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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日本是中国的毒药,也是解药
2016年第5期

2016年05月17日 来源:《三月风》

熊培云 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驻巴黎,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兼国内若干影响力媒体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作者,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2014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游学,并将见闻出版《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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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为了宣传新书《西风东土》,熊培云在最近几个月辗转于各座城市,忙得像一颗停不下的陀螺。直到再次遇见他的那个下午时,得知他刚刚和姜文共进完午餐。“他的下一部电影和日本有关,正好又看到我的书,就一起聊了聊。”

熊培云说,“我选择观察日本,一方面是日本的历史让我着迷;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本让姜文感兴趣的书,熊培云写得很辛苦。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东京大学的别馆宿舍,为了心中的疑虑和探寻一个历史的真相,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公众、右翼分子和在日华人对谈无数,从他们的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中,拼凑出一个从战后到当代的日本形象。像早年做记者一样,他的角色更像是倾听者,在一场场面对面的对谈里,找到日本的过去,更找到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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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全书采用日记体形式,熊培云称自己想用
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来写作新书。

在抗日剧里找不到和解

“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二战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中日两国在表面上看,区别似乎并不大。当熊培云第一次走在日本街头时,街边熟悉的汉字曾让他一度以为仍旧身在国内。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的习惯。

2014年年中,熊培云受邀,第二次前往日本,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机场排队办理出境手续时,站在熊培云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显得焦躁不安,看到熊培云持有中国护照后忍不住问他:“我的行李会不会丢?”“日本人发现我是中国人会不会打我?”“是不是我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

熊培云很诧异,用之前的旅日经历告诉他,日本人没有针对外国人的“异常”举动。再一聊才发现,年轻人从小被送到加拿大念书,来日本前对它的了解全部来自于“抗日剧”和网上的中文新闻,“鬼子”看多了就担心日本人会对中国人“下毒手”。和男孩分别后,熊培云心里感叹中日和解不易,觉得像这个男孩一样对日本不了解的中国人应该为数不少。这是现实的鸿沟,也是历史伤痕的延续,这趟寻找“和解”的道路一出门就预示着荆棘重重。

其实, 熊培云对抗日剧同样“有感情”,“在神剧里,曾经的苦难似乎都变成了喜剧,真所谓‘娱乐基本靠抗日’。我生于70年代,抗日剧是我的动画片。很多时候,我会通过播放它们来催眠,而且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这些问题关系到日本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和熊培云采访之前,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第九条宪法,为海外派兵添上了法律注脚,同时释放出危险信号。

带着探求和解之心上路,深入到日本的社会深处。粗数一下,熊培云采访了一百多人,这里面包括了学者、政府官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大学生、皮条客、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长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后代……甚至还有右翼分子。他和学者聊政体,思考日本在二战前为何走向帝国主义;和记者谈领导人,考察言论自由的环境与舆论压力;与中国人异乡碰面,倾诉他乡生活的点点滴滴;跟反战大学生谈宪法与战争的关系,在游行队伍里揣摩日本人的反抗哲学;与日本农民谈音乐话家常,对比中日乡村的愁与乐,在村头的墓地里,摸着冰冷石碑的石刻纹理,诧异二战侵华老兵在参军前秉性纯良、漂洋过海就成了罪恶战争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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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毛泽东与来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中)交谈。
当时石桥湛山早已下野多年。

寻找石桥湛山

和解是双方向的。在中国人眼中,邻国是“小日本”,这种充满贬义的嘲讽,却是日本能重新崛起的重要能量。二战后,“大日本帝国”荡然无存,随之上台执政的正是代表着“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在战前,石桥湛山就主张日本应放弃满洲,当日本深陷太平洋战争囹圄时,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战后他当上首相立即否定了之前的军国主义道路,希望借着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复兴,依靠贸易、外交等手段重振日本社会,从穷凶黩武似的外扩政策,逐渐内收,向经济立国靠拢,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同时,让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所以我们说要打倒‘小日本’是错误的,而是应该打到‘大日本’。”可惜的是,因为身体原因,石桥湛山在首相位置上没有待太多的时间。

在日本行走的熊培云却发现自己失算了。他像祥林嫂一样,每遇到一位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就问其是否知道石桥湛山,甚至连外国留学生也不放过。而石桥湛山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在全书的各个角落出没。

可惜,日本人对这位前首相已经选择性地忘记了,只有少部分学者还能断断续续讲出他的一些政策外,此外别无他物。取而代之的是书店里越来越多的“厌中憎韩”的书越卖越畅销。石桥湛山曾为日本设计的“和平崛起”路线,是日本战后经济转型的基石,但在今天看来,日本政府正走向反方向。

熊培云的担心从媒体的态度上得到不断印证:日本正在右倾化。越来越多的媒体成为政府政策的扩声器。令人意外的是,还有一批在日本生活的华裔作家或时评人成为右翼的武器,频频向中国以及历史发难,混淆视听。

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的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日本媒体从2015年的61位降至72位,主要源于安倍政权对媒体的态度。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二战时的日本媒体,“它们跟着政府走,很多记者来到中国成为‘笔部队’,用文字冲锋陷阵,为帝国的一切政策辩护,为日本对外扩张鼓掌。”

唯一让熊培云略感欣慰的,是有日本记者注意到他的书后评论,说中国的学者在关注石桥湛山,日本人该怎么纪念这位前领导人?“这也不算是一个彻底被遗忘的状态吧。”熊培云勉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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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安倍政府准备修改宪法第九条,主要内容是“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为此,东京民众来到国会大厦前激烈抗议,称修改宪法将会把日本重新拖入战争。

暧昧的日本和不愿原谅的中国

这次在日本,熊培云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他想起老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他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熊培云问自己,也在问历史。

熊培云曾记下自己和中国学生对谈,他谈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在防止外来的杀戮时,也要防止内部自己人的杀戮。这时有个学生站出来反驳他:“老师你说的不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是侵略;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内部进化。性质不一样。”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熊培云觉得中日之间的和解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二战后,国民政府和美国关系转淡,又疲于应付内战,新中国政府尚未成立;日本则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接管,和中国失去直接接触机会。随着两个国家越行越远,和解变得越来越麻烦。

记得在北京的新书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孙静研究员讲道,曾向自己的学生抛出设问:如果日本愿意承认侵华战争并道歉,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和解?满堂学生异口同声:不愿意!“我从来不觉得应该原谅日本做过的罪行。那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熊培云说,“作为个人,我同样无法接受政府去参拜靖国神社。你参拜可以,但一定要换掉‘你们为国牺牲’的论调,而是该去忏悔,国家当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让你们付出了牺牲。只要没有悔悟,就没有意识到战争的错误。日本政府对于历史的态度太过暧昧。”

当熊培云在史料中找到,曾在中国进行“百人斩”恶行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两人处决前的遗书中都出现了“中国万岁”和“为中国的奋斗而祈祷”这样的话语,更觉得战争发生的诡异和迷乱,继而总结“两位‘皇军’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出生入死究竟为谁而战”。

一个暧昧的日本,和一个不愿原谅的中国,如何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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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广东省深圳市的民众举行反日、保卫钓鱼岛游行。他们用砖块和矿
泉水瓶子对准了街上挂中国牌照的日本车。在部分人眼里,这些日本车都是日本
侵华的“帮凶”。这些画面在日本媒体上披露后,日本民众表现出极大恐慌。

在毒药里寻找解药

鲁迅曾对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说过,日本是中国的“药”。鲁迅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依旧充满现实意义,不如说当时的问题在今天依旧是顽疾。在鲁迅那个时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化国力大大增强,让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批革命党人热衷前往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并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条线路也戛然而止。

在熊培云的新书座谈会中,出版社重新使用了鲁迅的这句话当作招牌。这味药在如今吃起来是苦是甜,需要亲自去尝。熊培云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他认为,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个人责任等方面的培养,那么日本将是一味良药。

寻找解药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真的过程。熊培云每天背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拍下来,他说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习惯,另外一个必带的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与人交谈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记录。“我是天天都在写,有时候晚上会栽在电脑上睡着。”

看过新书的读者都会对熊培云寻找“人物”的本领钦佩不已。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中国通”加藤嘉一、“歌舞伎町案内人”李小牧等人外,还有商业出版社编辑大森勇辉和在华出生的日本老人幅馆卓哉。这些人在不同层面上给了熊培云对于和解的不同意义。

“我遇到一位90岁的老人,他叫幅馆卓哉。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曾把中国当作故乡的人。他说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要用两百代来还’,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日本人杀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为中国人不会疼。’”熊培云想,两个民族的和解,应该从了解对方的疼痛开始。亨利·朗费罗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与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

记得分别时,幅馆卓哉在地铁里把熊培云送上列车,当列车启动的一刹那,老人摘下帽子冲着列车里的熊培云深鞠一躬。熊培云顿时方寸大乱,他一方面想这大概是日本人的日常礼仪习惯,另一方面,他也为老人在深夜的列车旁不愿离去,就为了给他鞠一躬而心生不忍。

经济出版社的编辑大森勇辉,本来策划出版了大量右翼书籍,但坐在熊培云面前,却坦诚自己出书的初衷不是赞同那些观点,更多是迫于生计地迎合市场。“我相信那些极端主义的书籍不会有长久的市场”。当经济压力摆在面前的时候,适当地向市场倾斜成了一种自救手段。尤其是当大森聊起中国文学后,熊培云对于人类本身的多样性产生了莫大兴趣,“人性是多么复杂,一个大森在出版社忙着给右翼分子出‘厌中憎韩’的书,另一个大森坐在办公室里和我赞美余华的《第七日》和《活着》。”

恰巧那段时间,刚上初中的女儿曾来到日本,熊培云去见大森勇辉时就在身边。回到住处,熊培云问她对这个叔叔怎么看,孩子嘴上说“很好啊,我看他挺善良。”熊培云对这个回答不置可否,但似乎突然明白了这家出版社的英文名称为何叫BUSINESS PRESS了,“因为BUSINESS is business(商业归商业)嘛。”这也能概括很多日本媒体的现实状态,不是为了纯宣传右翼思想而鼓噪舆论,那些出版商人不过在做着“善良人的生意经”,尽管这样做的后果可能非常危险。

和解现实,让善生发

几个月下来,他写了四五十万字的游学日记付梓出版,可谓“旅日数月,甘苦自知”。他给书起名《西风东土》,西风既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和中国,如何将日本从一个“和魂汉才”变成“和魂洋才”;另一方面,东土也指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下慢慢分化和演变。但归根到底,无论风怎么吹,“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样的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情。”

有人问他中日关系会变好这类的设问时,他从来都是避而不答,作为一个不喜欢预测未来的人,这种问法过于空泛。至于他自己,已经超额完成出访之前想做的事情。

而关于和解的命题,他也有了自己的答案。熊培云不赞成历史的和解,而把精力放到关注现实的和解上。“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历史。现实仍在变化,吉凶难测,和解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逢凶化吉,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当今天的日本人不是曾经的鬼子,当仇恨从眦睚必报,变成对未来的警醒,进而诞下善因,和解的到来就不远了。

如果为两个国家的和解能做出一点贡献,熊培云说自己做得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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