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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张海迪

2008年11月11日 来源:大众网

“世上既有苦水,也有美酒,

就看你怎样去追求。

只要你能昂起头,

苦水也能化美酒。“

在翻阅瘫痪姑娘玲玲的日记时,宋熙文发现了这首小诗,觉得颇有几分哲理,就决定用在稿子的开头。

1981年底,宋熙文是新华社山东分社的记者,他正在写一篇通讯稿,题目叫《只要你能昂起头———记瘫痪姑娘玲玲》。

这位小名“玲玲”的瘫痪姑娘,此时正在山东莘县的家中,每天与轮椅相伴。她的学名“张海迪”,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宋熙文的稿子,题目改为《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全文1100余字。

张海迪的人生轨迹,从此转变。

闻名县城

1981年10月,26岁的张海迪昏迷了五天五夜。

自从5岁时患上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张海迪就一直病痛不断。这一次,是因为她长年大量服用止痛药,药物中毒导致间歇性呼吸停止,濒临死亡边缘。

“我当时就在山东画报社工作,分管聊城地区的报道。”现为该杂志社副总编的李霞说,莘县是聊城地区的一个小地方,县城里几乎都知道张家有这么一位大病缠身的女孩,连县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在议论“玲玲这次病得不轻”。刚好住在招待所里的李霞觉得奇怪:“玲玲是谁?”一个残疾人在当地的知名度这么高,李霞决定去采访一下。

在张海迪家,李霞见到了这位刚刚从病危中被抢救过来的姑娘。“一个挺纯朴、开朗的年轻人,说话时不觉得她是一个病人。”李霞说,“因为他们县非常偏僻,她也不出门,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个记者,她见到我就说,和她想象中的记者差距很大,以前只是从书上看到过。”

李霞给张海迪拍了一组照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好像都比较迷茫,像张海迪这样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我觉得值得宣传。”但是《山东画报》的出版周期比较长,李霞又到东阿县去报道引黄入津工程的起闸仪式,同去的有很多媒体的记者,新华社记者宋熙文也在其中。大家聊天时,李霞随口说起了自己采访过的这个“玲玲”,引起了宋熙文的兴趣。

“我当时很惊异,觉得这个孩子和常人不一样,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材料。”宋熙文说,他就提议和李霞再去一趟莘县。去之前,按照工作习惯,宋熙文先给莘县县委宣传部打了个电话,向他们打听张海迪的情况。“宣传部的人说,玲玲就是他们副部长张坦夫的女儿,而那天张坦夫正在聊城办事。”当晚,宋熙文和张海迪的父亲取得了联系。

“文革”前,张坦夫是济南市文联的领导干部,1970年他带着全家人下放落户莘县。“莘县比较贫困,他属于降职,而且地方上的人际关系也很复杂。”宋熙文说,“可是和这个女儿在一起,父母居然就能不那么悲观,并不觉得这个孩子是一种负担。”张坦夫向宋熙文简单介绍了玲玲的一些情况,言语中不乏自豪,更增强了宋熙文的好奇。几天后,他终于见到了玲玲。

“她一个人在一间小屋里,坐着轮椅,没有颓废消沉。屋里书很多,大部分是外语书和画书。”宋熙文回忆当年的张海迪,身边经常围着一群小青年,和她一起唱歌、读书、讲故事,“好像有磁力一样,人们都愿意上她家去。”

北京之行

张海迪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在山东省引起了轰动。

当地政府领导震惊了,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赫然写着“山东省莘县”,可这个“玲玲”是谁?“之前连县广播站都没有宣传过她,怎么就突然冒出了这么大的模范典型?”宋熙文回忆,省里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妇联、团委赶紧动员起来,张海迪开始接受络绎不绝的采访,大量的宣传材料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渠道层层上报,经过了一年多的升温过程,终于在1983年达到最高潮。

1983年3月7日,团中央授予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是张海迪获得的最高规格荣誉,也是她最广为人知的头衔。

据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高伐林回忆,张海迪进京,是1983年2月24日。她被安排住进了中央团校大院里的万年青宾馆,当天,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王兆国就去看望了张海迪,并让医生为她进行检查治疗。28日下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同志事迹介绍会”,张海迪面对记者们的镜头侃侃而谈,还分别用中文、英语、日语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哆唻咪》和《四季歌》。

记者们被感动了。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以及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3月5日,首都各界集会隆重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就座,并受到了万里、习仲勋、王震等领导人的接见。在3月7日的“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上,王震、陈丕显等领导人出席并讲话。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记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3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张海迪、朱伯儒(解放军学雷锋标兵)事迹万人报告会。3月11日,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作事迹报告,这场报告的实况录像于3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向全国播出。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

精神偶像

张海迪热潮席卷全国,她成了亿万国人的精神偶像。雪片般的来信从各地飞来,甚至有的信封上连地址都没有,只需写上“张海迪收”,信就能寄到团中央。张海迪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高度关注,报纸上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还有人指责张海迪的发型“为什么非要留长发”。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突破500万册。

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或者说,中央需要为青年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是高层斟酌良久的问题。在高伐林的记忆中,团中央内部综合比较了各地报上来的典型,认为张海迪的优势在于,她是弱者,却坚韧不拔地成为强者;她是强者,却无私忘我地帮助弱者。无论宣传受众年龄大小、生活境遇如何,张海迪的价值观都能得到认同。

“而惟一的不利因素,却是张海迪的残疾。”高伐林写了篇很长的文章《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关于张海迪的“成名”始末》,发表在1989年6月的《报告文学》杂志上。他透露,假如当年还能找到一个和张海迪精神类似的健全人,那么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榜样,绝不会是张海迪。因为,“既然遴选的是一个全国级别、年代级别、要跟雷锋并列的先进典型,团中央就希望他(她)的条件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意义,‘残疾人’这个因素未免太特殊了。”

对于此次北京之行,张海迪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她本想拒绝,她更愿意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读书、工作、学习,跟朋友们在一起。后来又想,一定要去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当时想得挺简单,”张海迪描述自己当年刚进京时的心态,“觉得很快就能回家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声名最盛之时,她却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原因竟是再次病危。

回归平凡

3月11日下午,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激情澎湃地作完报告后,回到下榻的总参第一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了呼吸,经紧急抢救,才算把张海迪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团中央紧急研究决定,马上送张海迪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停止一切活动和采访,但已安排好的宣传报道则照发不误,只是暂时不得报道张海迪病危的消息。

渡过这次危机之后,张海迪没有接受组织安排的重要职务,而是选择回到济南疗养,她的父母不久也随之调回省城。“她家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是客观情况。”宋熙文说,记得海迪讲过,当年她跟着父亲从济南下放到农村时,一度很“害怕”:“到农村以后可怎么生活啊,心里没底。”但过了几年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而且即使她闻名全国之后,性格上也没有什么变化。“要说有变化,就是越来越成熟了。”李霞和宋熙文都这样描述如今的张海迪。

有媒体从业者认为,张海迪的意义在于,官方的政治宣传恰好契合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情绪。内在的心理原因,则是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成功的渴望。“张海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灰姑娘,普通人、弱者创造了奇迹。”可是,今天年轻人追逐的偶像,比之张海迪已经大相迥异:“奋斗、磨炼、挫折,这些环节最好省略,就像中彩票一样,被张艺谋、李安这样的导演一眼看中,就一夜成名。而八十年代,是一个平凡人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成功,也确实能看到成功希望的时代。”

喧闹终会归于平静,张海迪选择写作为职业,先后创作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及翻译《海边诊所》、《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一百多万字作品。

1991年张海迪被发现患有基底细胞癌。手术后不久,她开始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学习。1993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了考试,并完成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哲学硕士学位。

身为政协委员的张海迪,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残疾人事业。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她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提案》。她现在身兼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肢残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等多个职务。

张海迪现在在德国游学。回首往事,她的总结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为什么要经常出现在镜头里呢?”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美国残障女作家海伦·凯勒。最近,张海迪把海伦·凯勒的照片贴在自己的博客上,题为《宁静世界里的女神》。

■ 新观察

偶像走向人间

在中国偶像史里,张海迪也许可以这样写: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偶像。

张海迪的“传统”,是从偶像诞生的历程来看,与之前的孔子、关公、二十四孝、张思德、雷锋、邢燕子、陈景润等偶像一样,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需要,是自上而下塑造的成果。张海迪的出现,仍然遵循着寻找、发现与集中宣传的传统传播模式。而张海迪的“前无古人”,是因为,她被挖掘的特点不再是忠孝节义,不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再是做听话的螺丝钉,而是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微笑着挑战困境,战胜自我,追求自己的理想。在张海迪身上,出现了人的解放的气息。

在漫长的偶像塑造史中,每个偶像的成功,都是因为当时社会产生了共同的脉动。而失败的偶像,则往往是统治者与社会大众产生了错位与扭曲。

与张海迪几乎同时的,还有陈景润、聂卫平、中国女排。一位数学家之所以成为社会崇拜的偶像,是他呼应了一个科学的春天的降临;聂卫平、郎平成为英雄,是他们成为一个民族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这些新时期的偶像与张海迪一起,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群英图,成为开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路先锋。

但张海迪更像一个普通的人,她的性格更丰富,更具有人性的新鲜感,她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学习、就业、人生理想等难题,正是当时千万青年人所面临的真实遭遇。偶像与崇拜者,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同呼吸,共命运。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像一个青年人一样,遭受过巨大创痛,正在自己的人生荆棘路上摸索前进,同样需要克服迷茫、动摇、挫折、退缩等人性的弱点。所以,张海迪不仅仅是青年的代言人,她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官方制造的偶像,并不需要强制推行,就能让民间迅速发自内心地接受,官方民间在进行曲中完全对准了步点,这可能也是张海迪的“前无古人”之处。

在张海迪之后,还出现了张华、赖宁等英雄偶像,而且可贵的是,民间就他们的偶像价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显示了思想正在解放。

社会正在走向多元,被官方文化塑造的偶像影响力逐渐回归平常,四大天王、周星驰、周杰伦等大众文化偶像走向了主流。2005年的李宇春,同样是前无古人,这位由青少年投票产生的偶像的背后,是另外一种力量的兴起并决定了自己的选择。

去年,一位叫许三多的偶像出现,他的木讷和坚守似曾相识,是否又暗示民间文化走向的某种回归?

编辑: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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