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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迎来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后我国残疾人事业初期阶段发展历程回顾

2018年07月24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很多老照片和影视作品给了我们最直观的印象:脸上洋溢着对新生活向往的老百姓,卷发、蛤蟆镜、大喇叭裤标配的时尚年轻人,不满足于现状涌入“下海”浪潮的时代弄潮儿……与此呼应的是一些文明思想理念不断被国人认识和接受。这一切,源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结束了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国家指导方针、政策、路线的大转折,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新局面。由此,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实现了大突破,各项事业大发展,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样子,这其中包括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残疾人运动风起云涌,人道主义的春风让有关残疾人的根深蒂固陈旧观念开始溶解,一切都在悄然改变,我国残疾人事业开始迎来春天的故事。

一个新名词和一项新事业

在今天,很多听力障碍者能够听见声音,肢体残疾人可以畅游世界,智力障碍者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生活自理……这一切,是因为我国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发展。康复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语。那时候的人们还意识不到,残疾人通过适当的康复可以恢复一定的身体功能,当时我国医学领域也只有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而没有康复医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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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始人邓朴方(右)、王鲁光(左)。

说起我国康复医学的发展,不能不说饱受伤残折磨的邓朴方。改革开放后,“文革”中受迫害致残的邓朴方有机会到加拿大就医,在那里他体验到现代康复医学对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做完治疗之后,他本来应该留在那里继续接受长期的康复训练,可是邓朴方知道,国内康复医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还在无奈困苦中挣扎,他们也迫切希望得到康复治疗改善身体功能,于是他毅然告别加拿大,回到国内。邓朴方把康复这个新名词带回国内在人们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浪花,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残了并不等于废了,通过一定的康复手段,可以对身体功能进行恢复和补偿,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做贡献。邓朴方希望能建立起我们自己国家的康复机构,于是他和他的病友王鲁光一起开始揺着轮椅为此事奔走呼告。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于是他们又有了成立一个基金会为建设康复机构筹措资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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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早期办公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富建胡同1号院。

他们的愿望得到了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社会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1983年3月15日,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接见了邓朴方和王鲁光,两位部长对这项事业都表示全力支持。当年4月,全国政协8位委员胡子昂、季方、李维汉、华罗庚、赵朴初、黄鼎臣、张邦英、吴作人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林月琴等31位代表分别提出创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的提案与议案。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表示接受,转请国务院研究批复。几个月后成立了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1983年11月7日,国务院对民政部和卫生部关于建立康复研究中心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请示做出了批示。有了国务院的批示,基金会和康复中心的筹建工作进一步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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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28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落成典礼大会在北京召开。

1984年3月10日第一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章程》。紧接着3月15日召开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大会。有关成立大会的情景,据时任基金会副秘书长薛恩元回忆:“这个会规模很大,规格也很高。彭真、习仲勋、胡子昂等领导出席并讲话,民政部领导、基金会在京的名誉理事、理事和首都各界共500多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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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基金会的成立虽然在各方支持下顺利推进,但当时工作开展依旧困难重重。在前期筹备阶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也没有钱。到民政部借钱,但因基金会还未正式成立,没有账户,钱拨不过来,”薛恩元回忆,“没有办公室,我们就把王鲁光的家当成了办公地点。” 对于当时的窘况,邓朴方在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那时“(我和王鲁光)两个人坐着带小桌板的轮椅,在床边工作,来了人,临时找几把椅子,就把会开了。”基金会正式成立后,国管局给他们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富建胡同1号找了一处办公用房,那是一座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落,连四合院都算不上,勉强能容下当时10来位工作人员。“俩人挤一间办公室,经常是他在屋里,我就在院里;我在屋里,他就在院里。”邓朴方说,“正是缘于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才使我们这支队伍,逐渐养成了人道、廉洁、奉献的风气,并不断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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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11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残联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500多位残疾人
代表喜登天安门城楼。两位盲人代表深情抚摸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

当时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事业单位的,还有部队过来的。有领导推荐而来的,也有残疾人自己找上门来的。“那时候富建胡同的小院里没有食堂,为了节省时间,午饭大家各自从家里带来,”参与基金会初期筹备工作的刘鸿钦回忆道,“用煤气灶加热后在一起吃,边吃边交流当天的工作情况,我们吃得香谈得来,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朴方也常和大家一样每天自带午饭,和我们一起分享。外出办事,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通信工具是国管局安装的一部电话。”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充满激情,满怀理想,追求目标的高尚,追求道德的完善,不图名,不要利,只要事业,只要服务,大家甚至抛家舍业,夜以继日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想起那时大家为残疾人事业拼搏的精神状态,邓朴方依旧动容。

正是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北京小院,10来个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承载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重大历史责任,开启了我国新时期残疾人事业的新图景。

由“残废”到“残疾”不只是一字之差                                

1984年3月,29岁的张海迪应邀到北京,参加基金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基金会理事。会场上悬挂着基金会的会标,当她看到“残疾人”这三个字的时候,感慨万千。在此之前,像她一样的残疾人,都被称为“残废人”。在一篇回忆录中,张海迪写道:“基金会的成立大会给我很多思考,我认识到,过去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开始改变了,基金会的宗旨是,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这在当时对于身处逆境、承受痛苦的残疾人,如同温暖的春风,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张海迪的感受,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残疾人的内心感受,一字之差,让他们体会到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

实际上,这种改变在基金会筹备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多少年来,“残”即“废”的陈旧观念让残疾人备受歧视和侮辱,也严重阻碍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不破不立,残疾人事业要顺利发展,需要革除这种旧有的观念。“否则新时期中国残疾人事业不可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薛恩元说,“也难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基金会成立之前,邓朴方主持起草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在这个提纲中,第一次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残疾人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而不是社会的负担,不是废人,为各类残疾人提供这种条件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由此,延续了几千年的“残废人”改称为“残疾人”。同时提纲突破当时的思想禁区,倡导人道主义,首次提出残疾人事业要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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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在北京市东城区富建胡同1号院,基金会工作人员合影。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人道主义”这一思想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时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主席林泰回忆道:“如果要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必须冠以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以示与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有所区别。”而邓朴方认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完全应该把残疾人事业提到“人道主义的事业”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1984年10月10日,邓朴方在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题为“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的报告,他说:“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应当再摒弃人道主义这一人类文明的思想,而应该作为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高高举起。”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个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有人视之为异端邪说,加以鞭笞,有人则认为这是对思想禁区的突破,拍手欢迎。邓朴方说:“我不是理论家,不去与他们争论,只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在此基础上,1987年又形成了《残疾人事业宣传提纲》。这个提纲中,“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残疾人”“残疾人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残疾人的参与重在平等与充分”“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崛起,将使社会文明进入一个新境界”等残疾人事业的基本观点开始形成,奠定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

思想理论是事业的大旗。大旗立住了,接下来要为残疾人实实在在做些事情,夯实事业的基石。基金会成立初期,做了一系列基础性、突破性、开创性的工作。

积极参与推动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7年,基金会建议并协助政府进行首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样本为150万,调查结果为,我国有残疾人5164万,远远超过了原来估计的3000多万的数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得知情况后说过一段动情的话:“一是,以前不了解残疾人的状况,以为他们生活得不错。今天听了这组数据十分吃惊,没有想到残疾人生活状况这么差,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么大。二是,请朴方同志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盲人聋哑人协会向全国残疾人转达我们的歉意,替我们说声‘对不起’。三是,调查不是目的,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和手段才是目的。过去不了解情况,没做好残疾人工作,还有情可原。今天调查结果出来了,再不采取措施去改善残疾人状况,就有愧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愧于我们是共产党人。请你们替国家提出改善残疾人状况的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认真实施,使残疾人状况有较大改善。” 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既摸清了残疾人底数,又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动残疾人事业法制化。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残疾人的歧视根深蒂固,虽然基金会在宣传提纲中将称呼由“残废人”改为“残疾人”,但缺少法律支撑,人们的观念和对残疾人态度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1987年基金会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经过几年努力,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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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入村入户调查残疾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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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基金会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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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青年楷模张海迪和青年朋友在一起

初建残疾人工作的业务体系。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要为建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筹集资金。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协助制定实施国家计划,将白内障复明、聋儿语训、儿麻后遗症矫正等抢救性的三项康复工作纳入国家计划系统实施;推动教育部修改高考残疾青年体检标准。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后,许多残疾人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只是因为有些残疾,不予录取。此事被反映到刚刚成立的基金会,邓朴方亲自到教育部拜访,得到了支持。1984年7月,教育部针对报考大学的残疾青年修改了体检标准,使大量的残疾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1984年和1986年分别首次组团参加世界伤残人奥运会和世界残疾人职业技能比赛。积极响应和参与“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系列活动。

……

这些初期的工作,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残疾人残而不废的观念,让人道主义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初步形成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格局,也为后来中国残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中国残联:众望所归的新起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残疾人工作由民政部协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有序推进。当时民政部有三个部门负责相关事务:城市社会福利司负责城镇残疾人工作;农村救济司负责农村残疾人工作;优抚局负责伤残军人工作。群众团体方面有1960年成立的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以下简称盲聋哑协会),负责盲人聋哑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1984年基金会成立后,负责募集资金大力倡导人道主义,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推动社会康复活动等。盲聋哑协会和基金会同时归民政部代管,在民政部统一协调下开展工作。

随着残疾人工作的开展,不管是基金会还是盲聋哑协会都深感两会并立由民政部代管的弊端。中国残联机关党委原副书记张安发说:“盲聋哑协会是纯粹的群众团体,长期依附于民政部门,发挥作用有限,有时和民政部并列发文都受限制。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顾名思义,很难承担残疾人的全面业务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和社会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客观上要求残疾人组织建立起由政府直接领导和管理的机构,逐步转变成为政府承认的社会化的管理机构;二是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1981年联合国推出了“联合国残疾人年”,1982年又推出了“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国际残疾人运动风起云涌,客观上需要成立统一的能开展各种综合性业务的机构,参与国际残疾人事务;三是国内残疾人的自强不息奏响了顺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时代强音。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身残志不残的青年朋友。1983年,张海迪被共青团中央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光荣称号;1982年北京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残疾人民间组织——北京伤残青年俱乐部。随后大连、西安、大同、沈阳、广州等多地相继成立了残疾人组织。这些残疾人民间组织与基金会遥相呼应,这种背景下中国残联的成立走到了历史必然的路口。

1986年初,30余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盲聋哑协会秘书长,联名致信民政部,要求协会与基金会合并,建立全国残疾人协会。1987年4月,盲聋哑协会与基金会在河北唐山联合开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残联(当时叫“团体联合会”)的组建方案。“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会合并’即组建新的全国残疾人组织的问题,许多人希望‘尽早联合,越早越好’。”张安发回忆道,“但合并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大家发言争论很激烈,单是未来这个组织的名称就有各种意见,如‘团体的联合’‘联合的团体’‘残疾人联合’,甚至有些同志提出要建成协调的权力机构‘残疾人工作管理局’等”。

不久以后,两会党组第二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建立全国残疾人组织的方案,并最终确定新组织的名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当时邓朴方提出这个组织是“社会福利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并强调这个组织的性质,既要有政府功能,又能代表各类残疾人的利益。“这个组织的性质概括起来,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讲的‘半官半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4个字真是字字千斤呀!”张安发说。中国残联的建立,符合当时中央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同时在体制上解决了民政部代管的弊端,具备了“国务院领导、财政部直接拨款、计划单列”三大特点。林泰认为这三个特点是此后我国残疾人事业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

1988年3月11日~15日中国残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残联正式成立了。随后召开的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残联关于地方残联的组建意见》。第二年,自上而下,基本完成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残联的组建任务。至此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组织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中国残疾人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从1983年3月15日,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接见邓朴方、王鲁光,到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用了一年时间。从基金会成立到中国残联成立,用了4年时间。短短的几年内,中国残疾人事业直挂云帆,乘风破浪,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残疾人办了大量实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高度重视。1988年,联合国秘书长授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平使者奖”,授予邓朴方“残疾人十年特别奖”。邓朴方在一次发言中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改革开放中生、改革开放中长、改革开放中发展、改革开放中壮大。中国残疾人,在改革开放中觉悟,在改革开放中奋起,在改革开放中拼搏,在改革开放中受益。中国残疾人工作者,始终支持改革开放,参与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呐喊,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是我们的传统、立场、责任,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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