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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中国支持性就业探索纪实

2017年03月16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善满家园的孩子都喜欢唱歌.png
善满家园的孩子都喜欢唱歌

智力残疾孩子在超市工作比健全人毫不逊色(作者供图).png
智力残疾孩子在超市工作比健全人毫不逊色(作者供图)

文_本刊记者 艾诚 图_程寒

编者按:让残障者在必要的持续的支持下,进入一般的就业场所,与非障碍者一起从事竞争性的稳定工作,享有同等的待遇和晋升机会,这就叫支持性就业。从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开始,就被它美好的愿景深深地感染。两年的时间,愿景成为了现实。中国智协实施的支持性就业试点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近百名心智障碍者走进社会,与健全人同工同酬,成为了真正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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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综述

清晨,长沙姑娘李秀枝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催着妈妈一起来到她们的奶茶店。一番忙碌之后,6点半准时开门营业。由于她们的店铺位于一家超市门口,往来的人很多,看着秀枝略带腼腆的笑容,很多人愿意停留一下,买杯奶茶解解渴。但他们根本想不到,面前这位干练的售货员竟然是一个刚刚从培智学校毕业的智障孩子。

尝试一种颠覆性的改变

让智障者与健全人在同等条件下工作、生活,享受同等的待遇,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却慢慢成为现实。在中国智协、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和心智联会的协助下,近几年,我国已经培养了一批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实践力的就业辅导员;发现了一批认可有效支持可以让智障孩子独立生存、上岗就业的家长;成长了一批走进社区,走上岗位,享受同工同酬的智障者;发展了一批自觉建设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结识了一批主动关爱、接纳、理解、支持智障者的社区工作人员。这被中国智协的领导称之为颠覆性的改变,突破性的进展。

过去一提到智障者就业,大家头脑中出现的往往是“庇护性就业”,比如将一群心智障碍者集中在一起,学习做做小手工。“庇护性就业”虽然为智障者提供了一种就业的机会,但是它依然是一种隔离的就业形式。智障者作为普通公民,有权平等使用一切社会资源。成年智障者参加支持性就业,也是社会融合的一种形式。使用公共资源,维护同事关系,为社会做贡献,他们也可以做到。许多家长的心理是,让孩子就业,不是图挣钱,是因为通过就业,孩子能和社会有接触。因此,成功就业的标准不是单单签订了劳动合同,而是要看智障者是否真正融入并适应了支持性就业的生活环境。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的许家成教授(现为中国智协副主席)就开始引进和推介“支持性就业”的概念和做法。2014年至2016年月,中国智协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支持性就业试点工作。选取了北京、大连、山东、湖南、长春、深圳、广西等7个省市区的若干单位,共同探索中国的支持性就业模式。各地认真做了调查准备,圆满完成试点任务,培养了就业辅导员240多名,积累成功案例100多例。在此期间,多个省市政府或残联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有效地促进了支持性就业试点的开展,为全国范围内推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期间,2015年5月,由中国智协、广东省残联、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主办了支持性就业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进一步向社会宣传支持性就业的理念和做法。

有了支撑 他们也能成功

前面提到的李秀枝便是中国智协支持性就业试点项目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说起秀枝一年来的变化,她的妈妈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欣喜。自从知道孩子有残疾以后,她感觉头上的天从来没晴过。每次带着孩子出门,秀枝看到谁都觉得害怕,有时候遇到熟人问她点什么,赶紧就往自己身后躲。那时候就觉得这一辈子只能靠自己照顾她了。万没想到,自从开了这个奶茶店,孩子的状态越来越好,不但能独立完成奶茶制作,还能收银数钱,现在即使自己不在店里,她也能够独当一面了。

与秀枝妈妈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一直在背后扶持、帮助她们的熊萍教授。她说秀枝家的奶茶店是中国智协支持性就业项目湖南省试点的一部分。在项目进行中,发现这些孩子不是不能干,而是由于社会上的压力,他们失望惯了,早已经形成了负面的惯性思维,但她们内心对美好生活还是充满了向往。这时候就业辅导员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拿秀枝来说,就业辅导员在教她收银数钱的时候告诉她,只有学会了这个才能自己当店长。她就学习得特别认真,有时候看到家里的钱也抓起来数一遍。学会之后遇到熟人就跟人家说,我现在会数钱了,我能当店长了。后来我们在设计这个奶茶店的时候就真的让她当店长,她现在就是越干越好。

每一个智障孩子都有自己的愉悦点,你找准了,刺激这个点,就能够激发他的潜能,轻度的基本上可以接近健全人一样工作、生活。这就是我们开展支持性就业项目的初衷。所谓支持性就业,就是残障者在必要的持续的支持下,进入一般的就业场所,与非障碍者一起从事竞争性的稳定工作,所得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享有和非障碍劳动者一样的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如今,李秀枝等的成功,说明智力残疾孩子在支持性就业项目的帮助下完全可以和正常人在平等条件下工作生活。

最终的目标是融合

在中国智协大连会议上,香格里拉员工王建作为支持性就业的智障劳动者代表应邀出席,他的发言掀起了会议的一次高潮,赢得了阵阵掌声。他不用稿子,用新闻发言人的语速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能完全无障碍地与台下互动。台下代表们备受鼓舞,有大喜过望的感觉。有代表好奇地问:孩子,你是智障几级?王建整理了一下表情,认真地说:“我不认为我是智力残疾人,经过学校的培训和工作的锻炼,我认为我已经是个健全人!”

两年的试点,各地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涌现了很多根据当地情况推进残疾人就业的典型。长春市胡艳苹开设了“阿甘餐厅”,从她的“善满家园”收养的60多位智障者中,挑选了十几名智障员工,并安排餐厅的健全人员工担任就业辅导员。教残疾人如何端盘子,如何洗碗。今年5月中旬,又在当地旅游局、残联的支持下,开张了“阿甘村”。“村”里有鱼塘、鸡鸭鹅、果树、蔬菜,几乎善满家园其余的智障者每人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充实、阳光,全“村”已然成为充分融合的小环境。放鹅的小家伙二亮对中国智协领导授予的“鹅国总统”戏称尤其喜欢。“他就是喂鹅的时候不知道停,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出和健全孩子的区别。”胡艳苹笑着说。

深圳一位智障孩子的家长组织了10位志同道合的家长合资开办了一家洗车房,根据残疾人残疾状况的不同,分别安排不同的工作。开业一年,洗了一万多辆车,这些残疾孩子的服务已经被顾客所认可。洗车行受到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不断,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了,并开始向其他地方传授经验,推广这一模式。

湖南长沙的探索也很成功,特色显著: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家长组织、基层政府、爱心企业和专业人士四合一的支持群体,进而又大胆地提出以支持性创业带动支持性就业的想法,并已开办了两家奶茶店。设计者们认为,在很多心智障碍者家庭,家长因为照顾孩子失去了工作,家庭逐渐陷入困境。选择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投资适中的奶茶店项目,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支持性创业,可同时解决孩子和家长两个人的工作问题;再者,家长拥有对孩子天然的爱,将更能够胜任就业辅导员的工作,使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在安置心智障碍者的同时,他们还安置了肢体残疾人就业,扩大了这个项目的受益面。目前他们正筹备开办更多的店,进一步扩大残疾人的就业范围。

支持性就业工作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其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残联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了解、理解和帮助。解决就业辅导员的工资问题,解决企业接受智障劳动者的顾虑问题,化解家长对让孩子到融合环境中的担忧问题,促进智障员工与健全员工的融合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决定支持性就业能否顺利开展的因素。

我国的支持性就业实践也表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支持性就业的开展更有优势。实际上,中国的支持性就业经过国际劳工组织的宣传,短短的三年实践探索,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典型。2015年5月马来西亚召开的“亚太支持性就业与辅导员论坛”上,中国智协代表中国做了题为《中国的支持性就业:起步晚,发展快》的发言,赢得了10多个国家的广泛认可。还可以说,支持性就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同步进小康”、精准扶贫、解决就业问题等建设和谐社会战略实施中的一个亮点。我们衷心地祝愿支持性就业能给更多的智障者及家庭带来“获得感”和阳光灿烂的心情,让这一事业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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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心声

孩子们虽然只需要完成自己负责的环节,但他们不是象征性地在劳动,而是实实在在擦干净一辆辆汽车。

用就业保障孩子的未来

口述_曹军 整理_艾诚

我是一个智力残疾孩子的父亲。从我的孩子几个月大听医生说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想到这问题的时候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我睡觉前不敢喝水,最好一觉睡到天亮,因为如果半夜醒来,万籁俱静,我会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所有的家长都跟我一样,最牵挂孩子的未来,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直到去年,当我们开始尝试这个支持行就业的项目,建立了喜憨儿洗车中心,我觉得终于找到答案了。

首先,这些残疾孩子在这得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能工作未来才有保障。洗车中心根据测评出的孩子的能力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五六个孩子,由轻度、中度、重度组成。并将洗车的流程拆分成10多项,按照轻度的多做一些,中度的少做一些,重度的只要完成一两个动作就可以了。用这种方式,轻度带动中度,中度带动重度。孩子们虽然只需要完成自己负责的环节,但他们不是象征性的劳动,而是实实在在擦干净一辆辆汽车。

为了让孩子找到工作的感觉,洗车中心实行同工同酬。虽然孩子们的分工不同,但每一个孩子拿的工资是一样的。道理也很简单,洗好一辆车需要所有的孩子团结作业、分工协作,少一个人都无法完成。大家做的都很认真,重度的智障孩子虽然做的工作少一点,但不是因为他们偷懒,而是他们的能力仅仅到此而已。理解了这一点,同工同酬这件事,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不会有意见。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并不仅仅针对轻度智力残疾人。要知道,智力残疾的孩子中轻度的大约只占5%,那么还有95%属于中、重度。我们要解决智力残疾人的工作生活问题,就不能把中、重度这一大群人抛在一边。我们专门在每个店安排了3名懂特教的就业辅导员,辅导员负责教会他们掌握对应的环节,而具体的工作必须有残疾孩子本人完成。只有掌握了技能并能独立完成工作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洗车工,而不是一个噱头。

另外,一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孩子们不但能够胜任工作,并且还在成长。就拿重度智力残疾人陈新佑来说,21岁了有的时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回答问题常常答非所问。在培训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擦东西的顺序与一般人不一样,喜欢转着圈擦,于是我们就安排他专门擦轮毂。他也很努力,从一开始擦一只轮毂要休息,到现在已经能一口气擦完4只了。记得他刚来上班的时候,每天都要家里人接送才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已经能够独立坐公共汽车来中心上班了。由此可见,只要应对得当,重度智力残疾人依然可以成为一名可爱的洗车工。

其实,让这些孩子自食其力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为他们选择适合的项目。他们的情感方式与我们不同。健全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往往可能为五斗米折腰,但智力残疾人不会。对他们来说要是没有兴趣,没有热情,他们一定不会坚持。我们选择洗车这个行业,正式围绕他们的兴趣考虑的。玩水、打泡沫是孩子的天性,这对什么样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完全可以把工作当成一个游戏,这样他们获得的就是生活的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

我一直主张,孩子们虽然是残疾人,但不能靠慈善过活,不要去博取别人的同情。既然是真正的工作,对他们同样要严格要求。因为我从他们来上班的第一天就强调:20天我们把头发剪一次,每天把脸洗干净、把指甲剪整齐,把衣服洗干净,每个人都要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地做工作。我要求就业辅导员在平时训练中加入生活内容,比如不能把脚放在凳子上,不能做抠鼻屎之类的不雅动作。有些家长给我讲,孩子都这样了,还讲究这些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正因为孩子这样了才更应该讲究。我们即便不能做到让别人喜欢我们,但可以做到不让别人讨厌我们。平等做人,孩子们才有可能在社会上立足。

作为一个企业,顾客的信任就是成功的标志。喜憨儿洗车中心成立一年来,获得的信任就是我们的残疾孩子们一点点干出来的。中心70%到80%的顾客是回头客,来这里办年卡办月卡,这是一种平等竞争的结果。试想,别人能半个小时把车洗干净,我们的残疾人半个小时也行。可顾客来我们这还能找到献爱心的感觉,那人家为什么不来支持我们呢。到2016年5月,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洗了一万多台车,你想想,一群智力残疾人用自己的双手洗了一万台车,这是一个多骄傲的事情啊。

从前是一个社会资源的消耗者,今天变成了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我坚信,只要我们这样坚持下去,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光明的。

3

经验分享

虽然“支持性就业”见效慢,但只要怀着爱心,对心智障碍者不离不弃的坚守,一定会为他们撑起一片天。

让社会看见心智障碍者的能力

文_王荔 骆燕

心智障碍者能融入社会,能像健全人一样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大连,我们为心智障碍者提供职业训练,与家庭、与社会、与用工单位爱心协作,为他们进入融合环境,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而不懈努力,这就是大连市残联就业中心开展的针对心智障碍者“支持性就业”服务。

政府扶持是基础

2014年,大连市被确定为“支持性就业”工作全国试点单位,大连市残联委托甘井子区残联,成立了大连市甘井子障碍者就业培训基地。当年,这项惠及民生的举措,被列入市政府2014年20个重点民生工程之一,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甘井子区残联提供一个独立门户、占地面积约216平方米的工作场所。市就业管理中心将其列入重点扶持的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同年5月,大连市出台了《大连市建设市级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扶持办法》,市级培训基地政府一次性补贴20万元,基地面向残疾人开展实名制培训,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

与国际接轨是基地的定位。2014年,市残联组织两批人员先后赴长沙、北京参加“支持性就业”初级就业辅导员国际资质培训班;2015年7月,大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又邀请台湾支持性就业师资培训队伍来连,举办支持性就业初级培训班。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大连市拥有支持性就业辅导员70人,支持性就业督导员4人。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支持性就业辅导员享有工作补贴和社会保险全额补贴,补贴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1:1比例承担。

融合性就业是目标

心智障碍者本人的就业愿望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做好支持性就业工作的根本。以甘井子区残联为例,就业辅导员对本辖区内14个街道,年龄在25~50岁且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愿望的心智障碍者进行排查,对符合“支持性就业”条件的63人,又进行逐户走访,最后选出20人作为首批“支持性就业”服务对象。接着,又按国际通用的标准测评、建档、对家长监护人进行培训,鼓励家长及其监护人放下包袱,让心智障碍者走出家门。支持性就业对心智障碍者来说,是从家庭到社会的一个进步,是初步“融合”的开始。

让心智障碍者在真正的工作环境中与健全人一起工作,首先要有合适的岗位。自2013年起,大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每年举办一次企业雇主培训会。心智障碍者在基地经过几个月的培训,达到就业能力的基地就业辅导员推荐就业。这时就业辅导员就成为联系企业、心智障碍者及其家人的纽带。他们要对岗位进行现场观察、试做,还要对心智障碍者进行能力测试和岗位培训等。一个心智障碍者进入企业工作需要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就业辅导员在持续支持中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跟踪服务是核心

心智障碍者实现融合性就业可谓困难重重,就业辅导员要持续地提供跟踪服务,才不至前功尽弃。例如,学员小刘,大龄单身男青年,智力四级。他会做一些简单家务,对熟悉的线路可独立出行,但不善于与人交流,没有自信,说话声音极小。小刘到基地后,经过4个月的职业重建,能主动与周围人打招呼,也学会了在遇到问题时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为他进行岗位挖掘时,就业辅导员争取到酒店男更衣室及员工活动区域保洁的岗位,小刘顺利通过面试考核,被酒店录取。就业辅导员陪同他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后来让他自己走,就业辅导员跟踪;在工作岗位上,就业辅导员指导他保质保量的独立完成工作,并且帮助他与周围的同事互动,经过一个月的密集性支持,达到目标后,就业辅导员退出工作场所,不定期的沟通。目前,酒店方面给予每月1600元工资,五险一金,休双休日,全年13薪的待遇等,双方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当我们去酒店回访时,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说:“在小刘当班时,我们都感觉更衣室的整洁度是最佳的。”

“支持性就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我们也在摸索中、学习中前行。虽然“支持性就业”见效慢,但只要怀着爱心,对心智障碍者不离不弃的坚守,一定会为他们撑起一片天。就业辅导员有一句口号:我带蜗牛慢慢飞;有你关爱,我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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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如果没有门口的提示牌,我怎么也无法把这群穿着黑色T恤的服务员和智障人士联系起来,从他们的笑容和忙碌中,我看见的是一种愉悦和享受。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最简单、最淳朴的生活方式。

这不仅是一种慈善

文/图_程寒

“本店穿黑色T恤的是参与实训的智障人士,如果您有什么需求请与穿白色T恤的就业辅导员联系,感谢您的理解包容。”这是挂在胡艳萍经营的阿甘餐厅入口处一个不显眼的牌子上写的善意的提示。

对这块牌子,胡艳萍是这样解释的,他们是一群智障的孩子,在招呼客人方面,不可能像健全人那样,做得面面俱到,挂这块牌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他们的保护方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把它挂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是不想把这些智障孩子当作餐厅的招牌。

之所以开这样一个餐厅,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胡艳萍想和孩子们开个玩笑,她让他们把门前的蜂窝煤从院子这边搬到那边,明天又让他们把煤再搬回来,看他们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情如果放在健全人身上,一次搬来搬去可以,重复去做,肯定就不干了,但这些孩子却每天都干得兴致盎然,丝毫没有感到厌烦。从这件事上,胡艳萍看到孩子们身上一个可贵的优点,就是绝对的服从,做事专一。胡艳萍想,能不能试着给这些孩子一个工作的机会。

就这样,阿甘餐厅开业了,这是2015年。

开业之前,胡艳萍花了很长时间教这些孩子如何做一名餐厅的服务员。但开业后两三个月中餐厅的乱象,却是她没有想到的:传菜的不知道把菜交给谁,上菜的把菜全都上错了,为了能让这些孩子尽快适应工作,使餐厅从这样的混乱中走出来,胡艳萍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一个健全人带两个智障孩子,每天营业时,一方面教他们怎么传菜,怎么把菜摆上桌;一方面告诉见到客人怎么笑,怎么说。让他们知道,如果服务不好,客人就不来了,餐厅没有客人,赚不到钱,他们也就没有工作了。

如今,餐厅已经运营一年多了,这些孩子现在不光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之余还学会了很多其他的技能,比如说餐厅的“梦经理”。“梦经理”今年40多岁,之所以叫他“梦经理”,不是因为他姓梦,也不是因为他是经理,而是他做梦自己当了经理,慢慢“梦经理”这个名字也就传开了。这个“梦经理”,在餐厅工作之余,学会了吹唢呐,最近,他又添了一项新技能,就是在打火机上罩一层薄塑料布,居然吹出了调调,第一次展示给大家时,着实让“胡妈妈”大吃一惊。在阿甘餐厅里,不仅这个“梦经理”,其他的孩子也都多才多艺,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抖空竹……胡艳萍笑称,如果有一天,餐厅倒闭了,他们就成立一个艺术团去表演节目。

所以说,智障人士并不是不能就业,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给予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不光可以工作,还可以在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发现、挖掘新的潜力,学会并从事其他一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这其实就是中国智协提出的支持性就业的概念。这里的关键,是经营者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平等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正如胡艳萍所说,我们不仅是在做慈善,在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份就业机会,让他们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的同时,必须给他们以足够的尊重。何为尊重?我们为他们提供辅导和报酬,他们为我们进行工作,两者之间是对等的交换,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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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中国的残疾人整体就业率是43%,但智障人的就业率低于10%。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文_张宝林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合组织(OECD)2014年发布的就业市场年度报告中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温和且冷热不均,预计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率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前,2011年欧盟平均失业率为11.1%,失业人数达1750万人,其中西班牙失业率最高,约为25%。2012年,情况依然严峻。在欧盟四分之三的行政区,年轻人失业率都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两倍。在那些国家,残疾人就业,更是难中之难。

中国的残疾人整体就业率是43%,但智障人的就业率低于10%。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中国目前有智障人554万,占残疾人的比例为6.68%。多重残疾人中伴有智障的还有430万,总数将近1000万人。智障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全部或部分受限,他们自身融入社会的能力非常薄弱,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也最低。长期以来,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但近千万智障人群,无论是生活状况,或是康复、入学、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境遇,都还存在诸多困难。

目前,中国主流的智障人就业模式,是庇护性就业(福利工厂、工场),这是由政府主导的集中就业模式,优点是让残疾人有了与社会其他成员接触的机会,残疾人获得了劳动报酬,增加了家庭收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福利工厂竞争力差,企业负担重,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不少已经倒闭,或面临严重困难。为了重振庇护性就业,中国残联等八部委2015年6月发布《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决定加大对这种就业模式的扶持力度,把它作为残疾人就业新的增长点和就业兜底保障的重要任务。新修订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也已明确保障金用于扶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发展。可以预见,庇护工场大量倒闭的现象将得到遏止,新的福利工厂将大批涌现,并不断向前发展。

但是,庇护性就业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场所与社会隔离,导致残疾人特别是智障人被排除在常态社会生活之外。这种模式不利于残疾人融入社会,享受与他人同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支持性就业”是残疾人(主要是智障人)的一种新就业模式。这是由就业辅导员在竞争性工作场所为残疾人持续提供训练,以增进他们的工作能力及与同事的互动,当残疾人的表现符合工作场所的要求后,就业辅导员逐渐退出工作现场,改为追踪的方式提供服务。

支持性就业,是伴随国际新的残障理念和法律而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就业模式。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当代世界各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状况,从1996开始制定了新的残疾分类体系《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这个分类标准突破了传统的残疾医学模式,建立起一种新的残疾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意义是,不把残疾人看作一个特殊群体,而看成是社会大家庭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体现。2006年颁布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第1条宗旨中,开宗明义,“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这个表述,是以残疾人与健全人平等的权利为本的,它把残疾定义为个体缺陷与社会支持互动的过程。第3条一般原则中包括了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选择,以及个人的自立;不歧视;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尊重差异,接受残疾人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和人类的一份子;机会均等;无障碍等等。这一切都阐明,残疾人享有全面的人权,包括劳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4)和《残疾人就业条例》(2007)对此也有专门规定。《保障法》第四章专设“劳动就业”,其中第31条规定:“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使残疾人劳动就业逐步普及、稳定、合理。” 第33条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就业条例》第2条重申保障法中关于“集中就业与分散就业相结合”的方针。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集中就业”指庇护性就业,“分散就业”指按比例就业。其中,分散就业和规定的1.5%的比例,为智障人的支持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支持性就业的特点是: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性环境中为残疾人开拓更多的工作机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残疾人就业需求;可以提高残疾人薪酬,获得更为合理的工资;可以使残疾人有更高的满意度,更利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使雇主对残疾人忠诚可靠、踏实合作的工作人格,和实际工作能力有更清楚的认识;可以使职业康复机构摆脱了仅凭道义与良心为残疾人寻求就业机会的格局,从而更有创意地为残疾人争取权益,提供服务;可以提高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在残疾人职业康复方面的投入产出比,以较少的经费获得更好的效果;可以使残疾人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支持性就业涉及的几个环节:一、智障人及其家庭。他们的自我决定和家庭的积极参与是实现支持性就业的核心元素。二、就业辅导员。这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提供个别化支持计划和建立支持系统,才能让支持性就业落到实处。三、雇主(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是雇主的社会责任,雇主的态度、理念和参与程度是支持性就业得以实施并持续进行的保证。雇主在履行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成为受益者,他们得到了合格的员工。四、政府。就业辅导员应是一个职业岗位,具备专业知识和上岗资格,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这4个环节中,就业辅导员是关键角色。就业辅导员能引入支持性就业的概念,有效地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形成提供支持的专业能力,确保就业成功;他们开业成为沟通智障人、家长和企业的纽带,做好沟通协调工作;还可以成为“种子选手”,在自己的单位和所在地区继续发挥作用,持续辅导新的个案,推动这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2000年前后,中国的许家成教授开始在重庆和北京的一些机构实验“支持性就业”,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未形成规模,长期不为社会所知。2012年开始,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和中国残联就业指导中心等单位合作,推广“支持性就业模式”。在全国7个省市试点。迄今为止,聘请了美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召开了8次研讨会,开展了7次就业辅导员国际标准课程培训。培养了就业辅导员249名,安置智障人就业100多例。2015年6月中国残联等八部委发布的《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指导员培训,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帮助辅助性就业机构中已具备条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融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要求。

支持性就业在中国尚在起步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如,智障人家长思想观念还不够端正,有是宁愿拿低保,也不愿孩子出去工作,怕受委屈。雇主担心智障人就业后不能完成工作任务,又怕出事担责,不愿雇佣智障人。就业辅导员还不是一个正式职种,现在多由义工或社工担任。就业辅导员普遍反映工作难度太大,缺乏信心。政府部门对庇护性就业驾轻就熟,而对支持性就业认识不足,认为“太超前”“不合国情”等等。这些,都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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