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多面人生

文_仇广宇

如果说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是“美丽的日本”，那么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日本则是“暧昧的日本”。正如大江健三郎自己曾在演讲中提到过的：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这个于现代化进程中在东西方夹缝中身份“暧昧”的日本人。

大江健三郎出身于富裕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优美，家中还有大量藏书。如同母亲对他严苛的希望那样，大江健三郎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同样严苛。他认为，文学不应止于描摹现状，希望自己的文字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游戏，更要直指现实，探索出一条精神的路。

20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却患有先天脑残疾。为了给孩子治病，大江健三郎耗费了极大的心力，但是收效甚微，他自己也差点为此轻生。在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等作品中描写了这种内心的煎熬，其中有人性黑暗、恐怖的一面。但最终，主人公依然选择战胜这种灰暗和煎熬，坚持着走完人生的路。

事实上，大江健三郎的文字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生活选择。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直坚持为儿子治疗，三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帮助行动不便的儿子盖上毯子，这件事仪式般地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大江光奇迹般地克服了先天残疾，成长为日本知名作曲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儿子激励下，走遍广岛地区进行调研，并完成了《广岛札记》的写作。这种由挫折而来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激励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健三郎又持续创作了近30年，打破了日本人常说的诺奖“死亡魔咒”。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座谈。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

多年来，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互动频繁。他从1960年起开始来中国走访，据不完全统计多达6次。他曾受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接见，与巴金、莫言这些作家也成为忘年交。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让人津津乐道。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甚至很早就发出预言，认为莫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大江健三郎终于来到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与莫言的家人见面，一起吃饺子，相谈甚欢。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出发，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二人十分相像。莫言觉得大江健三郎如鲁迅一样，也在寻求“绝望中的希望”。晚年的大江健三郎依旧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甚至随手就能引用关于鲁迅的句子。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笔耕不辍、自律，追寻和平、反战与美好的事物，这是他的光明面；同时，他也会被重压压垮，时而抑郁发作，陷入内心的晦暗，甚至需要依靠酒精帮助睡眠，这些是他内心的黑暗面。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个普通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副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常显露出幽默甚至有些滑稽。

大江健三郎并不是一个被符号化框定的作家，而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人们即便现在读不懂他，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走近他，与之共情。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是这样写的：“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的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