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走不出这一天

作者_山西省大同市委办公厅调研员 李生明

母亲是伟大的，在于她在无声中对我的无限信任和期望，她认为我能……——题记

我是一个肢体残疾人，是父母养护不当将我致残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顾在田地里劳动，母亲顾喂猪喂鸡忙活家务活儿，把我拴在窗档上，我哭着想下地找母亲，便在炕席上来回爬擦，一根苇席刺擦进左膝盖皮肤里没有引起及时发现，就是整天哭。待父母找到了原因，可是村里又没有医生，去公社医院看病，还得向生产队请假，只好拖着，直到左膝盖日渐发炎肿大如水桶般粗，才由父亲爬沟上梁将我背到10里外的公社医院求医。好心的医生为了保住我的腿，采取保守疗法，开刀引流，放出半脸盆脓水，然后敷药慢慢愈合，而愈合后的膝关节却严重变形，不能自如屈伸。50多年来，尤其是到了深秋、寒冬、早春和阴雨天，或进入开空调的房间或车内，就疼痛不已，真是度日如年，苦不堪言。特别是近年来，步走10分钟得缓三缓，常常半夜痛醒。但是我不恨父母，尤其不恨含辛茹苦的母亲，反而愈来愈怀念母亲。

如今，母亲已经走了整整28年了。我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不光是人间最纯真自然因素的母子情分，而更是母亲一贯的含辛茹苦与我高中毕业回村后，在非常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坚持刻苦自学5年，终于荣幸地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这一段人生经历紧紧连在一起的特殊原因。

母亲对我的教育从来是无声的，也许是限于文盲的原因吧，她好像从未教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她所能做到的，只是默默地同我一道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承受着世道的不公带给我们共同的心灵的打击。

农村的人盼望孩子有出息，往往是以能否走出世代居住、劳作的土地，远走高飞去做事、挣钱。父亲当长工出身，因为受苦好，当过劳模，并被发展为党员，但从未掌过一点点权，同宗族人欺负他，他也从不做声。我是老生子，彻小就记得父亲被“嘎巴”“嘎巴”作响的腿折磨得“哎呀”“哎呀”直叫唤，也把我从睡梦中一次次鸹醒。当时，我家只有父亲一人没明没夜地劳动，左扣右除，一年到头，只能拿到几十块钱，这算是好年景。母亲因大哥参加抗美援朝回来在大同矿务局六矿1960年“五九事故”中意外殉难的打击，常年重病缠身。我在没有任何后门的情况下，仅凭高中毕业时学校的推荐，在回村4个月的时候，被公社一个电话召去当了代课教师。然而不到4个月，我却又被村里硬要了回来，原因是家中缺劳力，个人挣的每天8角、每月24元工资，未交生产队“投资”。其实，这不成其为理由，这样的土政策，仅仅为我一家一人而定，也是对父亲一辈子以老为实、不懂得请一请村干部、也不给村干部送礼的无言的报复。村里人就是这样，穷狠恨，一旦掌权，一个家族内也翻脸不认人，他把所管辖的人都当成奴隶，撵到地里干活去，他却借接待上边的人，花天酒地，作威作福，甚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除掉刘青山、张子善后，又经过几次整党，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执政队伍惰性不断露头、掌权者违法乱纪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政治运动的洪水中泡大的，当时就朦朦胧胧对此问题有所感性认识。

要我回村的消息其实早就传到母亲耳朵里。我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天就不敢回村，村部干一见我就催促“投资”（给大队交工资）。这一天傍晚，我携带着四个月前带走的行李，从山下的外村跋涉回村，推开院门，母亲听见门响，病恹恹地迈着小脚迎了出来，就一切都明白了，母子俩谁也没说一句话，我把行李地放进堂屋，就和母亲坐在渐渐昏暗的院子里，没有言语对答，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眼泪。我们只是默默地等着年迈的父亲收工回来，一同吃晚饭。屋里没有点灯，几只似乎善解人意的鸡也没有上架，在我们的面前呆呆地站着，也不见在地上啄一下……

第二天，父亲早就出工走了，我呆坐在炕上，似乎还沉浸在昨日的悲痛无助中，生产队长大步流星地进了门，把一条放羊鞭顺手扔在当炕：“你今天和二大头放羊去吧”。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是他队里的劳力，当然要派活儿干。队长走后，我的情感在剧烈地动荡着，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咀嚼着这集中袭来的一切，空气似乎也凝滞了。还是母亲清醒，过了好大一阵，她点头示意我拿起鞭子，慢慢地说：“去吧”。就这样，我昨日刚放下体面的教鞭，今天就拿起了似乎对“解析几何”、“连锁反应”等知识不太恭敬的放羊鞭，也拿起了母亲在无言的沉默中给我的巨大力量，拿起了横下一条心、从头开始生活的勇气，拿起在“一天两送饭，早起捎昏拼命干”的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和修水库的的自强精神。只是在上工前、收工后甚至在上工路上的间隙，见缝插针、点点滴滴地暗里学习，以巩固公社农中一年初中、二年高中的简单知识，并借了一些别人不用的“文革”前的初中旧课本自学。劳动改造人，苦难塑造人，我渐渐从一个当初只重视个人苦痛的狭小圈子里走了出来，彻底扑倒身子，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农村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受到历任驻村下乡干部的器重。不到一年，我在村里入了党，担任了大队民兵连指导员；过了一年，担任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又过了一年，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小诗《路》；再过一年，我成为全村有史以来第一名、全公社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唯一预选并录取的大学生。

就在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晚上，父亲仍然麻木无语，用黑手帮着做饭。久病且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母亲竟奇迹般地精神了起来，用握着的拳头撞撞前额，确证这不是做梦，便淡淡地说了一句“南天门开了”，又一次一夜无眠。接下来的日子里，它盘算着如何给我打点行装，并踮着小脚，老眼昏花，摸索着到山下5里外的另一个村代销社买了块布，让人给我做了一身学生蓝服装，使我从此改变了五年来在劳动中无暇顾及装束、边幅和个人卫生的衣衫不洁不整形象，以一个全新的面貌现在街头上。虽然现在回头想来仍然十分寒碜土气，但也是当时的家庭经济、农村生活环境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包装了，这是母亲一片可怜心肠的最好表达。母亲是伟大的，伟大在她在无声中对我的无限信任和期望，她认为我能……今天，她无声的预言终成现实。1978年3月18日，我背负行囊，步行8里上车站，踏上南去的列车，走进大学的殿堂……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父亲因意外事故过世。母亲也无力为我操心什么了，结婚成家这等终身大事，我只好当作一件普通的任务来完成，一切都因陋就简，也真难为和委屈了我的妻子。母亲所能做的，只是为了省钱，自己踩着捆绑了十几道绳子的烂凳子，粉刷窑洞——我知道后感到万分后怕，一不小心跌成个残废，那个多，那个少！11年余生里，虽然有我的接济，但她还是过着一如既往的清贫生活，一个面包直放在洋箱底从年头到年尾，拿出来掸掉绿毛毛，全吃了。这还不如我当年在大同城里跟马车跑运输时的光景。那年夏天我临回村时，用每天四角钱的补助，买了一大堆面包，装在洗净的原来装水泥的小麻袋里，放在马车后面车板上带回村，给母亲放在跟前，她吃得是那样可劲——儿子是用搬钢筋、卸水泥的苦力挣来的，她吃着心安——这会儿，儿子有了儿子，她想把好吃的，留给更想吃的人……

我理解母亲，她是靠吃精神饭撑过来的，她不相信吃下发霉的东西必定会得癌症。她难受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一大把大杂烩的药片吃进肚里，也未见有什么异常反应。串门走亲戚的人常以我的奋斗有成赞美她命好，她也看到我工作单位由乡到县到地区，而且还在要害机关的组织部工作，把家也安在当年跟车跑运输、年关还住在粪店拾城粪的大同城里，感到无比欣慰。但毕竟是行将就木之人了，我把她抱上6层楼的家里，过了40多天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她半夜里蹑手蹑脚起来，牙开门缝，看我们一家三口人怎么睡觉。过年时，我给她碗里放了3个油糕，怕吃坏，她竟大声抗议说“不够！”后来还和我闹起了小小的意见，原因是上厕所用不惯蹲式便池，也拉不净，在地板上沥沥拉拉，我擦洗时，她看我表情不对，便怀疑嫌弃她，不如回村里“狗窝”自由，便在过了春节、正月后，硬要回村。就在回村后的这一年腊八，她安详地闭上了享年83岁的眼睛。

如今，我也快退休了，我在工作中自感兢兢业业，没有大作为，但以撰写的论文数次参加中组部召开的研讨会，在《求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中央级大媒体和很多全国性杂志发表各类文章150多万字，按照庸俗的官本位标准衡量，仕途上也当了正处级干部，现在孙子都五岁了。虽然有时也遭遇困难、挫折、不顺，但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了与母亲共度的那一段艰难岁月，想起母亲无声的教育，浑身便产生了无尽的力量，一边继续前行，一边平衡心态，忍辱负重，宽以待人，与人为善，不怎么往心里去。母亲半字不识，尚且能大肚能容，我难道能给她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