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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残月》选段(五)

2017年04月19日 来源:华夏出版社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七十年代第二个年头。文化大革命的那股狂热劲已经过去了,前几年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红卫兵,也销声匿迹了。据说,绝大多数人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社会环境也平静了许多。救济院里的人们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我每天仍然听广播,学认字学写字,我就象海绵吸水一样,就这么日积月累地积累着知识,就好象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耕耘,播种,当然也希冀着收获。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求知欲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满足仅仅停留在认字写字的层面上。

我正苦于无处拓展的时候,这年的夏天,我忽然从耳机里听到女播音员用很十分柔和的声音在讲:A,B,C,D,E。然后再让听众跟着她念,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念了起来,这一念就收不住了,那声音就象磁铁一样吸引住了我。我聚精会神地听,反反复复地跟着她念,直到播音员说:这一课到此为止时,我还意犹未尽,嘴里还再念念有词地:A,B,C,D地念着。是玲姐在一旁的一声吆呼:“嘿!你干嘛哪?走火入魔啦?”我这才醒过神来:刚才广播里讲外语了,我听着挺过隐。玲姐问:“怎么着,你又想跟着学呀?”我不假思索地说:“跟着学也没什么不好啊。”佟阿姨在一旁也插进话来问:“是不是电台里在教外语?要那样咱们也跟学吧。”玲姐一听也马上来了兴致。高声符合道:“行啊,说好了外语,将来咱们好出国呀!当耳机里再次播讲外语时,我、玲姐、佟阿姨都认真地听起来,嘴里也咕咕哝哝地跟着念,都十分用功。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人民广播台开办的英语讲座,同时还发行配套的教材,不过要到新华书店去购买。我和玲姐她们商量说:“既然咱们真心要学,就得有书啊。”于是,我们相约着去了清河的那个小新华书店。没想到买教材的人还真多,在书店门前排起了队。看起来,在那个处于知识荒漠的年代里,渴求知识的还大有人在。第一天我们排了半天队,好容易快轮到我们了,教材就售光了。第二天我们特意早去,才终于买到了那本《广播英语》教材。我记得,当时那本教材的定价是七毛钱。当那本透着油墨香味的教材摆在我面前时,我那股高兴劲啊,就象一年级小学生刚领到了新课本那样开心!该讲座每天早晨六点半,上午九点半,晚上九点半各有一次,每次30分钟,每隔两天讲新课,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复习。

自从有了教材,我每天早晚两次按时收听讲座,只可惜,上午那次因为正赶上医生每天的例行查房,再加上要搞卫生,乱哄哄的根本没法听,只好忍痛牺牲掉,充分抓紧早晚两次的时间了。跟着教材读认双管齐下。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很快就认全读会了26个字母。学完了字母,紧接着是开始学习英语单词,第一天我就学会了几个单词。例如,China,中国,Chairman, 主席,Comrade,同志,教了一些单词后,随后就又教起了英语短语。例如,(What you name?你叫什么名字? What time is it?现在几点了? 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儿来?)有这样一句短语:Long life of th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记得这句学得特别的快,听一遍马上就能复述出来了。也许这句汉语口号在当时太流行的缘故,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太深了。

学英语会认会读还要会写,才算完全。在认读的基础上,我又叼起笔学写单词,不写不知道,一写才知道写英文比汉字更不容易。汉字的笔画是横、竖、撇、捺、折,笔画还比较好掌握。而英文的笔画弯弯曲曲的,它又分为印刷体大写和小写,手写体大写和小写。比如,A 小写a又象个阿拉伯2,而手写体则象一只蹲着的青蛙。我也真羡慕课本中那一串串既流利又漂亮的手写体示范句子,我常想自己要是能写出这样漂亮的句子该多好啊!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用嘴叼着笔写汉字比较自如了。可是,写起英语来那弯弯绕绕的笔画,又绕的我不知从哪儿下笔,只好照着教材比葫芦画瓢。但,画出的瓢总是一榻糊涂,走了样子。自己看着都哭笑不得,可又一想,既然汉子我能学会写,这英语也难不住我,就得下工夫练,常言道:只要工夫深,铁棒还能磨成针那。除了按时听课,学认读背单词外,就是嘴叼着笔跟写较上了劲。按要求要用英语本写,这样写出来的才规范。但是,我舍不得买本子,已经拿手纸当练习草稿。

玲姐佟阿姨她们学得也很用功。人家口齿伶俐,手也好用,所以说得比我好,写得也比我。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追上她们,只有笨鸟勤展翅。晚上别人都睡觉了,我还在那里写啊,写。还是那句话:工夫不负苦心人。写的多了,笔下自然就也流畅了,渐渐的我笔下的字体也初显了形态。虽然还有点歪歪扭扭,可那串串扭曲的字符记录着我奋斗的足迹。在这过程中,我还有了一些新举措。比如说,以前在写字时纸总爱滑动,为此我曾用书本和墨水瓶压在纸上。但是,分量太轻不大管用。我托人找来一个厚重的,直径有五厘米,中间是空心,重约有四两的大铁圈。为了防止它滚动,也方便我移动,我找了一根长布带子,把它拴在床栏杆上,我需要时就可以用嘴叼着布带子随便移动它,写字时用它来压纸,这回纸果然纹丝不动了。

以前,我写字时铅笔断了,我总是求别人削。可是,有时人家难免有不高兴或者占着手的时候。我就想起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求谁也不如求已。于是我就自己试着削,我用下巴颏压住铅笔杆,再用嘴叼着削笔刀,去削笔头。开始时,掌握不好下刀的力度,劲小了削不动,劲大了又把笔心削断了。也是练习了好长时间,终于掌握了下刀的力度。我先削好一面,转一下笔杆再削另一面。因为总是用下巴颏压笔杆,所以把下巴颏都磨破了,露出了鲜红的嫩肉。但是我终于可以不求人了。不仅如此,我还学会了用嘴穿针引线缝扣子。由于我总是用嘴和牙做事情,所以牙齿的力量要比别人大多。比如,我不能用手端碗,可我能很轻松地叼起一个碗或一个盘子。我也常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我觉生活就象一位严厉的考官,他会逼着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解答生活中面临的一道道难题,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活人没有让尿憋死的,老天饿不死瞎麻雀。只要你不心恢意懒,就会发现许多生存之道。我知道,许多残疾人都具有许多正常人所不具备的生存绝招,说穿了也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英语广播讲座就这样坚持学下去,大约四五个月就能学完一本教材。可惜当我学到第二本教材的时候,那台老古董矿石收音机就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我了。这就等于没了我的耳朵,也没了我的老师,好在玲姐和佟阿姨还坚持跟着学。这时玲姐已是鸟枪换炮,便把那老矿石收音机给扔进了垃圾箱,用自己编字纸篓挣来的钱,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她收听起来自然比以前便利多了。我的耳机不响了,就想沾她点光,当个蹭客。玲姐把那半导体视为心肝宝贝一样,还特意用一块小花布为它缝了一个布套,而要命的是当时电池短缺,十分不好买。玲姐怕买不到电池,所以舍不得老听,就是英语讲座也就是早晨收听一次,我的学习欲望难以得到满足。后来我一咬牙,拿出了多日积攒下的五元零用钱,从一位男病友手里买了一台旧的小半导体。虽然是五块钱的旧货,但我拥有了完全的支配权,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早晚两次的英语广播讲座仍照常收听。

其实说心里话,那时学英语自己也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也没想道自己非要达到什么水平,将来会有什么用途,更没想道过若干年后,英语在社会上提到到了那么高的重视程度,成了国家学校教育中的一门主课,更成了所有想升学求职的人的一块敲门砖。当时自己就凭着一种兴趣,一种求知欲。就这么跟着学了若干年,始终也没经过任何测试,自己究竟能达到几级。反正到最后能借助字典能用英语写信了,也能粗略看懂外文信和小短文了,也掌握了一些日常会话和短语。只是因病造成了口齿不伶俐,所以在口语这方面总是不好意思张口,

人的求知欲是无止无休的,在学英语的同时,我还扩大了汉字的阅读范围,我特意订了本《北京少年》。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少年杂志,是在那个年代出版的寥寥无几的刊物之一。我记得,当时每本的定价也就一毛多钱,我按季度订,每个季度花上五毛钱左右,每个的月中旬,我就盼望着传递室管收发的大爷送书来。尽管它只有二十多页薄薄的一本,但我也是爱不释手,从头到未一字不落地阅读。就是从这本小刊物中,我读到了当时广为传颂的舍身从铁轨上救儿童的英雄少女戴碧荣,还有舍身救火而被烧毁面容和双手的北京女英雄少先队员臧春红等等,我曾经为她们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我还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给臧春红写过信。那是我生平第一给人写信,写信时心里还特别忐忑,生怕被人家笑话字写的难看。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中称我为张莉姐,她很敬佩我虽然身残,但自强不息的精神,并勉励我一定要好好学毛主席著作,战胜病残,做一个心红志坚,忠于党和毛主席的好少年。她还说要和我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虽然她的信里带着浓厚的那个时代特有的语言色彩,但是也足以令我激动了好一阵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外界交往,也是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以后我们互相书信往来一直持续了两三年,她还特意寄给我一张她整容后的照片,这张照片到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相册里。直到后来,记不清什么原因中断了联系。现在算来她的年龄也和我相仿,也早过了不惑之年,就是不知道她的后况如何!至今想起来还时常挂念。另外还从报纸上结识了某礼花厂的女职工,因礼花爆炸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全身大面积烧伤,被授予救火英雄的王世芬姐姐。我给她写信后,收到了她一封长长的回信,在信中她讲述了烧伤后的一些境遇。常有人背后指着她说,身体都这样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人厌恶惧怕她狰狞的面容。她说,我不在意这些,身体残了无所谓,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美。这些话都是令我终生享用的精神食粮。

此时,救济院已一分为二,东院为社会福利院,以中老年休养员为主。西院为儿童福利院,以残孤儿童为主。我和玲姐都被分在了儿童福利院。佟阿姨的丈夫被划归到社会福利院,成为了社福的职工。作为职工的家属,院方也不能坐视不管,只得把佟阿姨送到了医院。说句难听话,那时佟阿姨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医院勉强收下了,也没给做积极的治疗就打发出了院。鉴于佟阿姨的丈夫已无法照顾她,院方只得把她接回了社会福利院。经受了这次沉重的打击,佟阿姨的精神几乎崩溃了。据看望过佟阿姨的人回来说,她无论见了谁都是眯着眼,一言不发。也许是悔恨自己当初的草率,懊悔再一次的失败婚姻,而觉着羞于再见江东父老。我和玲姐听说她这样子,不忍心再去打扰她,也就没有去再见她一面。过了不久就说她死在了社会福利院。当我和玲姐听到这个消息后,好一阵难过,有好一阵子,眼前总晃动着佟阿姨以前那秀丽的身影和面容,耳旁似乎总能听到她那悦耳的歌声。可叹佟阿姨半生坎坷,最后又落了这么个结局,真是红颜多薄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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