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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青蛙公主”

2016年08月23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文_袁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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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三元岭村小的门口,抬头,转身,你会发现,在云雾缭绕中,四面都是重山叠嶂。

这里是湖南永州宁远县。你可能没听过宁远,但你大约知道永州——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那个“永州之野产异蛇”的山区。三元岭村,就在山窝窝里。90后姑娘杨敏,生于斯长于斯。她是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无法站立,常年以蹲姿行走。

杨敏的父亲杨必先、母亲杨社姣,都在山村小学教了30年书。15岁那年,初中毕业的杨敏也回到山里代课。这些年,更有天海南北的50多位支教老师,因她招募而来。

大山、疾病、留守……而我们要向你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

母亲课堂上的“小旁听生”

杨敏4岁那年,才算学会了“走”路。1991年秋天,小儿麻痹症让1岁的她再也无法站立。此后,她只能用手握着脚掌,以蹲姿行走。杨社姣是三元岭村小的老师。因为女儿需要照顾,她上课时,会搬一把藤椅放在教室,把杨敏抱到藤椅上,用枕头卡在扶手处,防止她掉下来。母亲讲课,两三岁的杨敏就坐在藤椅上旁听。她4岁时就学会了所有拼音,开始认字。

30年过去了,学生一茬接一茬,三元岭村小依旧是那方小小的院子。老同学有的在城里当了干部,就她还在村里。她接管了村小幼儿园,132个孩子,95%是留守儿童,不少孩子的父母也曾是她的学生。

“教完爹妈教儿女”,在杨敏的印象里,父亲也是这么做的——

杨必先是三元岭村小所属的鲤溪镇中心完小的教导主任兼六年级数学老师。1985年走上工作岗位的他,已连续送走了20届毕业班。父母种下的善因,结出了善果。因为一辈子教书育人,所有村民都把同样的爱回报到身有残疾的杨敏身上,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总会有爸妈的学生主动背她上下楼,送她回家。“原来,当老师是一件有福报的事。”父母种下的“教育种子”,在杨敏心底生根发芽。

山里娃的“敏敏姐姐”

操场上,孩子们奔跑嬉闹。我们走上前,他们紧张又羞涩,不知如何面对镜头。直到杨敏出现在我们身后,孩子们立刻叽叽喳喳围了上去,蹲在她身边,一口一声“敏敏姐姐”。

2005年,初中毕业的杨敏回到三元岭村小代课,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识字,一教就是8年。期间,她嫁了人,丈夫在镇上做小生意。2014年,丈夫接了另一份工,店里无人看守,刚出世的女儿也要照顾,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人离开了,心却还在。每个星期,她都回来给孩子们上课,只要她走进教室,孩子们就安静下来。墙上有一块小黑板,挂得格外低,杨敏爬上凳子,刚好够到写板书。她说,其他还好,就是不能时时走动,亲近每一个学生。放学时,杨敏一步步从教室移到校门口。孩子们笑着跑出门,还不忘回过身朝她摆摆手说“敏敏姐姐再见”,每一次,她都笑着回应。

下班回家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斜坡。夕阳的余晖里,杨敏带着4岁的女儿走在坡上。她的身影不如女儿高,跟上女儿蹦蹦跳跳的步伐,也有些吃力。我们问她,为什么学生和家长都叫她“敏敏姐姐”。她说,自己不习惯被称为老师。这个坚强乐观的姑娘,犹疑着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这样,是不是不能胜任‘老师’这个职业?”

她眼里的那束光,忽然就黯淡了下来。

志愿者的“青蛙公主”

我们抵达的那天,正巧赶上一场仪式:鲜红的五星红旗,沿着崭新锃亮的国旗杆缓缓升起。孩子们排成歪扭的队伍,双手随着《义勇军进行曲》轻轻挥舞。

在细密的春雨里,100多个山里娃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升旗仪式。

支教老师袁博涵站在队伍最后,几天前,他自掏腰包定做了这根旗杆。他来自河北唐山,是杨敏招募的第51位支教老师。

每年开学,三元岭村小都面临“老师荒”。2013年暑假起,杨敏在支教吧发了第一篇招募帖。

“拼音扎实吗?”“有耐心吗?”“家里人同意吗?”……每当有志愿者表达意向时,她总会抛出一连串问题。

“有些网友被家里拦下了,说‘一个人去大山里,不怕被人骗吗?’”起初,咨询的人多,真来的却没有。直到8月,山东的大学毕业生冷超成了首名支教老师。

招募并不顺利。每个学期,主动申请的倒有二三十人,来的却只有几个。不少人临行前打了退堂鼓;还有些到了三元岭,几天后又离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就像我,想做很多事,可条件不允许。”对反悔的志愿者,杨敏没有责怪。

数度失落,她却从未放弃。

两年多时间,800多篇网帖。“老师,我们需要你!——湖南永州(三元岭小学)”“湖南永州急需支教老师,已开学,求关注”……

就这样,支教老师从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20多个省市陆续而来。

除了寒暑假的支教团队,20多名独自前来的志愿者,都免费吃、住在杨家。人最多的时候有7位,一个月电费就花了上千块,那年老杨夫妇的工资不过两千出头。

“他们帮村里教孩子,在我家吃一点有什么要紧?”夫妇俩说,山里条件差,“有家的温暖,人家才愿意留下来。”

网帖也引起社会关注,在网上,爱心人士们善意地把杨敏称为“青蛙公主”。

缩影般的“老杨家”

群山环绕的三元岭村,有360户1540人。村支书杨必国说:“老杨家就像一根主心骨,撑起了整个村子几十年的教育事业。”

围绕着杨敏的整场采访,还有许多让我们无法忘记的“旁枝末节”——

比如杨社姣的作息表:5点40起床,赶到学校做早餐;6点50跟着校车去接学生,来回6趟;下午4点,把学生送回家;5点多,检查卫生、冲洗厕所,锁门,回家给支教老师们做饭。

老杨家,就像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330万乡村教师的一个缩影。他们是最典型的“双教师家庭”,工资微薄,彼此支撑,又把守了一辈子的讲台传给子女;他们干着老师的一份工,又兼着留守娃娃的父职、母职;他们许多人至今都是“编外人员”,就像一家三口只有杨必先是公办教师;他们因等不来年轻教师的加入,而早已做好了“教到教不动为止”的打算……

他们守在山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溜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杨敏接了一个电话,从湖南湘潭赶来的支教志愿者成利,带着5岁的儿子和一大箱文具,到了三元岭。

春雨淅淅沥沥,成利拉着儿子跨进校门。杨必先帮她们拎着行李走在身后,杨社姣一边帮放学的孩子挡雨,一边和成利打招呼。走廊下,杨敏用双手握着脚掌,冒雨朝他们走了过去,笑靥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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