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故事多

孙朝栋（右起第二位）一家给96岁老母亲过生日

作者_河北省盐山县南隅村 孙朝栋

在北京市东南方，有一个古老的小县城，叫盐山隶属河北省沧州市，这里低洼盐碱，苦水沿边，但盐山人世代勤奋坚强，英杰辈出，尤其是抗日英雄马振华受万人称颂，已列入全国三百名英烈之中。在盐山县城南隅，世代居住着一贫寒之家，到17世孙朝栋，令人惊异的脱颖而出，被誉为“书香家庭”“德孝之家”“河北省幸福家庭典型代表”等，2014年9月18日，又被评为“沧州好人”。在这个家庭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乡亲中广为传颂，在诸多媒体被披露。我做为亲历人，向《中国残疾人》，我们残疾人的“亲人刊”做以汇报。

对早逝的父亲永难忘

常言都说，父亲是座山，始终是儿女们的依靠。而我这个可怜孤子，年仅七岁就失去山一样的父亲，1950年，比我更可怜的遗腹女妹妹，更是在埋葬了父亲七天之后才出世，以后只能在父亲坟前哭喊，“爸爸”。

父亲给我最美好的记忆，是我在6岁时（1949年）村里搞土改复查，收缴到大批的“胜利果实”，身为民兵小队长的父亲持枪守卫，那英武的形象终生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身高体健、浓眉大眼、目光如电、皮肤黝黑、形如铁铸，有这样的钢铁战士站岗，谁能不放心！

当时我也手持一支父亲给制作的木头手枪，在父亲身边陪岗。直到10天后“胜利果实”发放完毕。我也分得一付小铜“家伙”（一直玩到1958年，被大炼钢铁运动收走）。我很喜欢父亲手中的钢枪，但父亲不让我摸，我就高声对父亲发誓：长大后当解放军，能有更好地钢枪，保卫我们的大中国！后来，到了1961年我初中毕业，报名参军，体检、政审都顺利通过，负责领兵的张排长十分高兴——招到一名中学生太不容易了！但到穿军装时，却让村支书挡下来，理由是一因我是独子，名额让给兄弟多的户吧，二来我能继续读书，高中录取通知书已发下来了，我只能无奈的服从现实。

父亲给我最欢乐的记忆，是我在5岁时（1948年）。这年夏天，当斗工（在粮食市当计量员，以木板制作的斗作为计量工具）的父亲在午睡后，一把抱起我放在他身上，让我当马骑，还不时用双手举起我来在空中转圈，逗得我一阵惊叫、一阵狂笑，当把我放在他身上时，我趁机用双手挠他的痒痒处，父子俩缠在一起，笑成一团，母亲闻声赶来，见此情景，一边责怪父亲太鲁莽，一边也跟着笑起来，形成了欢声笑语的大合唱。只可惜这种大合唱，因父亲的意外早逝，上演的次数太少了。

父亲给我最佩服的记忆，是他的勤俭。他当斗工时，每次都把洒在地上的土粮食扫干净背回家，再用筛子筛，簸箕簸，然后再摊在吃饭桌面上一粒一粒地分拣，常在煤油灯下捡到半夜，珍惜每一粒粮食，在上石磨磨面时，谷子从不脱皮，这些用手工捡得杂粮，成了我家的美食。我还佩服他打一手好鼓。他是我村大鼓队的队长，还任操鼓手，每逢过节，那振奋人心的大鼓声，总会振动全村，好事者会翩翩起舞。我也会拿出小铜“家伙”助阵。自然大鼓队的全套用具都由我家保管，直到父亲去世。

父亲让我受教育最深的是他的抗日爱国心。1946年前，我所住的盐山县城，被日本鬼子占据，我家西边就是日本鬼子据点。为此父亲堵上了西门，在东围墙上开了个口，和东邻唐家共走一个大门。同时，他参加了抗日民兵队伍，并任小队长。记得我在幼童时期，家中还藏有一支步枪和一门土炮。（1951年上交）

当年，一天夜间，父亲外出执行侦察任务，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关进大牢。当夜，母亲彻夜未眠，第二天她找到地下党请求营救，地下党同志满口答应，说早已知道，已开始了营救行动。在多人营救下，敌人也问不出什么，第三天便把父亲放回来，所幸伤得不重，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在家躺了三天，便又能起床去参加活动了。经此事故，我恨死了那些日本鬼子和走狗伪军，决心和敌人血战到底。同时，也为父亲的坚贞不屈所折服，这促使了我以后报名参军。听我一个大娘（现年91岁）说，我在一两岁时问我是哪派的，我便伸出拇指和食指，做八的手势，即是八路军派的。

父亲让我震撼的是他带病仍带头参加公益劳动，以36岁英年献身工地上。那是在我七岁时（1950年）4月份，区政府号召青壮年民兵参加疏通“曾杨干沟”的公益劳动。父亲当仁不让的成了带工人，尽管感到腹部不适，但他仍像上战场一样冲在前面，母亲为他准备了“最好的干粮”，即把麦麸反复研磨得到的黑面，掺上榆面烙成饼让他带着上工地。万万想不到，上工时生龙活虎的他，下午就被工友们用笸箩抬回具尸体。但父亲身体柔软，二目圆睁，用生命中最后的精气神向世界告别。母亲见状疯了一样的伏在父亲身上，撕心裂肺地哭起来，直至昏厥，才被人扶走……总之，在众乡邻的帮助下，让父亲入土为安。父亲的山倒了，但坚强的母亲如山一样耸立起来，死心不改嫁，领着一双儿女继续往前走！

记得父亲埋葬后有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到我家慰问，承诺抚恤我家，但被坚强的母亲谢绝了：“我们饿不死啊！不要政府照顾了。”结果，母亲又当爹又当妈。又勤又俭，把我和妹妹抚育成人，并把我培养到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现在我家已成为26口人的大家庭，被县文明办，誉为“德孝之家”。被省电视台誉为“全省幸福家庭”，我个人被沧州市文明委誉为“优秀志愿者”。和“沧州好人”在众多荣誉光环里都有英雄父亲的身影。

搞战备使我至残

我这个肢残四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结婚生子参加工作后才造成的。1970年，我27岁时，在村上任基干民兵（预备役）排长，配给一支俄式冲锋机，时刻准备参加战斗。这年3月份，由人民公社武装部转来县武装部的一纸命令，从民兵排中选拔一名觉悟高、身体好、技术精的人去指定地点参加“战备任务”。接到命令后，民兵连长潘兴周和指导员姜文亮一连找了三个人，都以种种理由推托，他们被“战备”两个字吓破了胆，于是找到正在地里点播棉花的我征求意见，对此，我不由想到了英雄父亲，立即表示，执行命令，下午就去报到，二位连首长当即表扬我：“是个棒男子汉，好样的，像你父亲一个样！”

这天下午，我便去了指定地点——盐山县煤建公司报到，填写了报名表，这里已经集聚了二十个多名男青年和一位穿装的首长，经了解这些青年中一半以上是退役土兵，有一人曾当过排长，二人当过班长，文化方面只有找一个人是高中毕业。穿军装的首长叫李绍义，是县武装部部长，他指挥我们列队，进行训话，大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和林副统帅的第一号命令，实行以战备为纲。我们的任务是烧制战备砖，用于修建地下工事，原料是炉灰碴和粘土，粉碎后制成砖型蜂窝煤，命令全县伙房都必须用此蜂窝煤作饭，作熟了饭，战备砖也烧成了，既省煤又支援了战备，同志们应以战斗姿态完成任务。训完后，又让我们写了决心书，有二名同志写不了，只好由我代笔。

第二天，我们便开始了正式工作，我负责粘土粉碎组，就是使用最原始的对滚粉碎机把粘土块，粉成沬，这可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不小心会把手掌卷进去。因粘土中杂着碎石块，碎砖块只要卡往对滚，就会停转中，憋坏电动机，起先为了完全，先把电动机拉闸停转，再把石块、砖块清除，这样干了一个月，安全是保住了，但产品部却供不应求。我因是班长，就从别人手中，把这危险工作接过来，让他们去翻晒土块，自己备好木棍，在不停机器时，把砖头拔出去，果然产量就成倍地增长。我也受到了表扬。这样干了夏、秋两季都没出事故，入冬后，由于粘工晒不透，砖头石块沾上了粘土，再用木棍拔不动了，我便大胆地用食指、姆指往外拿，这样又干了一个多月。但到11月份天冷起来，在当月25日老天降下了中雪，我们又是露天劳动，公司给我们发了线手套，问我们雪天还干不干？我一股豪情冲天而出，大声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都没怕过，我们也是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干！”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为我们的激情感动，说：“干归干，但必须十分小心，注意安全。”这样干了一上午，我仍用手往外消除砖头石头，没出事。到下午雪停了，但粘土块上的雪开始溶化，气湿更低了，我还是赁革命激情开动了机器，戴着手套到对滚缝中抓石块，抓着抓着手套被卷进对滚里连手掌也吃进去了，我本能地用尽力气往外拔手掌，手掌是拉出来了，但除小姆指外四个手指全被咬掉多半截，被咬掉的手指变成了肉泥！

我虽受伤了，有钻心的疼痛，但一不哭二不闹，“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仍镇定地招呼”同志们赶紧送县医院，我自己上到自行车后座上就上了县医院。在急诊科里做了处理后就住下来，因怕妻子受到惊吓，当天我没让通知家里，考虑到包扎严实后，再让妻子来。住院第二天妻子闻讯赶来，一见面她就掉下了眼泪，我安慰她说：“没事、没事，小伤小病过两天就好了，这里有同志们照顾，你回家看孩子吧。”她这才停止掉泪，但不愿走，说你这脚太脏了，我给你洗洗吧，身旁的同志赶紧打了一盆热水来，妻子让我坐在床上，帮我挽起裤腿，脱掉鞋袜，轻轻地给我洗起脚来，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直达头顶，妻子边洗边流泪，这是心疼的泪，这是爱情的泪，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水盆里，也掉进我的心里。“爱妻啊，我以后一定注意安全，注意劳动保护，再也不干让你痛心的傻事了。”

住院期间，为了给国家节省医药费，我坚持不输液，吃点最便宜的土霉素就行了。我谢绝了单位的陪床同志，让他回单位顶替我的位置。自己用完好的左手打水打饭，谢绝了院方派的护士。在换药时，伤口剧疼钻心，我用嘴咬着毛巾一声不吭。我只住了半个月的院，就申请出院了。回单位后我不愿闲着，干了警卫室的活，用左手分发报纸、拿笤帚清扫院子，管理锅炉、浇花等。伤口愈合后，用缺指的右手练习写字，当单位的资料员，统计员，以后因进货难，又干起了业务员，再以后听说讨债难，自告奋勇干起了讨债，一年要回了30多万。为什么我能讨回来呢？因我依法讨债，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曾把六个欠债人送上法庭。

以后，县劳动局通过有关单位对我的工伤进行了鉴定，向我发放了河北省劳动厅绿皮的工伤证明书，又通知煤建公司，每月给我加发半月的工资，做伤残补贴。国家颁布了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我的残疾人证，从最初县级，上到省级，现在又升到国家级，我近几年旅游时享受到免门票待遇。

谢谢，党和国家，谢谢社会上的好人们。

坚强的母亲撑起家

1950年，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只有33岁，若按现在的“婚姻法”“老年法”等法规，她满可以再嫁，去组建新的完美家庭。但她对中国的传统法规，对节操观影响太深了，决心守节到底，严守“好马不备双鞍替，好女不嫁二夫郎”的信条，不让一双儿女受一点委屈。她一双软弱的肩膀，靠顽强的意志，变成钢铁肩膀，能扛起一座高山，能容起一片大海。

解放初期，失地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家也有了六亩土地，还养着一头黒驴，坚强的母亲让我照看妹妹，起早贪黑地下地劳作，学会了耕耩拉打等所有农活，每次回家都捎回一筐柴草，解决了烧火做饭和饲草问题。1955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母亲才稍轻松一点，便她为了多挣点工分，专拣男劳力的活干，下湾挖坑泥、大铣去翻地、捣揸子、砍高梁、拔麦子等都去干，真正是又当男又当女，十八般武艺都练齐。我那时已上小学，放学后赶紧下地去打草，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那时，我家住的是老一辈留下的百年土屋，需要常修补，母亲自己合泥，自己往房上扔泥，再上房去泥房顶，她学会了在房山上伸下一条脚，骑在房山上，探下身子，泥房山上部，让路人都喝彩。

1978年，为上房查陋水处，已60岁的母亲踩着1米高的鸡窝上房，不慎踩掉一块半头砖，一下子摔下地，把股骨颈摔断。她本想站起来，但摔断的左腿已失去功能，只得坐在地上等待救援。（我和妻子均未在家）我下班回家后，发现坐在院子里的母亲，了解情况后，奋力把她抱进屋内，扫净身上的土，按放在炕上，又给回娘家的妻子带信，不要带回孩子，只身回来准备去医院陪床。（那时医院没有救护车）我便用自家的人力小拉车，把母亲送到邻近的镇医院拍了片子，又带着片子骑自行车去了曾庄“丁氏正骨”诊所咨询了医生，老医生真诚地告诉我，他的药力先达不到此部位，必须去沧州中心医院做手术矫正，住院治疗。

但怎么去沧州中心医院吗？当年全县没有一辆救护车，县委、县政府也只有一辆小吉普车，更没有一辆私家车，上公交车也不行，车上常没座位，且上下车不方便，也开不到中心医院，这可难住了我。我的一位近邻提议说：“你们煤建不是常有沧州来的运煤大货车吗？让大娘坐在司机楼里，又舒服又安全，多好啊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奔煤建公司，恰好有一辆运煤车下在缷货，一看司机是我认识的王师傅，我说明来意，王师傅满口答应说：“天下父母都是我的父母，应感恩，应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他们身边。只是司机楼里限坐三人，你一个陪着母亲就行了，你把自行车放在车箱里，领我回家吧！”这样，王师傅帮我把母亲架上司机楼，向沧州驶去。我知道，中心医院门前的道路禁止走大货车。王师傅为了距医院近一些，把车开了西环路，到新华路口才停车，由我背着母亲奔向中心医院，骨科病房在四楼，我又一口气登上四楼（那时没电梯），可病房没床位，我和母亲只好坐在楼道的排椅上等候。在楼道坐了五个小时，折腿的母亲竟一声不吭，忍疼不语。而晚上睡觉怎么办呢？我打听到主管外科的副院长叫刘树楷，又打听到院长的住处，就登门求助。刘院长和气的接待了，了解情况后，对我承诺：“吃了晚饭我就去病房，保证把你老娘安排好。”回到住院部，向老娘汇报，老娘慨叹说：“想不到我这么个庄稼老婆子，来沧州受到这么好的优待，真感谢中心医院，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啊！”晚上，刘院长果真给我母子俩安排了临时床位。我把此情况借用医院的电话（当时我家没电话，更没手机）报告给有电话的邻居，邻居又及时报告给我妻子邢春荣，让她过几天再来。

三天后，春荣带着住院必须用具和借来的二百元钱，赶到医院，又跑到大街上给婆母买来爱吃的营养品，并给婆母 洗头、洗脚。又过了一天，被通知做手术。手术十分成功，看来老娘的腿有救了，真谢天谢地！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治疗中，春荣尽极孝道，为婆母端屎端尿，擦洗身体，喂水喂饭，康复按摩，帮作牵引，送医拿药，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引得同病房的七位病友都啧啧称赞老娘有一个“好闺女”！老母亲意味深长地说：“我真有一个亲闺女，但不是她，她是我的好儿媳啊！”病友们更对春荣肃然起敬，齐刷刷地树起了大姆指。闹得春荣脸红红的说：“这是应该做的，不值得夸奖。”半月过去了，老母亲好了，春荣却瘦了一圈。

1994年，老母亲70多岁上又患上了心衰病，一犯病就呼吸困难，眼看要憋死，如抢救不及时，必死无疑。从此，母亲的卧室里多了一个一人高的医用氧气瓶，还多了一位陪床的人，就是我这个当儿子的。因母亲都是半夜发病，必须及时发现，及时抢救，为此我学会了输氧气，一旦发病，我马上动用氧气瓶，然后呼叫医生，老母亲半个小时即转危为安。至今20多年中，已19次把母亲从死神手中夺回。

现在母亲已97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置换了人工晶体）、脑不混、饮食起居皆能自理，每年都外旅游几次，脸上写满了幸福，被《燕赵老年报》誉为106号老寿星。

我家的故事，讲不完，到此暂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