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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残月》选段(十一)

2017年04月19日 来源:华夏出版社

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诞生了。邓朴方担任主席,这无疑给中国六千万残疾人带来了福音。残疾人有了自己专门的管理机构,残疾人事业被纳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这足显社会文明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中残联成立以后又推出了一个残疾人楷模张海迪,当年张海迪在万人大会堂做报告,自强不息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一时间张海迪的名字在神州大地上传颂着。也就从这时开始,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才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作为残疾人的集中地自然是首当其冲,被格外的关注。首先是一些大的工矿企业和社会团体,纷纷派代表到福利院参观走访。以前一向冷落的福利院,这下可热闹起来了,整天宾客不断。宾客们在这里观赏到了具有各种生理缺陷的孩子们表演歌舞节目,那稚嫩天真无邪的歌声舞姿,感染了多少宾客流下了动情的眼泪。我和玲姐这下子也成了儿福推出的焦点人物,我们屋成了所有参观访问者的必到之地,一遍一遍地向来访者讲述我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强不息的事例,还当场献技,我用嘴写字,玲姐作画。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然也给儿福挣了不少面子。为了迎接参观者,也为了便于我们的学习,我们屋里所有的床上用品,从铺的到盖的全换成了新的。还专门为我和玲姐在各自床头配了一张方桌,原来我写字都得使劲猫腰缩颈地趴在小床头柜那巴掌大的地方上进行,这一来不但面积宽敞了,也再不用猫腰缩颈了。后来许多参观过的企事业单位,纷纷给儿福捐赠衣物、食品、康复器械及生活用品。

儿童福利院的前身社会救济院大约建成于五十年代,至今仍是原来的几排老平房,已过于陈旧简陋,这里的孤残儿童们的康复啊训练啊根本无从谈起,既无场地又无设施,。于是儿童福利院向市红十字会提出了全面改造的申请,市红十字会向全社会发出了募捐的倡导,以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一座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儿童福利院,从而彻底改变儿童福利院的现状。倡导一经发出,接下来就进行了一系列宣传造势活动。北京儿童福利院曾数次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在北京饭店集会座谈。每次都要派出一部分残疾孩子,为客人表演节目。我和玲姐、方芳、周大哥等人也去过两次。在这里我还有幸见到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我还请他在我的小本子上签过名。其后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在吉祥剧院举行募捐联欢活动,在这次活动上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还朗诵了我写的一首小诗《春之歌》。募捐活动也受到了许多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关切和支持,例如李先念夫人林佳眉、郝建秀,当时的市委书记李锡明、副市长何鲁丽等,不仅带头捐款,而且还亲临儿福参观走访。观看残疾儿童的表演,和休养人员密切接触。当时的市某位主要领导,不止一次地到儿福来过,觉着他是那样的和善可亲,而且穿着永远是那么朴素平常。夏天老是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蓝布裤子。冬天就是一件绿军大衣,从没见他穿过西服革履,他衣袋中总装着一本工作日记。他曾让我在他的工作日记上签过字,也曾拍着我的肩膀赞扬说;你很不简单,可称是残疾人的强者,勉励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那几年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好公仆的形象,没想到后来他竟堕落成了一个贪官跌落下马,身败名裂,真是世事难料啊。

社会各界的大力捐助使儿福的募捐资金不断入账,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啊!那时的张玲姐已经由市民政局团委调到局建设处了。因为她的工作与儿福进行的募捐和将来的改造关系密切,所以她到儿福来的特别的频繁。相应的我们之间的接触也特别多,所以我们之间姐妹般的情谊越发密切。

由于和红十字的工作人员频频接触,所以我结识了一位该会的工作人员郭丽洁。她目睹了我用嘴写字的情形,也看过我写的东西,她尤其欣赏那首小诗《春之歌》,就想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不久她将他们红十会下属的《红十字会报》一位姓张的编辑带到我那儿去了。他也从我一大本所谓的诗稿中选走了那首《春之歌》,临走时并嘱咐我,以后再有什么新作可以直接寄给他。还用笔写下了他们报社的通讯地址,那时名片还没有流行。果然不久,我收到了寄自《北京市红十字会报》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拆开来里边有张编辑的一封信,还附有一份《红十字会报》,在该报的第四版上刊用了我那首小诗。张编辑在信中鼓励了我一番,并勉励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一刻我的心情完全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啊,我梦寐以求的事儿终于成了现实,我的几行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赫然印在了报纸上,还署了张莉二字,这也算是我迈出了第一小步。几天之后,我又受到了六块钱的稿费,这可是我平生掘到的第一桶金。

儿童福利院的募捐活动后来又惊动了海外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日本的茶道裹千家和香港有名的明爱社团,以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们也纷纷来人到儿福考察参观,考察过后给儿福捐了许多康复器械和轮椅。由此我又结识了一位外国朋友。那次是香港明爱社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了很多人,到儿福参观考察。照例我们屋也是客人们必到之处,这其中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女士,她修长的身材大约在一米八以上,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她对我很是感兴趣,当即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让我给她签名并用英语写一句话。对于签名和题字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了,每有客人来总要重复这样的表演。于是我叼起笔来,略一思索便在本上写下了一行英语:I am glad meet you to!(我很高兴认识您!)然后在下面又签上了张莉二字。外籍女士看了不禁惊讶地连呼: wonderful! wonderful!随后她又通过随行的翻译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答,外籍女士一边听着翻译的解释,一边点着头嘴里还不断地发出:Yeah.Yeah的声音。最后她请翻译告诉我,她想和我成为好朋友,并送给我一张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她的中文名字萧惠姬,下面注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香港明爱康复总监的字样。背面是她的英文名字及通讯地址和电话,她的随行翻译给她和我照了合影。那次和她同来的还有香港明爱的黄漪湘女士等人,他们都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攀谈。

萧惠姬女士一行回港不久,就给我寄来一个邮包,邮包里有给我和玲姐每人一件漂亮的短袖衫,还有一个信封,里边有她的一张照片和用打字机打在硬卡片上的英文信,下面有她的亲笔签名。萧女士是用左手拿笔,所以她的字迹龙飞凤舞很难辨认。我查了半天英文字典才大概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她说她是瑞士人,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多年,她说很佩服我们,有那样顽强不向命运屈服的毅力。并说希望能得到我的回信,于是我便查着字典用英语给她写了一封回信,尽管语法很可能都驴群不对马嘴,但我自觉也很一点成就感,毕竟是我第一次用英语写信。我想让萧女士去揣摩吧,她会揣摩透的。有一次和玲姐聊天,她不无嫉妒地对我说:你的人缘还不赖嘛,认识了那么多的朋友,如今又结识了一位老外。我笑着作答,并不是我人缘有多好,与人来往,要热情大方,乐观豁达,这样人才乐意与你亲近,其次,你以诚待人,人才能以诚待你。这也是我后来总结出的一条处世哲学。古人不是早就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说法吗。

时光进入了1985年,春节过后不久,曹雁和潘蓉频频来访,她们说俩人要合作为某杂志写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后来这篇报道发表于《人生》1985年第四期上,题目为“再塑一个新的我”。文章刊出以后,我收到了几十封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信中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赞扬和勉励我的。

《人生》杂志刊出的“再塑一个新的我”被《经济日报》社的记者方诚看到了,很感兴趣,很想再向纵深挖掘一些,写一篇更深入的报道。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儿童福利院。首先接待他的便是王小娥,其时王小娥已经不做护理员了,调到了来访接待室。他说明来意,并问王小娥是否愿意与他合作共同写一篇文章。王小娥当然喜欢,一来她平日就喜欢与文字打交道,二来她也很十分了解我的情况,正好也可以借此机会练练自己的文笔,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方诚和我接触了几次,王小娥也刨根问底地和我聊过几次天。随后在该年7月14日的《经济日报》上刊出了署名方诚小娥题为“用嘴叼笔写字的姑娘”的文章。这篇文章见报后反响较大,四面八方青年朋友们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写信的有学生,青年残疾朋友居多,他们向我倾诉读了文章以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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