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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残月》选段(三)

2017年04月19日 来源:华夏出版社

三年之后,按照精简机构的精神,我们的救济总院要合并与清河的救济院。那天,送我们的汽车直接驶进了救济院的大院,就看见院子里集合了很多人,在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场面似乎还很热烈。我在车窗里四面打量了一番,发现这里和救济总院完全不一样,不是四合院,都是一排排陈旧的红砖平房。我还惊奇地发现在院子的东侧,还有两间马棚,里边有几匹马在埋头咯吱咯吱地在吃草。棚子外还停着两辆胶轮大车,我不明白为什么救济院还养着马,还有胶轱辘大车?很久以后,我知道那是救济院的运输工具,救济院一干人的给养全靠它拉进来呢。这次是原来的五院都合并到了一起。因为人员大大地增加了,清河救济院将原来的布局重新做了调整,大致分为了东院和西院两部分,中间一条水泥甬路。东院大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也有些残疾人。大都是解放以后收养的社会上生活无着落,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其中有不少是解放前的黄包车夫和流浪乞讨人员。因为是冬天,所以他们都穿着黑棉裤黑棉袄,好像是统一配发的。西院里大都是一些孤残智障儿童,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派出所送进来的从街头捡来的弃婴。也有个别自费寄养的残儿,还有一部分成年残疾人,自费寄养的占多数。在此基础上,西院又分为了幼儿区和成人区两部分。幼儿区由专职的护理员阿姨全天候护理。我们都被划归到了成人区。每间病房都摆了八张床,每间屋子的正中央还摆个大火炉子。在人员搭配上院里也做了比较合理的安排,每间屋子都搭配了两个十五六岁,身体健全,却有智力障碍的少男少女。他们就算是编外的勤杂工了,专门照顾同室的重残人。例如,倒倒便盆,打饭打水,零星的洗洗涮涮,跑跑腿都是她们的事儿。不过,她们高兴时怎么都行,一不高兴了就要撂挑子摔耙子,你就得千方百计地哄着她。我们屋就分来了两个弱智女孩,一个是小高,是属于那种轻度智障,智力没经过开发的女孩子。另一个叫什么我就记不起来了。除了她俩,其余都是重残人,而且以前大都不认识。不过这次我没能和玲姐分在一起,但是我们还可以经常见面,她们宿舍里有一辆公用的轮椅(只许公费休养员使用),她可以坐着轮椅到我们病房来串门,而我却没这个资格,因为我是自费的。

搬到清河后的那段日子真是难熬,陌生的环境真让人难以适应,而且伙食也远远比不上社会路总院,经常吃棒子面窝头,大锅熬白菜或是熬萝卜,菜里稀稀拉拉的有几个油星星,再不就是老咸菜和棒子面粥。刚一开始的那几天,我守着饭碗像吃药一般,可是时间一长,你不爱吃又没有别的可吃,肚子老觉得是空的。说起来也很奇怪,肚子饿的时候,你再吃起来那窝头熬白菜来,竟然也变得香甜了许多,常常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上一大碗,再啃上两个大窝头。而比这更难熬的就是自从搬到清河以后,很长时间也没见过家里人,似乎把我忘了,我心里似乎有好多的委屈没处诉说。可心里又一想,这也怨不得他们,哥哥还年少,妈妈上班又忙,路远,那时从城里到清河就一趟定点公共汽车,错过了钟点再没其他交通工具了,来一趟的确不容易。我觉得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游在半空中,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心里有多大的委屈也只能忍着。过了好久好久,我记得大约是在快过春节的时候,妈妈才才抽空匆匆忙忙地来看过我一次。

在清河救济院里度过了难熬的冬天,又迎来了春天。可清河的春天是什么样子,我看不见,因为我不能出外活动,只能坐在床上,通过窗口看见院子里的几棵树。由青变绿,最后又叶满枝头。整个春天以至夏天,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我们都是无所事事地在床上坐着,或是躺着,我觉得很苦闷,很无聊。每当这时,我就常想起姥姥,心里常常自言自语:“姥姥呀,姥姥你现在在哪里!有时就禁不住泪流满面。由此还常想起小时候姥姥的小竹车,还有姥姥家的那棵大核桃树,自己坐在树下时的那些想象。我能生出一双翅膀,变成了一只欢快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到田野里去,尽情地观赏一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该是多么快乐啊!可是,我是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是一只被禁锢的小鸟。

春去冬来,不知不中又是一年。就在这年的冬天,我忽然大病了一场。全身的肌肉骨骼如刀割针刺一般的疼痛,最后连坐也坐不起来了,院方赶紧送我去医院,但医院也没有检查出任何原因,只得给开点止疼安眠的药了事。从此我就卧床了,每天就靠吃镇痛和安眠药来维持,由于卧床,出于卫生的考虑,把我一头的黑发都给剃光了,下身整天垫着尿布,吃饭靠护理员一勺一勺地喂。我想我这病也许是脑瘫的连锁反映,也可能是到清河后情绪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再加上没有户外活动,终年不见阳光所造成的。我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又把我移到重病房去了。后来妈妈闻讯赶来看我,妈妈看到我那副惨样,她一句话没说就哭了。恰恰也在那个冬天,爸爸也得了脉管炎,从干校送了回来,而且症状很严重,有一条腿大腿以下都肿了起来,而且脚指头变黑溃疡,据医生说弄不好还要截肢。妈妈正为此事忧心如焚,偏偏我又病重,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对我的病也束手无策,只能恳求院方多精心照料。到了重病房后还真得到几位护理员阿姨的精心照料。例如,从社会路救济院一同转过来的江阿姨,以前她就对我很好,这次她对我更是格外的照顾,只要是她值班,她到我的床前来的格外勤,一会儿给我翻翻身,一会儿给我喂点水,还勤给我换换尿布,有时她还用热毛巾给我擦擦身子。另外,还有一位我称她为边姐的护理员,她原来是从育婴院出来的孤儿。还有一位马阿姨,她是在旧社会外国人办的仁慈堂里长大的,解放后转到救济院里做了护理员。也许是她们孤苦的身世,养成了她们善良的品质,反正她们对我对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耐心。

在重病房里躺了一个冬天,有一次院方都要报病危了。可是,大约是上帝怜悯我年龄太小,不肯收留我,我又一次从鬼门关上爬了回来。后来我们重病房里来了一位姓刘的医生,刘医生对每个病人都特别的负责,她来后就给我调整了治疗方案及用药,并请来盲人按摩医生,每天为我做全身按摩,别说还真见功效。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身上的症状竟奇迹般地消退了,后来我又能慢慢爬起来坐着了。可是,我却发现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双下肢膝盖以下由于长期卧床已经萎缩,细得像两条干柴棒,两只脚也扭曲成马翻蹄状,而且两腿也伸不直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感到很惶恐,心里像被抽了一鞭子一样的难受,同时我也在为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感到自惭形秽。不过,我也应该庆幸,又能坐起来了,这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奇迹。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后福,后福在哪里,后福又是什么!

身体复员后,离开了重病房,又回到了以前的普通病房。不过这次又和玲姐在同一个房间了。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不过远离亲人的日子的确也能练习人的生活能力。记得在姥姥身边时,连梳头洗脸喂饭这些日常事情都由姥姥一手包办了,可是在这个新环境里我明白要尽量地学会自理,尽可能地少去麻烦别人。例如刷牙洗脸这些事儿我都自己来做,不过得让小高帮我打来洗脸和刷牙水,那时刷牙都是用牙粉,我把牙粉倒进一个玻璃瓶子里,先用嘴叼着牙刷去蘸牙粉,再用尚有一点活动能力的左手夹住伸进嘴里去。不过我的手终归没有别人那么灵活自如,总是轻一下重一下,常常地把牙龈捅破出血。洗脸时让别人把脸盆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自己用左手把毛巾蘸湿,再自己擦几遍。虽然做起来动作很吃力,但我少麻烦了别人,心里还是挺坦然的。每天除去吃饭睡觉就是在床上坐着,我们就在这沉闷中消磨着时光。我已经十三岁了,如果身体不是这样的话,该出落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也进入了花一般的年岁,决不会无所是事地在床上消磨着生命。我真想有点什么事情做,那样日子就不会这么无聊,这么空虚。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眼前又一片迷茫。

同室的病友中有一位患严重性关节炎的王阿姨,二十八九岁年纪,胖胖的。她有一台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肯定不知道是何物。它,很近似一个四方的木盒子,里边装着线圈和矿石,外面还要配着一副耳机子。另外,还在屋外的树上绑上一根长竹杆,杆子尖上安上一个用铁丝自制的如蜘蛛网状的天线,再用一根铁丝和小木匣子连起来。打开开关,戴上耳机才能听见声音,要想听到满意,比较清晰的声音就得不住调整木盒子里的线圈。就是这么一个在如今要说起来简直如出土文物一般的东西,也足以令我羡慕的要死。尤其是看到那位王阿姨戴着耳机,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时,别提多馋得慌了。记得小的时候,姥姥家有一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那里面唱京剧,说相声,讲评书,什么节目都有。姥姥让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儿童节目“小喇叭”,每次“嘀嗒嘀嗒嘀嗒”小喇叭一响,就开始讲动听的故事,可惜现在听不到了。于是就心里想,我要是也有这么一副耳机子该多么开心啊。有时实在忍不住我就问:“阿姨,里面是不是在唱歌?好听吗?”王阿姨笑笑答道:“当然好听呀!”有时王阿姨也会架着拐走到我的床前,把耳机戴在我的耳朵上说:“让你也过过瘾吧。”于是我听耳机里,一男一女字正腔圆地播讲着什么。王阿姨还在一旁问:“好听吗?”我说:“好听!”可是我不好意思总占着别人的东西,听了一会就赶紧还给了阿姨。

从这以后阿姨就经常把耳机子让给我听,除了新闻时事,音乐歌曲,最多的是样板戏。例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我觉得那时的新闻太枯燥,男女播音员们总是用一种铿锵的声调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而且总在强调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个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也不关心这些,所以很少听新闻。我喜欢听音乐,歌曲,最喜欢听的要说是样板戏了,尤其是《红灯记》,我特别喜欢李铁梅的唱段,每次听铁梅唱都是全神贯注,好像生怕漏掉一个字,时常还跟着哼哼,那优美激越的唱腔使人特别提精神,觉得浑身都那么的轻松,心里别提多舒畅了。总的说,阿姨的那台矿石收音机,填补了我生活中许多空白,使我感到乏味的生活有了一些色彩。除此以外,王阿姨还帮我们洗洗衣裳,洗头剪头,王阿姨是个口快心直,心地善良的人。

忽然有一天,王阿姨收拾起自己所有的东西,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她那台矿石收音机放在我的目前,很亲切地说:“把它送给你当个伴儿,也算留个纪念吧。”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很快我就明白了阿姨的意思,不由眼里就浸出了泪花,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阿姨,你要走了吗?”阿姨点点头说:“是啊,我要结婚了,就要有自己的家了。”虽然王阿姨要结婚的消息早有耳闻,但事情突然而至,我还是感到很惊讶:“是吗?那以我们就见不着您了。王阿姨微微一笑:瞧你说的,我又不是上天入地,怎么会见不着了呢?以后还会常来看你们的。阿姨临走时还一一握握我们的手说:“姑娘们多保重吧!”我是很重感情的人,此时已是泪流满面……

王阿姨结婚走了。给我留下了那台矿石收音机,我真是如获至宝。每天一睁开眼睛,头一件事就是戴上耳机,尽管那时的广播节目很单调,但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也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它不仅成了我生活中的伴侣,后来还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王阿姨结婚走后不久,我们的病室内又来了一位姓佟的休养员,三十多岁的年龄,她人长得很漂亮,秀丽的脸庞,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听说以前是部队上的文工团员。当时我还挺奇怪,文工团员怎么变成残疾人了?后又听说是骑自行车掉到冰河里摔的。原来她嫁给了一个部队上的团长,于是她就离开文工团,做起了全职团长太太。连续有了五个子女之后,团长忽然怀疑她感情别移,于是开始和她吵闹,后来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得分道扬镳离了婚。团长又娶了个年轻的新太太。她从此失去了全职太太的身份,不得不重新调整生活,首要问题就是得去工作。于是便在海淀一家商场找了一份临时工售货员去做。一次下晚班时骑自行车回家,站了整整一天的柜台已经是腰酸腿痛,又正逢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在路上思前想后,自己已是多少年没受过这份辛苦了,想到此次婚变,真令她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不由得心生悲切,精神恍惚起来。路经紫竹院附近的白石桥时,明明前面是河,恍恍惚惚的她还以为是平坦的马路,竟然径直骑了下去,幸亏正值隆冬,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要是夏天就糟了,落入河水中就很难有救了。这当时她就摔晕死过去了,被人发现后,送到了医院。但一切都晚了,被诊断出摔断脊椎,造成了高位截瘫。无以为生的她,只得求助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只得把送到了救济院。

她的到来给我们这一向沉闷的病房里带来了一股春风,活泼开朗,能歌善舞的她,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真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别看她如今也瘫痪在床,可一天到头她嘴里总是哼着歌曲。时常给我们讲她在部队及文工团的经历,她说她小时候就爱唱歌跳舞,在学校里就是文艺积极分子,高中毕业那年,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解放军在她的家乡征兵,她怀着一腔激情报名参了军,又被分配到了前线文工团,和著名演员田华曾是战友。话里话外,也总流露出一股曾是文工团台柱子演员的自豪感。当年就是因为主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次下部队慰问演出时被所在部队,依然独身的团长相中了。于是就向她展开了爱情攻势,后来又通过组织的介绍,她终于成了团长夫人。有时她也谈及婚后生活,她说那是一段很惬意的日子,衣食无忧,不用出去工作,家里的保姆包揽了一切家务。她过的完全是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可有时她也不免流露出一种惋惜的口吻:“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夭折了我的艺术生命,如果我不嫁他,一直在舞台上拼搏,也许会是一个很有造就的演员,也可能和田华一样成为表演艺术家。可惜!咳!”说到此,她总要长长地叹一口气,俊秀的脸上表情凝重了起来,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悔意。偏偏后来又发生了感情信任危机,导致了婚变,以至造成了这样的下场。“命运着实捉弄了我一番,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说到此她眼了里就禁不住流下痛悔的泪水,我看得出,她外表上很快乐,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悔恨。其实在救济院生活的人,哪一个没一段痛苦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呢?

时间一长,我们就和佟阿姨熟了起来。玲姐爱唱,佟阿姨就教她唱歌。每天清早,佟阿姨总要拉着一向爱睡懒觉的玲姐,俩人摇着手摇车去小清河边的树林子里练声。没几天《洪湖水》、《见到你们格外亲》和电影《红珊瑚》的插曲等。由于得到佟阿姨的真传,玲姐都唱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有一天佟阿姨忽然来了兴致,说:“我教你们识字吧。”我们当然很高兴了。于是就按照佟阿姨的吩咐,我们俩托人到街上,每人花了几分钱买了杆铅笔和一个写字本。佟阿姨在我们每个人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大、小、天、人、日、月几个字。然后教给我们一个一个地念,一个地认,我俩就像小学生似的一遍遍地跟着读,等把这几个字熟记于心后,佟阿姨又让我们照着写。写字对玲姐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我来说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我的手不听使唤,根本就握不住笔,更别说写字了,面对着本子上的字,我真想写下来。可是双手又不争气,怎么办呢?苦思冥想地憋了两天,我突发灵感,我手不行何不用嘴来试试。于是我用嘴咬起了笔,屏住了呼吸,运足了气力,试着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横道,我觉着用了很大的力气,写出的横却像水波纹,成了一道歪斜着的曲线,我没有气馁,又在那曲线上加上了歪歪扭扭的一撇和一捺,终于搭出了一个扭曲着的大字。我让佟阿姨看,不料佟阿姨一看就皱起了眉头。

她说:“这叫人写的字吗?太难看了。”我的脸马上就涨红了,一向自尊心很强的我,平日很听不得如此尖刻的话。可是这次呢,也许是年龄长了两岁,又成熟了一些。所以我克制住了,没有发作,只是用牙咬着嘴唇说:“是太难看了,这是我第一次写字嘛。”佟阿姨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点,连忙该口说:“头一次,又是用嘴写的,不容易,不容易!”这以后佟阿姨又陆续教给了我们一些字。例如,东方红、共产党、工农兵、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我不光学认,仍然坚持用嘴写,这当中我真正品尝到了用嘴叼笔是何等的吃力。新削的整根铅笔叼在嘴里用不上劲,掌握不了笔画的方向,铅笔短了,跟纸的距离太近,就觉得眼前昏花一片。再加上写字时不能出气,写不了两个字就觉得头晕眼花,还有用笔的力度也掌握不好,劲重了不是划破了纸,就是笔尖断了。劲轻了笔只是在纸上划来划去,什么也写不上。可是这次我像着了魔似的,心里暗打主意,多难我也得坚持,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一支小小的铅笔。第一个问题是要控制好笔的长度,新铅笔要去掉一截长短才合适。第二要掌握好下笔的力度,所以没事我就趴在小床头柜上写呀写,每当写出一个我自认为还算像模像样的字时,都会禁不住兴奋地摇头晃脑一番。可是,佟阿姨也是个没长性的人,干事情全凭自己一时的兴致和热情,热情劲一过兴致也就没了,把教我们认字的事儿抛到了脑后不再提了。尽管如此,我也感激她,她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却铁了心,你不教我自己学,玲姐对此倒是无所谓,也许她比我聪明,早就多认识了一些字。

又得重新提起那个矿石收音机了。佟阿姨不教我们认字了,我和它打的交道又多了起来。那时耳机子里听到最多的就是样板戏。天天听,听得多了,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烂熟于心了。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倒背如流,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学认字的好机会。于是我就托人上街买来《红灯记》的剧本,我记得那时是三毛多线一本,从此剧本就成了我的课本。只要广播里一唱《红灯记》,我就翻开剧本,唱那段我就跟着认那段。人家有按图索骥之说,我这也成了按腔索字,倒不失是一个很独特的创意。你别说,自从有了这种创意以后,我的热情还特别高,整天戴着耳机子又听又读,这样一来,心里觉得充实多了,不像以前吃了饭就坐在床上发呆,心里老是没抓没挠的,这下没有那种感觉了。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整出戏的唱段包括对白都给认了下来。以后又陆续托人买来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也都跟着认了下来。

字能认了,我还要在写上下工夫,我要达到双赢,即能读又会写。认字的同时我也始终没有放下过嘴中的笔,一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叼着笔在纸上写呀写,那时我写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名字张莉二字。从最基础的练起,一横一竖地反复写。一个本子用不了两天就划完了,于是我就逮着那儿往那儿写。连发给我们的手纸都被我用来写了字,那时的手纸就是裁成方块的糙马粪纸,不过它也有一个光面,可以用来写字。工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我这么苦练,那支笔在我嘴里自如多了,也不觉得头晕眼花了,写出的字也像点样了。一次我母亲来看我,发现我在自学识字,还特地给我送来一本老《新华字典》。那本字典还是1958年我二姨单位奖给她的奖品。以前我哥哥弟弟上学都用过它,封面已经破损,用白纸裱糊过,内页也已发黄,它像接力棒如今又传到了我的手上。那时除了照着剧本听样板戏外就是翻那本老字典,它全部都是繁体字,连拼音都是过去的老字母。尽管如此,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字。不过,写字时没有人教给我笔顺,笔画怎么起笔怎么止笔我都不知道。比如,这横应该是从左到右,可是我却偏偏是从右向左一划,汉字讲究横平竖直,我很难达到这个要求,反正我写字是不讲章法,自成一体,可想而知,我笔下出来的字是一个什么模样,到后来发现了这个毛病,已是积习难改了。可我内心也经常给自己找辙,自己终归没有受过一点正规训练,完全凭着一股韧劲在自钻。

认了一些字之后,我就有了阅读的欲望。不过那时可供阅读的儿童读物,除了那几本样板戏的连环画外,几乎就再没有什么了。我从别的病友哪儿借来了这几本连环画,逐本逐句地开始了阅读,连环画读完了,没的可读就读报纸。于是就让同室的弱智女病友,去办公室借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不过那时的报纸连篇累牍的都是理论和大批判文章,枯燥而乏味,许多人都没有阅读的兴趣。只有我是为了认字,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读能力,才耐着性子逐句逐行地把它读下去。遇到了不认识的字,逢人就问,然后就反复地默读,熟记于心。也许是一股强烈的求知欲在驱使着我,我竟很有了一股“闵子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不过,有时也常碰钉子,赶着人家高兴的时候,就会很痛快地告诉你。要是赶上人家正烦着呢或是不高兴,不但不会告诉你,还会数落你两句,让你讨个老大没趣。说来也怪,经历的多了,也就不觉得太难堪了。要是搁在以前我也许早就哭鼻子不吃饭了,在这个环境里我竟然也学会了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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