放到关注现实的和解上。“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历史。现实仍在变化，吉凶难测，和解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逢凶化吉，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当今天的日本人不是曾经的鬼子，当仇恨从眦睚必报，变成对未来的警醒，进而诞下善因，和解的到来就不远了。

如果为两个国家的和解能做出一点贡献，熊培云说自己做得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