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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的正确姿势

2016年07月06日 来源:《三月风》

摘要:放生真是个技术活,需要一定的知识、耐心和技巧,多请专业人员引导是正道。千万别以为花花钱,念念经,一窝蜂地动动手,完后再摆拍和“随喜赞叹”就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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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地》,丰子恺作,选自《护生画集》。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放生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佛教舶来之前就多有记载。《史记》里商汤起事反夏前,就指示猎人将捕兽网拆掉三面,让鸟儿自由飞去,实在不愿飞走的再入网中。

南北朝时,梁武帝曾下诏严格禁杀,并大修放生池,明代张岱的《夜航船》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讲北魏的使节李谐来访,梁武帝带他去看放生场所,问他说:“贵国也放生么?”李谐答:“不取亦不放。”梁武帝大惭。

不过全民“不取不放”的境界实在太超现实,科学合理地“有取有放”才接地气和可持续。放生当然也要讲究基本法。

物种选择的黑名单

譬如你要放,总要先选好物种。有些是坚决不能放的。

比如你是不是有时在路边会看到民工模样的人,动不动两三千元叫卖“千年老龟”?这套老掉牙的骗局还真有不少人前仆后继地掉进去。卖的经常就是鳄龟,这种外来龟既不老,也不温和,轻松可以把普通鱼咬成两截,除了人之外没什么能治住它。

黑鱼也是。一两条黑鱼就能毁掉一个小鱼塘,按我国放生界的豪迈手笔,一次仪式放掉的黑鱼干掉一片水域的鱼毫无压力。

其他外来物种,比如巴西龟、四大家鱼、牛蛙等都在此行列。包括你觉得萌萌的宠物猫其实也是鸟类、两栖类的致命杀手。毒蛇、狐狸、狼、鳄鱼甚至藏獒这些更不用说了,妥妥地威胁人民群众人身安全。拿不准的时候,应当向林业、渔业、动物研究相关部门咨询,进行风险评估。

路遇受伤或迷途、逃跑动物可以,但一百个不赞成去市场找商贩买,甚至通过非法途径搞珍稀动物。本身购买未经许可销售的野生动物就属于违法行为,任你有多少善心都抵不住法律规定。捉捕放的产业链已经很清楚了——不去采购,也就没这么多被捕被抓的活物,按高深的说法,你少造了许多杀业,也就等于救了生。

既然是信奉“众生平等”,就万不能自己打脸式地追求数量、价格或个头,节制随缘为好。行为是形式,重要是“发心”,要是小算盘拨得啪啪响,觉得放得越多越贵功德也会水涨船高,你莫不以为是在和神佛们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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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生沸汤》,丰子恺作,选自《护生画集》。

放生是个技术活

再说往哪放、怎么放。粗略的原则是“哪来的回哪去”。陆龟不能扔到海里,海洋生物勿放河中,温室宠物不能拿到荒郊野外,热带生物千万别弄到冰面上放生。这都是多少放生客拍拍屁股走后留下的烂摊子教训啊。

这里不谈繁复的宗教仪轨,纯粹从被放生物的健康和成活率考虑——放之前鱼可不可以不扎在塑料袋里,能不能给增点氧?鸟雀能否不挤在笼子里像高峰地铁、遍体鳞伤?像夜鹰这种攀禽,需要夜晚倒挂才方便放生,但不少人拿着当手榴弹似的投出去,结果夜鹰根本反应不过来,扔一个摔一个。

放生真是个技术活,需要一定的知识、耐心和技巧,多请专业人员引导是正道。千万别以为花花钱,念念经,一窝蜂地动动手,完后再摆拍和“随喜赞叹”就行了的。

借鉴他山之石

跟这些高风险、高浪费的仪式活动比,也许日常生活中的护生精神更为重要。据说弘一法师每次坐下之前,先将椅子轻轻敲三下,警醒椅子缝里的小动物,免其受到伤害,这就是把放生护生落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原本海峡两岸在搞放生秀这方面是一家亲,近年来台湾当地的政府部门与动保组织、动物园和宗教团体合作,在各处巡逻、分派传单,专门科普提高公众认识,努力让大家认识到“放生”不过是功德的一种,而真正的功德,须从保护生态、防止污染、爱护生灵、素食等行为的一点一滴中寻得。

在台湾的法鼓山,信众所采取的放生方式是:筹集一笔经费与动物园合作,不分贵贱,专门收容和救护一些受伤、流浪的动物,待恢复健康后,再由专家评估是否适合放生;若没有,就会继续收留它们。

当然非理性放生的行为仍时有爆出,比如有人就曾将1400公斤软骨鲫鱼苗放到了台南曾文水库,有鱼当场翻肚死亡。这种越轨者自然有法规修理,轻则罚款,重则入狱。有时违反规定喂食动物也会遭到处理——有名厨师拿自带的面包喂猴子被稽查员发现,就被诉上了法庭乖乖认罚。还有的地方规定举报类似行为可获罚金的一部分作为奖金,以此激活公众的监督热情。

有不少海外华人放生爱好者,常常在网上写文章羡慕道,“大陆的同修由法师率领,一次就买几十万元的鱼虾,由十多辆卡车运送,浩浩荡荡到江河、水库放生……感叹大陆同修福报真大。”

而在欧美,放生者许多情况下得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巡逻的警察和普通的民众都对这种宗教意味浓厚的风俗保持着警惕。公众认知中,放生只应该是野生动物复健后回归自然的最后环节,且应由专业人员实施,是乱来不得的。

华人们都知道,在北美要是放亚洲鲤(包括鲫鱼、鲤鱼、草鱼、鲢鳙等)被发现了,绝对要吃大官司的——五大湖先前已经被这些入侵物种折腾得苦不堪言,政府甚至绞尽脑汁地鼓励民众开展捕鱼竞赛来处理“鱼灾”。

不仅普通人不能随便放生,贵至美国总统,一年一度的“放生火鸡”活动也常被人们诟病。据说这一习俗是从杜鲁门那会留下来的:每年的“感恩节”,时任总统总会当众宣布“赦免”一两只养殖的火鸡。但有证据显示,奥巴马自己上任以来放生的十只火鸡,只有两只活到了第二年感节,其余八只均在仪式举行后由于种种原因速速“归天”了。以至于有动保组织发起“别再赦免火鸡”的运动,抵制这一“陋俗”。

同是受佛教影响的亚洲国家,日本在放生管理方面也做得不错。他们将野生动物分为可放生、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禁止放生三类进行分类管理,能不能放、怎么放就一目了然。在日本一般人很难买到活体动物,放生只由一些宗教组织象征进行,且放生的都是通过评估的本地田螺、蛤蜊之类。

2005年,日本还通过了《特定外来生物被害防止法》严格执行,尤其是若有放生特定外来物种,将对个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罚金,对法人处以1亿日元以下的高额罚款。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人们则更遵循“放归”的传统,迷途的猛兽闯进村子时,林业部门会接到村民报告赶来进行麻醉抓捕,并送回山林。有时一些蟒蛇误闯到居民家里面,人们会把蟒蛇暂时捕捉起来,放生到丛林里面去。

推动“放生”迷信向“护生”理念进化,改进种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放生形式才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底层民众科普程度太低,高僧大德、权威人士和组织的示范与号召在风气引领方面无可替代;另一方面,我们的相关法制环境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心和善行的施展必须遵循法治的边界,任何侵犯了他人自由和权益的“善”,都有可能异化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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