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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老年性工作者收容所 身败名裂的女人也有尊严
2017年第6期

2017年06月15日 来源:《三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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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墨西哥城,卡萨·苏凯琪特莎性工作者养老院的居民玛莉亚(左)和格洛莉亚(右)。玛莉亚在米却肯州长大,9岁时遭到父亲的强奸从家中逃出。在墨西哥城车站,她遇到了一位售卖墨西哥粽子的小贩,这个好心的女人收留了她并让她接受教育。后来养母去世,不得不卖身养家。

年轻时,她们从街上拉客,在汽车旅店中工作。等到年老色衰,大多数性工作者就只能露宿街头。苏凯琪特莎之家的女人们却逃脱了她们最恐惧的命运——死在街上,无人相识,草草收尸。“如今她们都可以看向未来,只想要一个平静的晚年。”本尼迪克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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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德吕(Bénédicte Desrus)

生于1976年,法国纪实摄影师,常住墨西哥城,在世界各地进行取材。她专注于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和社会问题。她的摄影探索了被社会排斥的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寻找尊严的过程。最近的摄影内容除了探讨在墨西哥城生活在庇护所的老年性工作者外,还有乌干达遭迫害同性恋,坦桑尼亚虐杀白血病患者等。

摄影_[法]本尼迪克特·德吕(Bénédicte Desrus)

辑文_《三月风》记者 白帆

墨西哥城的苏凯琪特莎之家(Casa Xochiquetzal)里住着一群女人,她们的年龄在55岁至86岁之间,她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曾经是性工作者。苏凯琪特莎之家只有两层,在政府和民间捐赠的支持下,她们能在这里获得食物和医疗照顾。

为了享受这些免费的待遇和安全的住所,她们每天必须要分担日常杂务,参加活动。她们会出席各种有关人权的课程,有些人还会写诗,绘画,还有一位奶奶会在院子里做瑜伽。苏凯琪特莎之家的建立者名叫卡门·穆尼奥兹(Carmen Muñoz),她也曾是一名性工作者,在一些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帮助下,她为老去的性工作者们提供了一座避风港。建成两年后,法国摄影师本尼迪克特·德吕(Bénédicte Desrus)开始记录她们的生活,至今已经快10年了。德吕认为,在整个拉丁美洲,甚至是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这样专门收纳前性工作者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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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苏凯琪特莎性工作者养老院的居民维多利亚享受海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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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居民会坐在起居室一起看电视,时而互相拌嘴。她们什么都说,但有一条规则:不准嘲笑对方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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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内,诺玛在转呼啦圈。居民在平时有多种文化生活,也有志愿者过来帮助她们,她们自己也会互相剪发和染发。

“今天的她们就是明天的我”

卡门在养老院附近的洛雷托广场工作了40年。在广场上,有些性工作者还是孩子,另一些则老得能当奶奶了。12岁时,卡门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14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丈夫殴打她,虐待她,用烟头烫她,把家里的钱全花在赌博和买酒上。22岁时,卡门决定离开丈夫。但她不识字,有7个孩子要养活,其中一个还没断奶。

卡门先找到洛雷托广场上的一处教堂,想求得一份清洁工的工作。神父却对她说,滚出去,外面有成千上万件事儿可以做。“我坐地大哭,因为我没法想象神父会这样说话。”卡门回忆道,这时有个女人走过来安慰她,对她说有人愿意出1000比索跟她睡觉。1000旧比索相当于5美分,但对于卡门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我说,‘我从没见过1000比索长什么样,我该跟他去哪儿?’”因为卡门看起来太绝望,那男人什么都没做,就把1000比索塞给了她。第二天,卡门又回到了洛雷托广场同一个角落,心里想着从现在开始,孩子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40年中,卡门忍受了数不尽的虐待和性骚扰,还要交钱给当局和皮条客。她开始酗酒,并染上了毒瘾。一天,卡门在路边发现一张肮脏的塑料布在缓缓移动,她揭开来想看看底下是不是有被遗弃的孩子,却发现了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蜷缩在一起取暖,卡门认出她们是她的同行。

卡门扶起了她们,给她们买了热咖啡,并把她们带到了一所廉价旅社。这件事让她想到了广场上的很多年纪大的同行。“这打心眼里刺痛了我。今天是她们流落街头,明天就可能是我。”当性工作者不再年轻,贫穷就成了不可抵抗的宿命。卡门决定为此做些什么。

自那以后,她用了20年游说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支持开设这处性工作者养老院。2006年,墨西哥市政府终于腾出了一处18世纪的砖石建筑。这里离洛雷托广场只有几个街区,当卡门带着女人们第一次走进这扇大门时,她们的快乐无法言说。“我们哭了,又笑了。所有人都在尖叫,‘我们有个家了!’” 卡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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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的中庭。居民们写诗、做瑜伽、绣花,偶尔读读垃圾小说,也念念《圣经》,生活看似宁静。有时她们会聚在一起聊八卦,聊聊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过往。但有时她们也会搬出几十年的积怨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起手来。 

她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

2008年,法国摄影师本尼迪克特·德吕受一本杂志的委托来到养老院采访卡门,她立刻被这里吸引住了。“我在那儿待了3个小时,看到的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本尼迪克特回忆道。当时养老院里居住着26名退休的性工作者。女人们横眉竖目,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外国女人充满敌意。她们大声咒骂着,把本尼迪克特拦在自己的房间外。

“我想了解这些女人,想知道她们的故事。”一周后,她决定重返这里,与居民们建立关系,记录她们的生活。这一项计划一做就做了10年。大多数时间,本尼迪克特没有拍照,只是单纯地与女人们相处,直到她们接纳她成为自己人。她住在养老院里,每天与女人们一同早起,然后在公共大厅中开始一天的休闲生活。她在这里学会了西班牙语,并熟练掌握了其中最粗俗的词语表达。有时她与女人们大声讨论电视剧的剧情,但更多的时候,本尼迪克特不发一语,只是陪伴女人们度过看不到尽头的时光。

“我与她们共同生活,分享一切,并表达我的尊重。”她通过重复露面来与这些女人们建立关系,如果因工作要离开这里,她总会在工作完成后再次返回,这让女人们感到安全。“她们看见我确实会回来,”本尼迪克特说,“你真得跟她们住在一起,因为她们今天告诉你一个故事,明天会告诉你另一个故事,后天告诉你的才是事实。”

本尼迪克特只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拍照,并会将冲印出来的照片送给她们。女人们常问她,为什么要拍她们。本尼迪克特很爱开玩笑,“我会说,‘因为你又老又丑。’”年轻时,她们从街上拉客,在汽车旅店中工作。等到年老色衰,大多数性工作者就只能露宿街头。苏凯琪特莎之家的女人们却逃脱了她们最恐惧的命运——死在街上,无人相识,草草收尸。“如今她们都可以看向未来,只想要一个平静的晚年。”本尼迪克特说。

这里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和普通养老院没什么不同。居住守则很简单——每晚有人查房,每周有探视时间,每个人需要负责自己房间和公共空间的清洁工作。不能带男人和毒品回来。所有人都必须尊重彼此过去的经历。

社工会帮助女人们申请身份证,公益组织为她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开设工作坊。女人们可以学习人权知识,治疗心理创伤。有一组理发师会不定期造访,给她们剪发、美甲、化妆。女人们可以发展文娱爱好——插花、画画、唱歌,经营一些自己的小生意。有些人选择继续她们在街上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地点离养老院不远,大家都管那儿叫“办公室”。

年轻一点的女人必须照顾年纪大一点的女人,比如督促她们服药,协助她们洗澡或者喂饭,等等。但想要教会这些女人们尊重彼此,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并不轻松。

从事性交易的女人们过去的经历多种多样:年少怀孕、离家出走、双亲死亡、遭受性侵犯等。“我们被利用、虐待、殴打,无视,我们时刻准备伸出指甲,反击所有攻击我们的人。”卡门曾说。不幸的童年经历和过去几十年在街头讨生活的经验告诉苏凯琪特莎之家的老人们,信任代表软弱。想要生存下来,只有变得强悍而冷酷。

“她们都很有领地意识。”本尼迪克特说。她们曾抢夺彼此顾客,尽管相识十多年,她们以前从不是朋友。即便现在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这儿有很多秘密和流言,人们暗自结盟又偷偷树敌。“有时她们是朋友,接着打上一架,过几天又成了朋友。”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友好相处是最好的出路,毕竟她们要在这里相伴老去。

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这些女人都很有创造力。有人写诗,有人作画,有人练瑜伽。这里有制作首饰和花艺的课程,烘焙的香味永远飘散空中。白天总有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或者跟着黑白电视机里的音乐轻轻歌唱。天气好的时候,她们会聊起自己的童年。

索尼娅今年63岁了,14岁时,她在一次聚会上被强奸,脑袋还中了一枪。自此以后,她左半身偏瘫。当她在饭馆当服务员时,所有人都问她能不能提供性服务。“有一天我决定,既然人们就想要这个,那我不如靠此赚点钱。”从此她卖淫为生。如今她自信又活泼,轻浮又潇洒。

阿玛莉娅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之一,她患精神分裂症22年,但一直努力地与他人沟通。现在,66岁的阿玛莉娅爱唱歌,并交往了一个32岁的男朋友。他们一起经营着一个贩售服装的小摊子,并通过回收塑料瓶挣一点点零花钱。

玛利亚的房间里都是书,她最喜欢的作家是聂鲁达、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从9岁开始,文学就是我的避难所。”她说。那一年,她不堪亲生父亲长达一年的性侵离家出走。此后她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养母,然而就在玛利亚快要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养母去世了。16岁的玛利亚发现想要靠自己支付房租和学费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开始卖身,“我别无选择。”

“她们不会用一种夸张或是悲伤的语气跟你讲这些事。尽管历经种种磨难,她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本尼迪克特说。在见到她们之前,本尼迪克特从未想过上了年纪的性工作者是什么样子。“见到她们之后,我发现这是一群坚强独立的女人。她们的故事往往充满了暴力和勇气。她们聪明有趣,谁也别想玩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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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莉娅正在洗澡。66岁的阿玛莉娅来自米却肯州,从养老院刚刚开门就入住了。带着假发,垫着胸罩,阿玛莉娅总是充满活力,喜欢说话和唱歌。

死亡是女人们最深的恐惧

对于本尼迪克特来说,进行这一项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夺人眼球,她想知道在这样特殊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女性是如何认知自己的。“对她们来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戏剧化。她们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并因此幸存下来。”这是本尼迪克特的答案。

女人们不后悔,她们知道当时的处境下,为了喂饱孩子,别无选择。大多数女人都有孩子——当她们发现自己怀孕时,因为宗教信仰,几乎没有人考虑过堕胎。她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不是坏事,她们不是坏人。但是家人往往看不起她们的工作,现在大多数人的子女和亲戚们都不会来探望她们。有人被自己的儿子扔出家门,因为儿媳妇不想和“妓女”住在一起。儿子选了妻子,抛弃了母亲。

玛利亚供养了她的3个孩子上学。女儿在青春期时死于白血病,一度让她陷入深度抑郁。剩下的孩子知道玛利亚在做什么时就离开了她。“他们从没想过我是从哪儿搞到钱喂饱他们,供他们上学。他们只知道索取。”孩子们已经不再跟她说话了。

如今玛利亚在养老院附近的市场里卖自己做的首饰。“这里教会了我,生活很有意义,我和其他人一样有尊严。一个女人即使身败名裂也可以保有尊严。”玛利亚的本子上写满了诗。在诗歌中,她写到为人母和养育子女,写到变老和女儿的死亡,写到爱,以及爱之艰难。

10年中,已经有300多位性工作者注册入住,这其中有人重回街头,有人不辞而别,有人死亡。本尼迪克特曾经目睹一个患癌的女人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死去,她举起相机,有人上前阻止她。“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向女人们坦然地解释,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

死亡是女人们最深的恐惧——同行像老鼠一样死在街上,有些人的孩子死在怀里。在步入老年后,她们的梦想很简单——与家人和解。当她们在苏凯琪特莎之家濒临死亡时,大多数人想要再见孩子们一面,但很多人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然而,就算最终她们的家人没有来,每人都会有一个体面的葬礼,所有的住户都要出席。本尼迪克特说,因为这处家园,“女人们知道她们不会孤独终老了,这对她们至关重要。”

本尼迪克特出版了关于这些女性和苏凯琪特莎之家的《Las amorosas más bravas》(艰难的爱)一书。卖书收入的大部分都会捐给苏凯琪特莎之家,每一位居民还会收到专属于自己的复印本,对此她们非常自豪。

一晃10年过去,如今本尼迪克特造访养老院时,大家都会愉快地跟她打招呼,另外一些笑着咒骂她和她的相机,本尼迪克特也会用她法国口音的西班牙语骂回去。本尼迪克特的儿子5个月了,本尼迪克特带着孩子一起去养老院。女人们成了一群喜滋滋的奶奶,争相逗着小婴儿,开心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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