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兴 让触动照见幸福

摘要：15年来，于全兴几乎走遍中国西部地区，采访拍摄1100名贫困母亲，困境中的母亲触动他心底的柔软，延续到手指触发相机快门，记录感人至深的影像，他的影像也为贫困母亲获得“幸福工程”的关注与救助。

于全兴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主任、
教授，自2001年以来，拍摄了西部贫困地区1100多
位母亲。先后获CCTV感动中国2005年度候选人物、
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首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基
金奖”及幸福工程“爱心使者”奖等荣誉。

文_本刊记者  谷佳

摄影_本刊记者  白帆

“你们看，这张拍虚了，当时抖了。”老于指着靠窗的照片，上面是一位佝着背背着男孩的母亲，站在参差不齐石块堆砌的茅棚下，右下角依在母亲身旁的女孩头顶有点模糊。

这位母亲叫顾彩莲，云南丫口寨的，编箩筐挣了100元钱，却舍不得给自己看病用,“她说,快过年了，就想能给娃买点肉吃。”当时我的眼泪“啪”地就掉在取景器上，手指按下去了，虚了。当地的翻译说，老于，你太感性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多了。“多了？那时没见过呀。”这位感性的汉子就是于全兴，“幸福工程”项目的随拍摄影师，人们习惯称呼他“老于”。

自2001年起，老于34次往返西部的94个县贫困县，306个村庄，采访拍摄1100多位贫困母亲，在触目惊心的贫困中，用镜头录下感人至深的“母亲”们。 

顾彩莲曾说：“如果谁能帮我一点钱，养一头母牛，转年来母牛下了小牛，我就
可以还钱。”像顾彩莲这样的贫困母亲还很多，只要给她们一点帮助，便会为她
们脱贫带来希望。

于全兴的拍摄过的母亲，一部分至今尚未走出贫困。逐年提高的贫困
标准，使更多低收入人口被纳入扶贫范围，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
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人。“贫困母亲”数量没有大幅减少，处于贫困
的母亲还在等待被救助。

贫困是想象不出来的

1995年2月，“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公益项目全国组委会成立，项目以救助西部地区的贫困母亲为对象，每户给予3000到5000元救助款，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

老于参与了1996年的“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筹备，到了2000年12月，供职的《家庭报》报社领导通知他，社里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委托，派他前往西部地区，拍摄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和项目实施成果，为期一年。饯行时，社长特别叮嘱他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

当时他不明白社长的意思，也没多想，便踏上了播撒“幸福”的征程，那年，他38岁。

“贫困，你想是想不到的，你不下去的话，永远无法感受到。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那个概念，你得融入到那个环境里，才能感受到。”

老于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打零工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拉扯大，他对“贫困”是有记忆的，“人家吃馒头，我家吃窝头；人家穿新衣，我的衣服补丁落补丁。”但是，西部的那种“贫困”和他小时候经历过的一比，“那反差太大了！太大了⋯⋯”

2001年过完元旦，老于到了海拔 4700米高的青海玉树县结隆乡，开始“幸福工程”拍摄第一站。那里，经年的大雪埋掉了牧民的房子，冻死大量的牲畜，断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仅靠政府提供微薄的资助度日。全村人住着泥巴和着草坯垒成的“冬窝子”，没有床，睡在地上的破毛毡子上，吃的是青稞面和水，加点盐巴，一星儿酥油都没有。再到贵州纳雍县，老于见到了他“听了都不敢相信的事情”，一个村子百分之八九十的母亲卖过血，一个月卖两次的属于一般水平，还有卖三四次的，一次60块钱，就为了买种子、化肥，给孩子买书本。

母亲是家庭的支柱

这些贫困母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一个最特殊的群体。她们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病，“小病硬扛、大病等死。自然环境恶劣、语言文字不通，上有老下有小、阻碍了母亲走出大山。男人外出打工，为家里寻一条活路，她们便不可替代地成为“撑起家庭的支柱”。

老于走进宁夏固原县谢芳玲的土窑，左边灶台，右边土炕，摊在炕上两床被子看不出本色，洞中矮墙隔开与牲畜的栏圈，人畜混居在当地很普遍。土窑里大大小小贴了许多奖状，“这些是我家女娃的，她上学优秀着哩！”谢芳玲骄傲地回应老于的提问，“我还‘三好生’哩！”旁边的女孩插话。 “我病了，女娃也不上了学。” 谢芳玲哽咽得说不下去。

谢芳玲病倒了，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照顾她，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她看不起病，女儿也上不起学。母女眼泪汪汪地看着一墙的奖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们。”

母亲倒下了，家就散了。这些恪守淳朴、勤劳、忠贞美德的贫困的母亲对希望的坚守，难以换来孩子的幸福。

重庆市聚城口县覃纯菊的丈夫1993年不辞而别，留给她一个贫困的家和两个幼小的女孩。她得到“幸福工程”救助款，买了牛，用那双骨节早已变形的双手，种菜、喂牛，垒起被洪水冲毁了半边的土坯房，在没有男人的屋檐下，撑起一个家。

离家9年的丈夫回来时，带回的只有一条工伤致残的胳膊和不到1000元的积蓄。老于问覃纯菊，“他走了这么多年，你这不是守活寡么，你就不怕他在外面找？就没想过离婚？”“没有，我一直盼着他回来，可他回来断了手，重活干不了，有啥法子嘛。我的命孬。”

困境中的母亲们,她们认命，但对改变命运充满渴望,正是她们眼中闪动着的走出贫困的执着, 成为获得帮助的力量。

假期里，于全兴带着学生走进西部，接触贫困母亲，将拍摄“幸福工程”的薪火
传递下去。

一张照片帮了一位母亲

老于摄影贫困母亲时，一不拍哭的，二不拍惨的。他随着贫困母亲到家里看她们在锅边灶旁、牲栏禽舍忙里忙外；跟着她们到山野、田间拍她们做着熟稔的农活，“把相机架好，等着母亲说出她的愿望时，按下快门。”他诚实地记录着母亲，“触动自己的，才能感动别人。”。

影像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更具穿透力，感染力，相纸上贫困母亲的凝视，像是一个深邃的管道，把带进她心底的故事，看到她的美好的憧憬。

这些年，老于举办过近20次贫困母亲主题摄影展，也曾把展览办到美国，观展的人多了，被感动的人多了，捐款多了起来。在天津的影展，有位女大学生站在顾彩莲的照片前流泪，她说，“这位母亲在和我说话。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坚韧，我一定会帮她。 ” 

2005年大年初一，老于回访顾彩莲，除了“幸福工程”救助，她也陆续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捐款。她的病治好了；家里盖起来新房；养了猪和牛；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阁楼上挂满了风干的腊肉。村里妇女没事总到她家串门聊家常，以往，没人敢去她家，被她借钱借怕了。2014年，再去回访顾彩莲家，她家靠卖牲畜收入有6000多元，牲畜存栏10多头，还在寨子里开了小卖部。小儿子读书初三，女儿嫁在寨子里。彩莲说她，结婚时家里给1000块的彩礼，还是借的，三四年才还上；她给女儿办喜事花了1.2万元，一分钱都不用借。“能帮一个帮一个，帮了一位母亲，就可能改变家族命运。”

没给自己母亲拍照，是最大的遗憾

在西部拍摄贫困母亲的触动，让老于思考如何将“幸福工程”拍摄纪录传递下去，2004年他离开报社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这样每年至少有两个假期能去关注她们、拍摄她们⋯⋯”寒、暑假他带着摄影系的学生去贴近贫困，回来整理照片和采访记录；元旦、春节做贫困母亲回访；被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专访报道后，还要回复热心读者、观众的捐助咨询⋯⋯

 “还记得拍摄‘幸福工程’前去和母亲道别，她说“兴儿，路上小心”微笑着擦掉眼泪。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可时间都哪里儿去了。”去年，老于的母亲突发脑梗，瘫痪在床，“11月29日，母亲走的。拍摄了那么位贫困母亲，没有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是我最大的遗憾，无法原谅自己。”

母亲走了，救助“贫困母亲”的脚步没有停下，老于又将仍奔赴让他魂牵梦萦的西部，为‘幸福工程’众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调研。“人这一辈子能踏踏实实做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反正，我这后半生就一心一意扑在‘幸福工程’项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