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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收藏家 韦力​|故纸堆里寻人生

2019年07月25日 来源:《三月风》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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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

1964年出生,重庆人,著名古书收藏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浸淫古书三十年,并致力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著有《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古书之美》等。

文 摄影_《三月风》记者 白帆

在北京南四环某小区的一栋高层内,两户门对门的房间相向而通,加起来足有500平方米。往右闲走几步抬头一望,“芷兰斋”的牌匾挂于墙上,这就到了韦力的藏书房。

韦力是圈子内有名的古书收藏家,这个重庆人生得一副魁梧模样,说起话来温文尔雅。稳重地行走、落座,很难发现他是位残疾人。而见过韦力的人,大概率都会向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您的藏书有多少本?第二,您在收藏上已经花了多少钱?对于前者,韦力说正在统计,七八万本总是有的。而对于后者,他自己也没有计算,他打了个比方,“就像问你‘这些年吃饭花了多少钱’一样,享受过程就行了,并不会一一记账。”

吃饭不记账,但吃什么还是要记的。他在朋友圈常晒两样东西,其中一样就是走南闯北时吃下的各路面条;而另一样就是朋友赠书,往往因为送者地址不详,只好发个朋友圈问问是谁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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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兰斋”的书大概有七八万之巨,但具体统计工作仍未完成。

我的书多,但一本不卖

在古书收藏圈,无人不识韦力,他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收藏古籍最富的个人藏书家。三十余年的积累,让他的收藏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高人一筹。他的藏书按照中国古籍“经史子集”的内容分类,其中不乏宋元及以前的珍本,最古老的一本刻版书当属唐代中期的《陀罗尼经》。在天津,他还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三层楼的空间共陈列近百个大书架,价值数千万的藏品罗列其中。

“芷兰斋”有两个来由。早些年,一位朋友来书房做客,看到古书成堆一眼望不到头,随口说了一句“这一堆烂纸啊”。他灵机一动,将烂纸反念,写作“芷兰斋”,作为自己的斋号。而“芷兰斋”的另外一个来由,则是《岳阳楼记》中的“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我爷爷是清末的秀才,曾给我讲过很多经典故事,”韦力说,“如果非要给藏书加一个由头,我想这些故事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韦力的祖父在民国时弃笔从戎加入了川军,其父受其影响,14岁也参了军,韦力就出生在部队大院里。因为故事听得多,小时候的韦力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段子王”,这些故事也让他从小朋友手中换来不少零食和糖果。

他总结自己现在做的就两类事情,一类是“和书有关的一切”;另一类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1981年韦力读高一时,他在刚刚恢复营业的古籍书店中发现了一套《古文渊鉴》。这套在康熙五十四年由宫内以五色印刷的古书,刷新了他以往对古书的认知。老板开价80元,他只能每天从自己的饭费中省下5毛钱,还跟家里骗了点“书本费”,攒了四个月才凑够了钱。书店老板根本没想到会有人买这本书,主动提出给他打了折。这本书也打开了他爱书、藏书的人生篇章。

韦力曾在天津工作过8年时间,那时天津正大力发展开发区,他是中国外贸总公司下属三资企业的总经理,后来自己开公司,经济收入不错,每个月已经能挣几千美金了,买书钱不是问题。而且韦力很少在吃喝上挥霍,与花天酒地无缘,钱都花在买书上了,“早些年我买书的眼光很差,至少走了十年弯路,才上道。”

在藏书上,带韦力上道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天津文运堂书店80多岁的老师傅胡玉璞,出身琉璃厂藻玉堂。他说,你要买有价值的书。后来老先生一路带着韦力买;另一位是在版本学上对韦力真正有影响的黄永年教授。黄永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的女婿。他让韦力明白了书要从学术史角度来收藏,并不只能说东西好不好,稀见不稀见,他认为玩赏的路数是不对的。在学术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观念对韦力影响很深。韦力当年曾请教过黄永年很多问题,黄老先生写了十几页的信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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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顾注苏诗》残卷。

2009年前后,韦力曾以逾百万美元买下迄今发现最早(宋嘉定六年)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中的《和陶诗》第四十一卷。《施顾注苏诗》书里有许多著名藏书家的藏印,从清初著名藏书大家宋荦,到纳兰容若之弟揆叙,再到大藏家翁方纲。清朝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苏斋”,还在每年12月19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请名士到家里纵情诗歌,在书上写跋语和题记,称为“祭苏会”。有人鼓动韦力恢复“祭苏会”,韦力笑言,“可以办,但不能只是作些打油诗,或者撮一顿,就作鸟兽散。”

韦力的藏书多,但从来不卖,这也减少了很多上门的买家。韦力藏有一卷“辽代刻经”,国家图书馆没有,国图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览,都会将这一卷刻经借去。后韦力觉得借来借去麻烦,便把书搁在国图存了三年,国图还发给他一张奖状。

韦力把藏书当作兴趣,而不是投资,于是很多书一旦入库,就不再关心市场价值了。“有钱就买,没钱就忍嘛。股票1块钱买,明天涨到100块的同时,还要担心跌了。但我希望收藏和利益无关。”

正因为这样,韦力的书才能存下来。但市场价值陡增的代价,就是藏书房门口也不得不装上了报警摄像头。

一瞬间成了残疾人

书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这些藏书人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藏书之外为了著述,韦力每年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处走访那些藏书楼和古迹遗址。2010年起,韦力耗时四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又花三年时间逐一查证。

近十几年来,韦力任性地进行着他“一个人的人文寻访之旅”,寻访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人士、词曲家、诗人等的足迹,这部分构成了他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也就是“觅系列”,在此主线下,还有多种小专题寻访,比如多年来一直进行的“藏书楼寻踪系列”,先后出版有《书楼寻踪》《书楼觅踪》《书魂寻踪》《见经识经》和《寻访官书局》等专著。

2018年一整年,韦力竟有9部作品问世,出书速度之快也引起了外界对书本质量的质疑。而韦力觉得时间少,需要更努力,“以前觉得可以上年纪再好好出书。章太炎曾劝徒弟黄侃,早点出成果,可黄侃却说‘五十前不著述’,只写小文章,结果五十岁那年就死了。有人说黄侃是大师,但质疑声也不少,正因为没有著作。也许他脑海中有宏大计划,也只能带进坟墓了。”

所以外界的质疑成为一部分出书的动力,“文史靠积累,理工靠聪明。没到厚积薄发,一定会有瑕疵,一定会悔其少作,反过来想,至少还可以后悔,要是不写连后悔都没有。”

韦力奋笔疾书的动力,还因为一次意外。2013年,韦力独自寻访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遗址遗迹,当时在河南安阳,准备当天晚上回京,好转天与家人一起过生日。下午,他看时间还早,临时决定去一趟灵泉寺,那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

他包了一辆出租车前往,20公里后到达,从山下步行上山。“我是那天唯一一个买了门票进入寺庙的游客。”韦力说,寺庙当时正在修整,围墙并不完整,老实买票的就他一个。他在寺院内察看古石碑,突然一阵大风,随意码放的一块劝捐功德碑被吹倒,直接砸中了他的左脚,“十几分钟过去,血流了一地。我心想,血流完人是不是就死了?”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他看到地上有一块很脏的塑料袋,抓起来就把伤口包扎上了。司机接到电话,拉着他直奔县医院。

县医院治不了,司机继续拉着韦力往市里的医院奔。因为后座套上全是血,躺在医院走廊、等待手术的韦力一脸愧疚,“我让他从我口袋里拿钱,他死活不要。”韦力被急匆匆赶来的医生推进了手术室。

“接活了吗?”“没有。”第二天,换了另一位主治大夫,告诉韦力手术没成功,血管没接上。韦力心如死灰,赶紧联系北京的朋友,才得以一路从河南被拉回到北京的积水潭医院。但还是晚了一步,血管仍没有接活。经过前后多次手术,韦力左腿膝盖以下不得不全部截肢。

“以后还到处走吗?”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韦力,面对亲人的诘问,还有内心的挣扎,无数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戴上假肢和拆迁比速度

在北京博爱医院,韦力戴上了假肢,开始了康复期。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住在那儿的截肢病人,不是车祸就是工伤,有人给出医药费,康复并不积极。我每天从早练到晚,最后还成了医院里的‘康复模范’。”两个月后,韦力出院时已经可以戴着假肢独立行走了。

从离开医院那天起,再也没有人告诉韦力,多走好还是少走好、这条腿还能走多久。那就接着走,向外边去,古迹越拆越少,还有很多古籍需要找、需要看。家人拦着不让,他不理,“如果真的不走了,我这腿不就白残了吗?人生也是这样啊,不知道会怎么样,经过这样一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能说能做能写的时候就去做。”他捋了捋手头的计划,“故宫明年就600周年了,我应邀写一本全国七个藏书阁中的《四库全书》,还有古代藏书楼的记录也在弄。原来想用10年时间,将全国的历史遗迹弄完,还需要4年时间吧。”

过去,韦力一个人出发时,只有一个背包加一台相机,一支笔和笔记本就是全部行囊,连录音笔也不敢带,“对方一看我掏出录音笔,就不说了。”所以韦力就连着用脑子记,每天晚上回到酒店就要把当天的事情写下来,而不是堆在最后,“一次出去十几天,容易记混了。”

在外行走,没有公职的韦力经常碰壁。拿着相机就被当作调查记者,无数次被古迹管理人员撵出去,或者让他去当地文保部门开证明,“像被审讯一样:你是做什么的?历史遗迹是你想拍就拍的吗?一通训斥。”韦力倒也不恼,只有苦笑。

与被盘问相比,人身安全仍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在浙江余姚,他是当地酒店唯一的住客,半夜遇到几个疯子挨个房间砸门,他用东西死死抵住房门,店家假装说是库房才逃过一劫;还有路上劫道要钱的,不给就拿起砖头砸车玻璃;更有甚者直接挖个沟,撒满钉子扎漏汽车胎,这时前面不远准有个修车的,一定说扎的是胎侧壁,修不了,买新的吧……

所以残疾之后,韦力比以前小心了,每到一处先找朋友,一旦出事可以找当地有人帮忙。“再像上次一样在山上摔了的话,当地朋友可以联系车和医院,处置麻烦的事情。如果我当时找个朋友协助,我可能就不会这个后果了。”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腿。

尽管路途险阻,韦力还是希望走得更快一点,因为城镇化建设,让很多古代遗迹慢慢消失了。“过去人读书中科举,才有功名和钱,于是修建藏书楼反哺文化,如今文化和功名不一定有关系了。大藏书家以前都是大户人家,历史原因成了清算对象,房屋被占,成了大杂院,被改造和破坏。”至少有十几座藏书楼,韦力再去时就没了。一部分成了景点,客观上保存下来了;而一部分则永远地消失在记忆中了。

博物馆里的古书早就和人分离

之前,韦力被一些媒体冠为“最神秘的藏书家”,因为他不讲座,不拍照,人们罕见他的样子,却只听到他的名声。韦力和马未都是挚友,但不像后者喜爱抛头露面,“我反感需要混脸熟的社会,又不是当明星,干自己的不就行了?”直到他自己受伤肢残,才知道时间宝贵,该与日月同争。

前两年,他与作家安妮宝贝合作出了一本名叫《古书之美》的书,被其他读者群慢慢所知晓。“她不问我的书而问人生,让很多不知道古书的人知道了我。”《古书之美》卖了十几万册,这让韦力有点意外,“在那之前,我一本书能卖8000册就知足了。”

对于这几万册的藏书,韦力有自己的打算。他总能在古书上看到“子子孙孙永宝之”的章,可人生聚散无常,要真如此那些书也到不了他手上。多年来,韦力也从没在自己的藏书上加盖过私章。“书的生命力很强,敦煌写经已经一千多年历史了。古书各有各的命,聚散上天定。这里的每本书都比我年纪大。它们还会继续生存下去。”韦力转头看了看书架,慢悠悠地接着说,“言外之意,我是这些书生命的一小段,我不会带着它们进坟墓或者火化。”

带不走,存不住,不如散掉。他不想把书随意捐给公共图书馆,徒增一些虚名,“我发现有个问题,古书和人已经分离了。展览时,书本展开一页放在玻璃背后,和看木乃伊没什么区别。”

另外一点则是对古书市场的负责,“现在公共图书馆的古书数量占了总量的95%以上,再也不会在市场上流通了。如果捐给它们,市场上可以流通的古书又少了很多。”韦力希望这些书可以流散在民间,让人更加爱书,“我在藏书过程中,最高兴的就是获得书的过程,我希望藏家能继续享受这个过程。”

或者,就去开一家二手书店,让手里的图书流散到爱书人手中,韦力突然兴奋起来:“这就能吸引人来和我说话。自己动不了了,卖一大把钱又有什么用?”

韦力从太师椅上站起身,在书架当中目顾左右,似乎在寻找哪本书,突然说:“未来怎么样?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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