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环境下的黑色肾脏交易

摘要：一个月后，阿莱士接到一个电话。加法尔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有排斥反应，他没能活下来。在葬礼上，一群人围着他的新坟默默转圈。纳琳的肾脏和他一起被埋葬。

加法尔患肾衰六年，每周要进行三次透析。在拍摄几个月前，他看到了纳琳卖肾
的广告。他打了她的电话，最后达成一致，成交价是15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3万元)。

摄影_弗朗西斯科·阿莱士（Francesco Alesi）

文_本刊记者 白 帆

伊朗是全球唯一可以合法买卖器官的国家，导致医院附近贴满了当地人出售自己肾脏的海报，被形容为“肾脏淘宝”。但如果通过公立机构售卖肾脏，肾的官方价格只有725美元。出价太低，导致公立机构肾源紧张，有意愿出卖肾脏的人都流向了高价黑市。

据伊朗官方统计，全伊朗大约有11%~14%的失业率，但是据专家估计，失业率要比这数字多得多，这其中包括好多青壮年，他们才二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可是没有工作，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只好去卖肾。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
（Francesco Alesi）
意大利人，在成为摄影师之前，做过店主、会计和警察等工作。
34岁时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从2010年起，加入ParalleloZero图片社。

黑市卖肾比政府价格高得多，而且也比政府机构快得多，但这种交易对卖肾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而且一旦出现生命危险或是留下后遗症的话也没有地方去讨说法。但由于价格高，好多人还是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肾。

在所有卖肾的伊朗人中，约有80%是通过黑市进行交易的。有些接受肾移植者愿意出高价给供肾者，有些富人可能还同意为提供肾的人提供永久的资金帮助。

德黑兰是伊朗最大肾脏买卖中心，位于市中心的肾脏病患关怀慈善协会(CASKP)周边区域，卖肾广告很多。

伊朗一名寡妇为了早日把女儿嫁出去，不惜到德黑兰各大医院附近贴广告卖肾，所赚的钱是替女儿买嫁妆，维护家族名声。类似个案在当地比比皆是，当地人都争相在医院附近贴卖肾海报，并会附上血型和电话号码。

为此，摄影师弗朗西斯科·阿莱士（Francesco Alesi）记录了一名患肾衰的年轻人加法尔（Ghaffar）私下购买肾脏并进行移植手术的全过程。

“我想做一名教师，但因为这个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加法尔说，“这些年来，
我只有一个目标———找到捐赠者。”

加法尔的经历在伊朗并不常见。一般来说，只有富人才有钱买得起一个肾，纳琳
的开价等于一位政府雇员两年的工资收入。

加法尔打过几百个卖肾者的电话，其中有72个与他的血型相符。但最后他们都被
医生拒绝了———或者是因为不匹配，或者是因为卖肾人自身的健康状态太差。

移植手术进行那天上午，加法尔非常紧张，一直没有说话。

一颗肾的交易

一股强劲的热风从沙漠方向吹过来，在伊朗城市阿瓦士(伊朗西南部城市，胡齐斯坦省省会)一带，从石油精炼厂烟囱里喷出的火苗，像是献给波斯湾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一阵鼓声让街面喧嚣了起来，在伊朗的所有城市里，什叶派教徒正在庆祝阿舒拉节。

24岁的加法尔走到窗边，细细观看。他多想走下去，跟他们一起载歌载舞。但今年他去不了，因为他正在医院里等待有人能捐给他一颗肾。

而在移植病区的女患病房，鼓点的节奏打断了三名年轻病人叽叽喳喳的交谈。坦蒂丝(Tandis)和莎曼(Chaman)正向纳琳(Narin)展示胸部的手术伤痕。她们不久前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现正处于康复期。纳琳很快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伤口：她卖出了自己的一个肾，买家是加法尔。

在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外面，墙上往往布满马克笔写下的卖肾广告：“A，25岁，我愿出售肾脏。”“B，33岁，有肾可售，价钱可谈。”附带的信息主要有血型、电话和卖家年龄。越是接近35岁——伊朗规定卖肾的年龄上限，价格就越低。

“我想做一名教师，但因为这个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加法尔说，“这些年来，我只有一个目标——找到捐赠者。”加法尔打过几百个卖肾者的电话，其中有72个与他的血型相符。但最后都被医生拒绝了——或是因为不匹配，或是因为卖肾人自身的健康状态太差。“一年前我找到一位，名叫阿什坎(Ashkan)，他通过了所有匹配检查，但他在手术前三天拿了钱，然后就人间蒸发了。我陷入了绝望。”加法尔说。“几个月前，我看到了纳琳的广告。我打了她的电话，她开价20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4万元)，我只能出1300万托曼(约为人民币2.6万元)。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成交价是15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3万元)。”

加法尔的经历在伊朗并不常见。一般来说，只有富人才有钱买得起一个肾，纳琳的开价等于一位政府雇员两年的工资收入。“为了这个移植，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地都卖了。”加法尔的父亲戈勒瑞扎(Gholamreza)说，“我们不得不在生计和救儿子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选择了加法尔。但是现在我们怎么生活呢？”

纳琳跟摄影师说自己是想“帮助更多的人”才来卖肾。而摄影师从加法尔那里听到了
不同的版本，就是纳琳和丈夫迫切想改善家庭条件。

纳琳也来自一个贫困家庭。她刚刚结婚不久，和丈夫都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纳琳不愿深聊自己为何决定卖肾。“这是一种帮助别人的行为。”她反复说的就这一句话。

但是加法尔似乎知道得更多。“手术前几天，我在家招待过纳琳和她的丈夫。”他说，“这让我们有机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在伊朗，已经结婚的人还依赖父母、住在他们家里是非常丢脸的。卖肾之后，纳琳和她丈夫就有能力租个房子，安顿下来，至少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他们希望石油价格能再涨上去，这样就会有更多工作机会。”

移植手术进行那天上午，加法尔非常紧张，一直没有说话。医生不允许采访者旁观手术，“你不能拍照，你根本就不应该进医院。”于是阿莱士就在手术室外面等候。纳琳先被推了进去，然后是加法尔。四个小时之后，手术结束。加法尔将留院观察三周，而纳琳将在三天后回到家里。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之后，加法尔开始考虑未来。“多亏了纳琳，我将会成为一名教师。”他说。一周之后，阿莱士离开了伊朗，加法尔的故事似乎有了一个美满结局。

一个月后，阿莱士接到一个电话。加法尔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有排斥反应，他没能活下来。在葬礼上，一群人围着他的新坟默默转圈。纳琳的肾脏和他一起被埋葬。

纳琳仍然不舒服，剩下的那颗肾总是疼来疼去地折磨她。“医生说我必须按规定饮食，多补充水分。但我现在已经停止服药，不去医院检查。”加法尔死亡的消息让她难受。“我以为移植以后加法尔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的肾没有起到作用。我想是上天不同意我捐肾给加法尔。上天对我不高兴。”

她告诉阿莱士，加法尔的父亲曾经到医院去投诉。“他们的答复是，那个肾对加法尔来说太大了，他们说之前已经警告过加法尔。但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医生因为疏忽杀死了加法尔。”

手术中的加法尔。

术后三天的加法尔，看起来一切似乎是好的，尽管疼痛，但他越来越能够行走。

加法尔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有排斥反应，他没能活下来。医生说是因为“纳林的
肾脏太大了”。

“纳琳最后不愿出镜了”

三月风：我看到你以前的履历非常有趣，做过很多和摄影无关的工作。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我脱下了制服进入大学学习，这比在停车场照顾警车有趣多了，我开始阅读哲学、历史和文学类书籍，充实自己的人生，但显然还缺了点什么。有一天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一则“绿色和平”摄影师Raghu Rai拍摄印度博帕尔的展览海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实摄影，是一种充满吸引力的经验。照片让我见证了20年前的印度，我开始懂得摄影在用一种有力的方式展现给我们世界的模样。视觉、图像、符号可以迅速引发情感，第二天我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

三月风：在故事中，加法尔像一个悲剧人物，作为摄影师，你是如何接近他的？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我当时前往阿瓦兹医院的肾移植病房，想找一名合适的拍摄对象，于是我碰到了他。在遇到他之前，我联系了很多把联系方式写在交易墙上的人，但他们都不愿意出镜。

三月风：这组图片拍摄了多长时间？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我花了几周时间在家做准备，找好器械，设想拍摄条件。我在伊朗花了三周找到他们，然后用10天拍摄完成。

三月风：我发现纳琳自始至终都没有露出正脸，为什么？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首先，纳琳接受拍摄时是答应出现正面形象的，但最后她要求我不能出现正脸，还要使用一个假名。确实给后期编辑图片带来不少麻烦，好在我拍了不少她不露脸的照片。她没告诉我变卦的原因，兴许是她听了身边人的提醒吧。

三月风：纳琳现在怎么样了？她改变生活了吗？

弗朗西斯科·阿莱士：我没再和她联系过，我希望她能开心地活下去，并能找到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