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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伟 从血海深仇到原谅放下的精神证法

2017年01月21日 来源:《三月风》

刘锡伟,1934年出生,精神病学专家,曾任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首创“疯劫”学说,认为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得到一次科学、合理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尽管杀害4名舍友并藏尸的马加爵、残忍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在那个年代惹得舆论哗然、人人诛之而后快,刘锡伟却跳出来站在了“民愤”和“道德”的对立面:他们或许是患有精神病的,应该得到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文_本刊记者 张西蒙

摄影_本刊记者 张立洁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刘锡伟的报道,褒贬不一,因为他的工作总是徘徊于法理和道德之间:他既是一名有着近60年从业经验的精神病专家,同时也从事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工作,许多重大刑事案件中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在刘锡伟看来,云南杀害同寝室4名同学的马加爵、陕西汉阴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以及南京驾宝马撞人的王季进等人,均有精神异常的行为,应当给予司法鉴定的机会。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刘锡伟说,想要启动这道司法鉴定程序却难比登天,当事人可以申请,但最终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上。他曾为许多重大案件呼吁,希望对犯案的嫌疑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然而屡屡不能得偿所愿。

精神病人的“剩余杀人”

2016年7月17日,82岁高龄的刘锡伟和年过七旬的妻子刘美晋匆忙吃过午饭后,启程奔赴无锡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去上海的高铁票,到达上海后又马不停蹄地坐飞机赶往石家庄。老两口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金和应急的药物——年逾八旬老人的必备物品。

到达石家庄入住当地的旅馆时,已经是7月18日凌晨两点,妻子再三确认刘锡伟没有因长途奔波出现哮喘的症状后,两人抓紧时间补充睡眠,因为第二天一早还有“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办。


郑民生(上)、马加爵(中)、邱兴华(下)最后皆被判处死刑,精神病司法鉴定于他们来说
并不能成为“无罪”的证明,他们未能获得社会的宽容,但大众更应考虑的是,
如何提高精神病人犯案的司法预防和干预,避免此类案件的重复出现。

让刘锡伟和老伴不远千里,在半天的时间内从无锡辗转上海再到石家庄,是因为上午的一个电话,电话坐标地显示为加拿大。“刘老师,您能不能到石家庄,救救我弟弟。”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焦急,听起来不像是骗子。

女人告诉他,自己的弟弟在石家庄涉嫌杀人,但是作案时的行为实在古怪,家人怀疑弟弟患有精神疾病,但河北医科大学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女方想请刘锡伟看看案子的卷宗,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找到我,能帮就帮一帮吧。”老伴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刘锡伟,提出像以往一样的要求:随行陪同。像刘锡伟这样的专家“出场费”一般是1万到2万元不等,他仅向求助者报销了路费。刘锡伟很高兴退休后还能做回老本行,何况能近距离观察到被收押嫌疑人的机会并不多,多数时候,他是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探寻蛛丝马迹。

早晨6点,刘锡伟就起来看案卷,9点见到了当事人的律师,看到了案发时的视频录像。录像里,嫌疑人用刀扎死了两名被害者,随后又在被害者面部连刺数刀,更匪夷所思的是,还拿起刀扎伤自己,案发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逃逸,而是呆立在现场一段时间后才离去。

“这就是‘剩余杀人’,‘返祖兽性化症候群’。”刘锡伟说,正常情况下的蓄意杀人,凶手确认被害者死亡后没必要重复无意义的行为,杀人后第一反应是逃逸,嫌疑人却没有这么做。而“返祖兽性化症候群”,意为重症的精神病人犯案,并无独立思考能力,犹如动物,行为无迹可寻。刘锡伟第一次提出此概念是在邱兴华杀人案件后,当时有人叫骂有人支持,出现了两个极端。

随后刘锡伟旁听庭审,“法庭上对他有利的他讲不出来,对他不利的却一直在重复。”从家人口中得知,嫌疑人以前就曾被医院诊断为忧郁症,还吃过抗忧郁的药物。通过种种迹象,刘锡伟在休庭后吃中饭的空当写了一个疑有精神病的根据和意见书,建议重新做第二次鉴定。“最近二审刚刚结束,不知结果如何,恐怕不太乐观。”迟迟等不来消息,刘锡伟焦急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

“马加爵和邱兴华,都有精神病”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找到刘锡伟帮忙做鉴定,更多时候他是主动为这些即将“抵命”的嫌疑人奔波。

“马加爵案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没见过马加爵本人,以为是吊儿郎当、五大三粗的流氓,实质上是个文弱书生,当时的鉴定专家经过翻看案卷和推敲商议,认为马加爵应该是患有精神病的,但是苦于找不到症状。”在刘锡伟、杨德森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刘协和等知名精神病专家眼里看来他的症状很明显:“同学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呢?而且杀人后碎尸放进衣柜,继续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庭审的时候还扮鬼脸,我们一看就认为是青春型精神分裂。”刘锡伟到现在还记得庭审时马加爵的姐姐拼命哭喊:“弟弟你一定要争取上诉!”然而马加爵决定不上诉。“他觉得自己杀了人就该死,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刘锡伟说,没有了求生意念,一审很快定罪,马加爵被判处死刑。


刘锡伟在广西做过30多例精神病司法鉴定,除此之外还关注过很多重大要案,
这些案卷至今他还保留得几乎完好无损,存放在一个个大纸盒里。

2006年的邱兴华一案,是刘锡伟在外奔走最久的一次。邱兴华因为莫须有的猜测和妄想,趁道观内管理人员和香客熟睡之际,持斧头、弯刀,将陕西汉阴县铁瓦殿内工作人员和香客等10人杀害,其中最小的仅12岁,他甚至还把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手段极其残忍。邱兴华作案后烧殿潜逃,后被追捕归案。刘锡伟看过卷宗后认为邱兴华患有偏执型精神病,与刘协和的诊断“嫉妒妄想”不谋而合。一审开庭的前一天,刘锡伟自掏腰包赶到北京,一待就是34天。

1934年出生的刘锡伟在3岁时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作为顶梁柱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母亲和刘锡伟兄弟姐妹6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刘锡伟在读高三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投笔从戎,参军进入了军干校,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医,还曾担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底,他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中尉军医。本来以为迎来了好日子,却在1957年被打成党内右派,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发配到当时相对边远的广西,六年同窗时交的女友也因此分手。在广西,刘锡伟自学了建筑,设计精神病院,也认识了现在的结发妻子刘美晋。

上世纪60年代初,刘锡伟成了最早一批司法鉴定工作者中的一员。“直至现在,我们的方法仍过于简单,目前的误鉴率有10%,苦于没有客观的标准和前卫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很难鉴定出是否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目前行业仍处于提高阶段,国内精神病患住院后要经过三级确诊,由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主任医生逐级确认,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有专家会诊。因为司法鉴定的时间有限,往往一小会就结束了,“我认为应该住院观察,至少半到一个月,心电图24小时监护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多数时候是公安人员采集病史,单这点上就不是很专业。”1983年刘锡伟回到江苏,就职于无锡第七人民医院,后改为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退休后的刘锡伟偶尔和院长聊及司法鉴定一事,院长告知他,每年做1000例精神病司法鉴定,一例的酬劳在4700元左右,却远远不及成本,因为员工需要加班加点,付出很多劳动。各地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都依附于精神病院,而行业现状比较混乱,“有时候法医都可以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精神病很复杂,他们的认识远远不够,有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才能胜任。”

刘锡伟在广西做过30多起精神病司法鉴定,常说这项工作要保证质量,才能经得起科学检验。他是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的成员,课题组由两个群体组成,一边是在司法部任职的,年轻人居多;另一边是老一辈的专家组成的。“我们的工作很难做:非常复杂,非常艰巨,非常深奥,非常敏感,同时又非常严肃。”刘锡伟总结道。

“我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

南京王季进开宝马撞向一辆马自达,时速达到192.5公里,致马自达车内2人死亡,南京脑科医院诊断王季进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部分责任能力,结论出来后很多人无法理解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网友开始骂人,说鉴定专家是不是拿了好处,收了红包。后来我做功课,把很多报道一看再看,他13岁得病,期间复发了两三次,到案发时已经有22年的病程,应该是慢性长期而非急性短暂的。”刘锡伟的这一结论能促使王季进担负的责任更轻,恶语相向的人屡屡有之。

被网友质疑甚至谩骂的现象,早在邱兴华案中就出现过。因为刘锡伟坚持认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患,所负刑事责任有限,他的“返祖兽性症候群”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为凶手开脱”“收了好处”,甚至有人说他“泯灭人性”,一时间他被推上风口浪尖。

“网上有3%到5%的人骂我,我就‘微笑迎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导盲犬’。”刘锡伟称自己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这些疑似精神病患争取一个司法鉴定的可能性,不掺杂个人情感,“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尽管刘锡伟的呼吁大多石沉大海,他仍不能放弃任何一点的可能性。邱兴华案一审时,为邱兴华辩护的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申请,刘锡伟问对方缘由,答曰:“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尽管业界权威的看法达成一致,认为应当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但终审开庭仍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随后邱兴华在安康江北河岸边被执行枪决,没能等到一次司法鉴定的机会。事后一位专家解读,在民愤极大、伤及军警的情况下,一般不做精神鉴定,邱兴华的死是必然的,有一个作用:平民愤,抚慰社会伤痛。

“很多人说我多管闲事,也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除了来自老百姓的质疑,刘锡伟还曾一度面对“上面”的压力。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一名复员军人杀了当地的信访处处长,被刘锡伟鉴定为患有精神病。曾待刘锡伟不错的卫生厅长恼火地找到他,认为他是“保护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应该被挽救”,希望刘锡伟能“幡然悔悟、明哲保身”。“我不能跟着他讲是没有精神病的,我说坚决不能改。”

当时跟随刘锡伟的副主任医生几次三番劝他:“老刘,不然你就把结论改一下。”都被刘锡伟拒绝。“现在改了容易,但以后如果追究起来,就是我的责任,何况还关乎一条人命。”

“我曾拜访过很多杀死人的精神病人的家属,他们很可怜。”刘锡伟回忆,马加爵的父亲在门口筑起了一道墙,与世隔绝,和外界完全不联系,因为只要出去别人就说他儿子是杀人犯。马加爵的姐姐向刘美晋哭诉自己生不如死,“她丈夫说她弟弟是杀人犯,虐待她,婆婆瘫在床上,让她护理,一旦不周到,就开始家暴,工作也丢了,无处可去。”

“我们不只关注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害者同样可怜。通常情况下被害者家属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被判死刑,杀人偿命的观念很牢固,实际上这是‘同态复仇’,等于让另一个家庭蒙受苦难。其实,让对方非死不可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王季进的案子我不光安慰了他的家属,也找到被害者的家属。”刘锡伟告诉对方,痛失爱子他如同身受,“但这是一场灾难,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王季进的鉴定结果很可能就是患有精神病,不会被判死刑。”受害人家属当时有点懵:“这种事谁能接受得了?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施劫者和罹劫者的“疯劫”

刘锡伟一次次告诉受害人家属,患病者是不受控制的,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他首创了“疯劫”学说: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施劫者,被害人是罹劫者。“这是一种灾难,以人为载体,但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疯劫”的灵感来自于早年香港的一部同名电影,由许鞍华导演,赵雅芝主演。14岁的孙子因为刘锡伟常把“疯劫”二字挂在嘴边,就叫他“疯劫爷爷”

“疯劫学我总结了五句话:有精神病无不了,无精神病有不了,装精神病跑不了,被精神病长不了,被正常人冤死了。”刘锡伟有时分析历史名人轶事,从精神层面似乎能看到另一种解读。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的严慰冰给林彪写过一封匿名信,说后者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恼怒的林彪查到了严蔚冰身上,欲找她丈夫陆定一的麻烦,“最后发现她可能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而林彪患有恐惧症,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安静,周围要布置成黑的,图画上的水波他也害怕。”刘锡伟常向别人科普,医学上的神经病和老百姓讲的神经病不一样:医学上的神经病是神经系统的炎症、肿瘤、外伤、退行性病变等。“邓小平患的帕金森就是神经系统疾病,次一级的神经症包括神经衰弱、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

不仅是他杀,自杀也是疯劫之一。刘锡伟的大女儿是张国荣的粉丝,“世人都以为张国荣是忧郁症自杀,实际上是被害妄想。”刘锡伟说,有一次在香港的同行间交流,他说张国荣有被害妄想,得到了在座的认可,原因是张国荣生前曾透露有人要放蛊害他,而忧郁症的情感低落、思维迟钝、行为降低等症状在他身上都没体现。“忧郁症可以跳楼,但并非跳楼的都是忧郁症。”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曾带同事朝格图找刘锡伟看病。朝格图进门换好鞋后开始和刘锡伟交流,期间一切正常,谈话完毕朝格图在阳台抽烟,开始出现反常:把还燃着的烟头往嘴里放;临走时不是把拖鞋放在门口而是放到主卧室的马桶盖上;晚上折返,说是包落在了刘锡伟家,怕给后者带来灾难,一定要找到,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

后来刘锡伟在美国探望小女儿时接到了柴会群的电话:朝格图跳楼自杀了。刘锡伟第一反应是:“从几楼跳下来?”他想知道病患的求死心有多大,被告知是20楼。“别人说他是忧郁症,明显不是,吃烟头、放鞋、找包,他以为有一个假想敌要害他。”

因为小女儿在美国念书,刘锡伟曾6次赴美,“美国人的慷慨、诚实和爱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留学生赵承熙杀了32人后自杀,恰巧身在美国的刘锡伟看到了报道,认为赵承熙是有精神病的,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想。善后的工作让刘锡伟记忆深刻:32名学生公葬时,赵承熙的墓碑和他们并列立在了一起,希拉里在追悼会上讲道:“当他需要就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伸出援手,所以他也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宽恕这些施劫者,刘锡伟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公众安全维护中心。“国外早在1843就有麦克诺登条例,我们落后了近两百年。”柴会群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尽管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多年,但在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刘锡伟至今无一例成功。”

有网友评论刘锡伟是“悲壮的英雄主义”。虽然他的努力未必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无论从情感还是操作性上,“疯劫爷爷”始终奔走在人道主义的路上,不光为了精神病人,也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需要一种力量来平衡,哪怕是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的人民,理应更宽容。”刘锡伟放下手中的案卷,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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