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 按摩院不是盲人的唯一归宿

编者按：他们一件一件摸过去，我给他们描述是什么样子。比如杯子，我不能描述“这是一个杯子”，这仅仅是一个名词而已。那个时候我感到了少有的那么投入去体会一个物件所传达出来的感情。

万青
2015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涉足影像记录多年，关注性别、
劳工、残障、环保等领域。为视障按摩师拍摄倡导型纪录片《盲人不按摩》，
获2015年中山大学毕业设计优秀奖。

万青（右）和盲人阿冲在纪录片《盲人不按摩》的拍摄过程中成为了好友，二人
时常聊天探讨，他们下一步打算就盲人出行的问题做一些宣传和努力。

文 摄影_本刊记者  张西蒙

旧时的中国，一提到“盲人”——那时更多被称为“瞎子”，第一时间映入人们脑海的是算命先生，抑或江湖术士：两撇八字胡、一杆布幡招牌、一副圆框墨镜，凭借巧舌如簧，赚得铜钱二三。偶有阿炳的《二泉映月》，让人们知道盲者也能把音乐玩得出神入化，但大概也跳脱不出这样的形象。

这种现象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所转变。这一时期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颁布和各类有关盲人的就业指导文件问世，据复旦大学李会学教授研究整理发现，“盲人触觉灵敏、注意力集中，适宜从事按摩”等话语在这些文件中屡见不鲜。

时至今日，“盲人”和“按摩”似乎成了合二为一的词汇。90%的就业事实和100%的外界映像让盲人自己都模糊了界限：“我除了按摩，还能干什么？”

为了选拍摄对象，没少按摩

“曾经我的愿望是脱离按摩。”丛林（女性视障按摩师）自嘲地苦笑着，旁边的老闫（视障按摩师）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在万青拍摄的纪录片《盲人不按摩》里，六七位陌生的盲人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脱离按摩行业。曾经从事按摩行业的阿冲说：“在盲人按摩给了我们一个饭碗的同时，这个职业也束缚了我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我们整天像一群老鼠待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

那么，有没有盲人对按摩一往情深无怨无悔？“绝对没有，至少在我的受访者里，没有。”初见万青，这个“90后”短发女生的干练和睿智在她自信的笑容中一览无遗。

万青对影像表达，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之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使得她在大学期间就拥有了几项同龄人少有的成绩。她曾为消除乙肝歧视而邀请陌生人吃饭的雷闯做过宣传片，还参与过很多性别歧视的案件。

《盲人不按摩》中主要的角色有六七名视障按摩师、NGO从业人员等，而在片子拍摄过程中，万青找到的素材数量比这要多一倍。她用了一周的时间，在地图上把广州的按摩店先分布出来，“第一天海珠区，第二天天河区，每个区平均分配。”万青说，并不是每个店都会接受拍摄，“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店，觉得你要拍的东西对他们影响不好。”

在被拒绝几次之后，万青每到一个按摩店并非开门见山地提出拍摄要求，“我会先去按摩一次，一到两个小时。”她在按摩的过程中和视障按摩师聊天，“这个过程中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顾客，他们会比较放松，能够看出有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深入了解的东西。”如此往复，万青慢慢定下了拍摄对象。

在51分钟的影片里，盲人按摩师们普遍表达了一个观点：按摩本身没有错，苦的
是盲人按摩师，如果有其他职业可以从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转行。

按摩是好东西，按摩店不是好东西

阿冲做按摩的十几年间，经历过三两人的按摩店，几百人的大店也干过。一路下来换了十多个城市，走了十几家按摩店，最短的仅仅停留了一个晚上。“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按摩是一个好东西，可以祛病止痛强身健体，但是按摩店不是好东西，低收费就导致了按摩师的低收入。”

视障按摩师最主要的收入是提成，“我刚来的时候一个小时提成是10块，做了30多个小时，只有300多块，买完洗发水等生活用品，发现钱根本不够用。”

“很多时候从早晨穿上裤子，之后的时间就不属于我了，直到晚上钻进被子才算下班。”阿冲下班时间基本都在凌晨一两点，平均工作时长是十四五个小时，有的店里甚至24小时上班。“按摩师没有底薪、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医保。”阿冲说，这“三个没有”成了各个按摩店里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广州的按摩师正常情况下月收入在2000到3000元之间，好的能达到4000元。高强度的劳作之下有很多人落下了职业病，腿部僵直、双手血液不流通、关节炎等，“但大家只能每天尽量多干，咬着牙硬挺。”

“别说远的，附近的地方我知道的都不多。”按摩店店主老黄很少离开自己的店面，女性盲人按摩师阿曾向万青诉苦：“去超市里买东西，不认得字过期都不知道。”这些常态的障碍将他们局限在按摩店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能走出去的机会寥寥无几。

“大家都想着开店，真正能开的少之又少，而且开了以后不是都能赚钱，有很多失败的。”阿冲说，店面租金、“O2O”上门服务的推拿，都是盲人按摩师开店的阻碍因素。所以能开店的视障按摩师，“即便想给手下的员工提高待遇，往往也是力不从心。”

《盲人不按摩》宣传剧照，影片不仅讲述了盲人
就业的难处，还涉及与性相关的问题。

字幕不用“他”或“她”，都用“ta”

“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万青在各种公众场合从来不避讳介绍自己的另一重身份，“所以在这部片子中，我有意识地加入了性与性别的视角。”在片中，如遇需要指代所有人群，字幕中的他或她皆用“ta”来替代，这一个细节上的处理，万青说：“想要引发观众对性别的思考。”

“女性按摩师因为一些性别的缘故，不太想上镜，觉得女生要矜持，上电视太过招摇。”万青遇到的每名女性采访对象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个女性按摩师，数次拒绝万青的拍摄要求。“她是唯一的广州本地的女按摩师，会参加一些同城的活动。我甚至找朋友给她生意做，四五次了，她还是不肯答应让我拍摄和采访。”相比较而言，男按摩师的思想工作容易很多，甚至很多男生主动要求上镜，“他们会觉得上电视能‘帮我找女朋友’。”

“语言骚扰我都推掉，为了赚钱嘛，如果直接把他（实施性骚扰的客人）赶走的话，这一个小时不就挣不到了呀。”丛林说，女性按摩师被客人骚扰的状况时有发生，尤其是夜晚喝醉的男客，即便遇到，也只能好言拒绝。丛林和老闫是一对盲人情侣，有一间屋子和一张按摩床可以供他们休息。阿冲说，他们的老板肯定不是广东人。

“广州人认为经营场所不允许男女一起住，会对他们的运气有影响。”阿冲说，按摩店里私人空间很少，有很多情侣或者夫妻想亲近一下很困难，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很多人只能趁着洗澡的时候委婉表达“咱们一起冲吧”。“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折磨。”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首次将盲人按摩师推向了公众视野，而后被改编成电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相比较《推拿》中视障按摩师情欲的流动，万青的片子更像是在叙说这一群体的麻辣生鲜。

有太多的议题想要倡导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倡导的层面是8分；从纪录片专业角度讲刚及格；从我个人情感出发是8分。”万青给自己的作品打了一个基本满意的分数。她下一步关注的目标仍然是边缘议题。“我希望我的影像作品不是被工具化，而是有它的故事性在，‘传教’不会那么直接和强烈。”

“这部片子给NGO看能看到性别视角，和不同的分析问题的角度；给媒体看，将来在报道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边缘视角；给视障朋友看会有一些思维的翻转，并且对自己的权利有更多的意识。”万青说，《盲人不按摩》不管是谁看，都能有被触动的一面，是她最大的心愿。

万青从拍片到首映，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成了她最大的遗憾。2015年6月片子首映后不久，她和丛林、老闫一起吃晚饭，饭后丛林说“我不要回笼子里。”于是万青带着二人去了一个小超市，“他们一件一件摸过去，我给他们描述是什么样的。比如杯子，我不能描述‘这是一个杯子’，这仅仅是一个名词而已。”万青思考着颜色该怎么描述，形状该怎么描述，“那个时候我感到了少有的那么投入去体会一个物件所传达出来的感情。这一幕如果能拍到纪录片里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