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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红兵(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我最快乐的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8年01月23日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纳金路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 宁红兵(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中国大陆目前有2858个区县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按照国家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区县,每地兴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计划,加上地级市以上的特殊教育学校,全国的特殊教育学校数量,理论上应在3000所左右。目前,中国大陆有特殊教育学校2502所。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特殊学校同样如此。没有人统计、研究过这2502所特教学校校长的教育背景,专业渊源,他们一般来自三个渠道——毕业于特殊教育院校或特殊教育专业,从填报学校志愿时,就确立了特殊教育的职业理想;毕业于普通师范的师范专业,刚工作就到特教学校或教师的职业生涯过程中转岗到特教学校;从教育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被安排到特教学校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可能会影响他们职业观的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担任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后,历经酸甜与苦辣,欢乐与忧伤,执着与迷茫,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支撑共和国特殊教育的脊梁,成为残疾孩子不离不弃的庇护人和守护者。

每一位特教学校校长的经历一定各不相同,又一定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需要精心呵护的残障孩子。每一个残障孩子都是他们的工作价值和职业理想,都是他们终身割舍不下的复杂情结。

宁红兵就是众多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中的一位。

援藏援出的特教校长

青藏铁路开通的2006年7月,我们一行三人,做了为期七天的西藏之旅。旅程中,我们提出参访当时全西藏自治区唯一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于是,其中一个下午,在江苏省教育厅援藏担任拉萨市教育局副局长的王斌同志安排下,我们戴着宽大的墨镜,顶着雪域高原一览无余的炽烈阳光,走进位于拉萨市区 纳金路的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不大,三栋楼房,分别是教学办公楼,教师宿舍楼和学生的生活楼。楼房很简洁,没做任何粉饰的水泥原色外墙,在纯净阳光的洗涤下,显得有点青涩。不大的运动场,煤渣铺就的跑道,沉默而古朴。因是暑假,学校很安静,让人有落寞的感受。不记得学校里有没有秋千,也不记得校园里拉萨的知了在高原的夏天是怎么叫唤。也许,一方氧气养一方知了,它们的肺活量,足以支撑它们的歌唱。而不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怀着忐忑的心理,需要在“红景天”之类防高原反应药物的辅助下,小心移动着不安的身躯。

在校园里遇到一批藏族的聋人学生,有两三个就走到我们的身边。让我欣喜的是,他们会打手语,打的还是比较规整的中国手语。这是我第一次在西藏打手语,也是第一次和西藏的聋人孩子打手语。我很快乐,用手语和我顺畅交流的藏族聋人孩子们也很快乐。他们的眼睛里闪着惊喜,完全是惊奇地打量着我们这群从未见过的陌生的人。其中一位陌生人居然还能用手语和他们交流。

宁红兵校长带着我们参观校园。他说,暑假有部分孩子不能回家。他们也就休息不了。

其时,他是副校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算是初识。

西藏实在是太神秘,拉萨也实在是太遥远。

我想,除非你有故事,或者你研究的专业在西藏,否则,一个人如果一生去过两次西藏,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然而,西藏的神奇也毋庸置疑,只要你去过西藏,你的心里就永远有西藏。和你到其它地方旅行的走马观花完全不一样。个中的缘由,去过西藏的人都懂。西藏的每一个景点,每一处寺庙,每一盏灯火,每一个转经筒,每一个纯净的眼神,每一片蓝天白云,都值得你珍惜,回味,珍藏。值得你在梦中反复咀嚼,重现。就如我去过了拉萨特殊教育学校,此后再也没有忘记那次匆匆的走访,那灰灰的不加粉饰的建筑外墙,那几个将手语打得异常明媚,异常“国标”的藏族聋人孩子。还有,话语不多,但脸上一直挂着西藏人特有笑容的特教同仁宁红兵。我时常会想起,拉萨的特殊学校,特殊学校的副校长宁红兵。

时光匆匆,一转眼已是八年之后。

跨越世纪的八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和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只争朝夕的八年。特殊教育也不例外。

在这八年中召开的两届全国党代会的报告都提出要“关心特殊教育”,中央政府将特殊教育列入了国家层面的思考,实施了惠及全国的特殊教育工程。加强硬件建设,在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县,由中央财政投入,新建、改扩建特殊教育学校;实施国培计划,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力度。可以说,中国大陆的特殊教育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时期。

我和宁红兵校长的再次相遇,就是在特殊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国家教育部开展的中西部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培训班上。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独立设置,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为主的特殊教育高校,南京特教学院在改革开放后每一次特教的发展上,既是受益者,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促进者的角色。

2014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将国培计划中西部特教学校校长培训班的重任交付给了南京特教学院。培训分三期,每期五十人。从学员报名资料看出,宁红兵已是拉萨特殊学校校长。在第一期学员班,他被推选为班长。

八年之后的见面,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既感慨,又欣慰。我请他到办公室长谈。得知他抽烟,我准备了一包地产的“金南京”,不曾想他掏出的却是一包“苏烟”,还是硬壳包装。他以为我抽烟,特意买了一包江苏的名烟。虽不抽烟, “苏烟”比“金南京”高档不少,我还是知道。不过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基本抽的是我准备的金南京,照顾我情绪的意味颇浓。

八年未见,眼前的藏族(此前,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藏族)校长,皮肤依然古铜,老了不少,但还是那种青藏高原式男人的清瘦,越发显出精明和干练。高原改变了人的肤色,却改变不了人的个性。

我直言不讳,告诉宁校长,打算写一本关于残疾人生活生存方面的纪实性的书,想将他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将他可以让我分享的喜怒哀乐写进去。

宁校长没有推辞,也没有虚伪的客套。

他只是说:“说什么呢,在特教十五年,一路走来,不知不觉,每天只顾着忙事情,没梳理过,也没好好想过得与失。要将做过的事情说出来,还真不知道从哪说起。”

我说:“咱们不需要字斟句酌地去想。我们俩聊到哪算哪。没有原则性的话语,也不上纲上线。搞特教的就一句话——天下特教是一家。无话不说。”

他一听笑了,是电影里常见的,标准的,西藏式的,干净的朗笑。就着笑容,他说:“那就聊吧。”

聊起来,才知道,宁红兵并不是西藏人。

他的老家在河北,高考后录取的是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大学毕业,当时有援藏计划,就写了申请书。体检、政审合格,他们中文系一共七个人得到批准,签了八年的服务期限。

几年后,一起援藏的同学陆续动起了返回河北的念头。宁红兵记得,一道去的同学,在西藏工作时间不长,最多的不到五年半,全跑了。八年期满时,只剩下他一人,不回去了。

宁红兵回忆着,脸上是一种悠远的表情。他轻轻吸了一口烟,看着燃烧过还停留在烟头上的烟灰:“他们回去安排的不错,都进了石家庄。”

我问他:“别人都回去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宁红兵看着窗外。时值深秋,我办公室对面小山上的树叶已经泛黄,做好凋零的准备,赶上一阵秋雨,细细密密的飘落,澐湿着空气,天空显得灰暗,风景有些萧飒。

宁红兵收回思绪,心情并未受季节影响。他笑了笑,说:“是啊,他们都劝我一起走。可是我没走,一是我喜欢上了拉萨这个地方,二是我喜欢上了一个藏族姑娘。走不了了。”

做不到一走了之,宁红兵就安心做起了一个西藏人,一个拉萨人。二十多年过去,现在,一同援藏的兄弟们开始羡慕他了,说老宁的选择对了,拉萨现在条件不错了,空气那么好,我们在石家庄天天吃雾霾。

“那时没想到,将来会从事特殊教育吧?”

“倒真是没想到。”

1999年,拉萨市筹建西藏自治区历史上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拉萨市聋哑学校。宁红兵从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被调到聋哑学校,担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和德育工作。从副校长到书记,再从书记到校长,这一干,就在聋哑学校坚守了十五年。

“十五年,拉萨的特殊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中的艰辛,可以想象。宁校长你自己的感受呢。”我不只想要听他的艰辛,困惑,还想要听他所取得的成绩。总之,是想要听他的一路走来。

宁红兵没有感慨,也没有激昂。他轻轻地将烟蒂摁在烟灰缸里,说了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谢谢你,给了我吐露心声的机会。让我能在特教学院,痛快地聊一聊。”

我知道,特殊教育不是荒漠孤舟,不是沉寂的原始林野。从事特殊教育,面对的是残疾孩子,但特教人一样有倾诉的需要。即使是一位校长,一位来自内地,却在青藏高原生活了二十六年的汉子。

面对聋人孩子——艰难而无怨无悔的坚持

从普通高中来到聋哑学校,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条件差。条件差,可以慢慢改变,我们开始没有校舍,在一个小学借了一点房子,上课时,学生在前面,其他老师就坐在后面办公。硬件总是可以逐步改变,后来聋哑学校也有了自己独立的校园。让我感受最强烈的是聋哑学校的封闭,教育局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把孩子们看好,不要出事情。

我们这和内地不同,很多孩子平时不回去,一学期都待在学校里。有的孩子放假了也不回去。害怕外面会出事,孩子们二十四小时被关在笼子般的校园里。但不行啊,他们也是人,也要出去活动啊。关久了,憋得慌。特别是那些来自牧区的孩子,从小就在山里,地里,天高地远地跑习惯了,怎么关得住?晚上,就有孩子偷偷地翻墙出去。查夜的老师发现人不在学校,吓坏了。我们赶紧出去找,拉萨没有南京这么大,可找个孩子也不容易啊。我带着老师们大街小巷的分头跑,找了一夜,精疲力竭,也没找着。心急火燎,不知咋办时,他从一个小巷子里晃悠悠地出来了。那个气呀!气又怎么样?搂着他,眼泪哗哗的。

就进一步加强管理,有句话,叫“严防死守”。但封闭得越紧,跑得越厉害,搞得安全的压力特别大。时间长了,我想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就让老师们改变策略。以班级为单位,每个月带他们出去一次,逛个商店,上个公园,看场电影什么的。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也带他们去过林卡(西藏的一种活动方式,是指人们到像园林般美丽的地方一起歌舞娱乐)。这样,就好多了,精力得到释放,晚上不翻墙了。

我静静地听着。我知道每一所特殊学校都特别注重安全管理。残障孩子,不能出事,也出不起事。封闭式管理,几乎是特殊学校的共同特点。

在聋哑学校,最忍受不了的是别人对残疾孩子的轻视。社会上,了解残疾人的不多,也谈不上尊重、理解。

有次助残日,老师带孩子们在街上搞活动,宣传特殊教育,宣传残疾人事业。回来后,几个才工作的小姑娘眼泪汪汪的。问她们怎么啦,原来刚才在街上,有人对孩子们指指点点,说他们是“聋子”“哑巴”。像看怪物似的。心里受不了别人对孩子们这样,觉得特委屈。我就告诉她们,这些人无知,不和他们一样见识。

社会上的歧视,不理解,也就算了。我们见得多了。但是孩子家长的态度,让我们感到痛心。我们这里的孩子,除了拉萨市区,还有来自墨竹工卡、当雄、堆龙德钦等拉萨所属七个县里和林芝地区。农牧民的孩子很多,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生了个残疾孩子是件不光彩的事,面子上不好看,把孩子看作负担。孩子送到学校后,就撒手,不管不问了。有的孩子生病了,老师给家长打电话,也不来。我这次来培训,在苏州的特殊学校跟岗,看咱们江苏的残疾孩子真是幸福,家长多重视,不少家长都跟着陪读。在西藏难以想象。我们学校的很多孩子,一学期才回去一次,有的一年回去一次,放假也在学校。家长不来接,孩子们也不愿意走。

有个叫嘎果的孩子,家在林芝地区的波密县。波密到拉萨也就630来公里。嘎果从来学校开始,四年没有回过家,家里人从没有来看过,也不联系学校和孩子。寒暑假都在学校里,过年时,我和老师们带他回家,这家呆几天,那家呆几天。孩子也不想家。嘎果有运动天赋,擅长长跑,参加特奥会和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拿了两个冠军。各级奖金加起来,有个九万块吧。告诉家里后,家里父母第二天就来领钱,跑得快的很。把我气坏了,跟他们说没用,不懂汉语。我就让懂藏语的副校长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通。骂就骂,高高兴兴拿了钱,把嘎果带回去住了几天。回来后,又一年多,家长还是不联系孩子。没多久,嘎果又参加比赛,又拿了第一名,奖金四万块。我说要联系家长。老师们不同意,嘎果也不愿意,告诉老师,钱不要给他父母。原来,上次,嘎果的父母把钱拿回去,买了拖拉机,买了牦牛,修了房子,但连一件衣服都没给嘎果买。聋哑孩子也是孩子,心里清楚呢。所以,这次奖金,不愿给家里。我说先用他的名字把钱存起来吧。但他的合法监护人是他父母亲,让他们知道也不好,别产生误解,认为学校有什么想法,把我们给告了。

其实,孩子们,现在上学,已经不需要家里化什么钱,他们不给钱,也没问题。吃、住、学费什么,全由学校解决。还给他们买衣服,鞋子,每人两套校服,连袜子都买。这不,我在这学习,副校长打电话,说天冷了,有的孩子长得快,棉衣小了,冬天穿不上。我说,抓紧去买,买暖和的,别冻着孩子。你说,普通学校,校长,老师哪用操这些心哪?但是,在聋哑学校,跟孩子们相关的事,我们都得管。

我注意到,宁红兵校长在说到聋哑学生时,非常自然地称他们为孩子,或孩子们,很少说学生。他说到孩子们很动情,他的动情是习惯性地,发自内心,油然而生,对孩子们的情感已经植根在他的心田上。

“对孩子们,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想这是我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在交流中,必然要引出的话题。

对他们的愿望很多。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毕业后能有个工作,有碗饭吃,有饭吃,就能立足社会,过自己的生活;一个是能继续读书,提高受教育程度,多掌握知识。孩子们,特别是农牧区来的孩子,毕业后你不能帮他找个工作,他们就只能回去。回去后,又和以前一样,跟着父母养羊、放牛、种地,过着自生自灭的日子,八九年的书就白读了。

为了能让他们找到工作,我们在初中阶段,开办了职业教育,开设裁剪、绘画、酒店服务几个专业。孩子们学了之后,可以去服装厂,酒店上班。像拉萨最大的香格里拉酒店,老板是马来西亚人,我就和他谈了选孩子去他酒店工作的事,他很乐意。绘画在西藏比较有前景。西藏绘唐卡很有市场,西藏人的住房和家具,都喜欢在上面描绘各种图案,孩子们学会以后,有事情干。我们已经有二十几个孩子,在拉萨找到了工作。不过,他们的工资很低,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在拉萨,生活的很难。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孩子进入政府部门或者国家的事业单位,进到那样单位,就有保障了。但总比他们回家强,在拉萨,他们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回学校,我们帮他们协调。

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有机会让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继续读书。在西藏不可能,拉萨就我们一所特殊学校,没有聋人高中。我就想,能不能让孩子们像很多正常孩子一样去内地读书。

我知道,西藏的正常学生都将去内地上高中,上大学,当作荣耀。有条件的家庭都会积极争取。国家层面也是积极支持,无论是内地还是西藏,都将西藏学生去内地读书当作一项重要工程来推进。全国各地建立了为数不少的西藏班。

“你们做了努力吗?”

“努力了,一波三折,不过还是成功了。”

虽然在特教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但西藏的聋哑学生来内地读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经过考核,在第一届毕业生中选了五个文化成绩和手语交流都不错的孩子,向拉萨市教育局汇报,要送他们去内地读书。教育局领导很诧异,聋哑学生出去读什么书?哪个地方会接受?我说,聋哑孩子也需要继续提高,接受更好的教育,内地又很多聋人高中可以接收。看我坚持,教育局给出了个公函,让我们自己去联系。

我揣着公函和孩子们的档案,去了北京。首都是我们心中向往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过去和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北京三聋的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但出于重重顾虑,他们犹豫再三,没有接收五个孩子。北京都不接收,让我感到了事情的困难,靠自己联系恐怕行不通。我就去找了从你们江苏来援藏,在拉萨市教育局当副局长的裴东根同志。裴局长很关心,给联系了江苏很有名的南通市盲聋哑学校。我去跑了一趟,他们也有顾虑,主要担心藏族孩子今后的生活习惯,管理等问题,委婉地推辞了。我有点绝望,但不死心,又去找裴局长,他不嫌麻烦,又帮我们联系常州市聋哑学校。

搞特教的人,基本都知道常州市聋哑学校。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常州市聋哑学校,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特殊教育,造福后代”的题词。让特殊教育,一夜之间,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常州聋校也确实很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建起了号称全国最美丽的童话式城堡般的校园。

不知道,五个藏族聋哑孩子的内地求学梦,在常州会怎么样。

我们的请求,得到常州聋哑学校的回应。吴娟凤校长代表学校,表示愿意接受五个孩子就读高中部。我那个兴奋啊,拉着吴校长的手,半天不肯放开,生怕她又反悔。

吴校长真是个好人。常州聋校的高中部有职高和普高两个类型。她原本考虑,让五个孩子跟着职高班一起接受职业教育。我和她商量,能否让他们上普高。但是西藏孩子们的文化基础和常州的差距很大,放在一起,教学不好开展。她反复考虑,最后,为五个孩子单独开了一个“西藏班”。专门为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配备老师和生活人员。

我想,这应该是西藏,内地,也是中国特殊教育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为残疾孩子开设的“西藏班”。它的开办无声无息,也只有五个藏族孩子。但它开创了一段历史,是响应国家援藏政策的实际举措,也是藏汉民族团结,友谊巩固,文化交流的象征。多少年后,梳理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历程,它必将载入史册。

我看着和自己促膝而坐的宁红兵校长,心中感慨万千。他的努力和艰辛,促成了这段历史。当然,还有常州聋校的吴娟凤校长,还有那五个幸运的藏族孩子,还有为他们求学无私奉献的老师们。

五个孩子很争气,在常州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度过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让我意想不到,也让我感动的是,在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特教学院领导的关心下,为他们放宽政策,突破学籍和生源地不符的矛盾,参加南京特教学院的单招考试,全部被录取进南京特教学院,上了大学。五个聋哑孩子上大学的消息,在拉萨的教育界引起了轰动。媒体不停地报道,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来了。引起了市政府、教育局、残联领导的重视。还给每个孩子奖励了五千块钱。上级一重视,事情就好办了。拉萨市教育局给自治区教育厅和教育部打报告,要求开办内地的聋哑学生“西藏班”,教育部也很重视,2012年,指定上海聋人青年技工学校承担“西藏班”的任务。西藏的聋哑孩子到内地上学,从此有了固定的渠道。

我很想知道现在在南京特教学院上学的五个西藏孩子将来的去向。就问宁校长:“他们大学毕业后,你打算让他们留在内地工作吗?”

宁校长想都没想:“不会的,他们一定会回去。”

我有点意外:“为什么这么肯定?”

“西藏的孩子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在内地上了几年学,拉萨的条件也没有内地好。但他们还是习惯在拉萨生活,特别留恋在拉萨的家,都愿意回去。”

“作为西藏第一批聋人大学生,他们回去会怎么安排?”

“我是想,至少接受两个到拉萨聋哑学校做聋人老师,政府机关再接受两三个就好了。”谈到聋哑孩子的将来,不管是前面已经就业的,还是这几个上了大学,将要就业的,宁红兵总是心事重重。他又点燃一根烟。“但是我知道,不太容易。聋哑孩子即使大学毕业,也拿不到教师资格证。进政府机关,就更难了。”

他又叹口气:“事在人为,到时候再想办法吧。”

他的叹气,把我们的谈话,弄得沉甸甸的。

面对特教学校老师——始终不渝地凝练“六心”

我知道,教育以育人为本,要突出学生的主体位置。办学以人才为本,要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好老师是学生物质丰厚的基础,也是学生精神幸福的源泉。

我问宁校长:“作为西藏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来源怎么解决的?你们怎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宁校长笑了,有不言而喻的默契,默契中带着快意。“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

学校创办的时候,先从拉萨师范选派了七个学生去北京学了一年特教。后来慢慢又从拉萨各地调进一批教师。别看聋哑学校,能进来也不容易,要教育局、市政府,甚至教育厅批的条子,因为是进拉萨的机会嘛。学生多了,又陆续进了一些专业教师,有华东师范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特教系的毕业生。他们来了,学校的面貌和教学质量大大改变。

到特教学校工作后,我就想,特教和普教有什么不同,教师的德育工作要在什么地方加强。我根据自身的体验,反复琢磨,尝试着在学校搞了个特教的“六心”标准,一直用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大家越来越认可。

我一听,这个“六心”肯定又说头,就请宁校长详细说说。

首先是爱心,搞特教的人不发自内心地爱残疾孩子不行;第二是信心,相信他们一定会改变,一定能成才;第三是恒心,特殊教育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必须持之以恒,一定要坚持,坚持才会有成效。这前三个“心”是态度问题。第四是耐心,要反复教,教反复,正常孩子教一遍就懂了,他们可能要五遍,甚至是十遍,直到他们懂了未知;第五个是精心,不要因为他们是残疾孩子就应付,要精心地设计教学,要比教普通孩子更花精力;第六个是倾心,倾注所有的精力,既然选择特殊教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后三个“心”是职业素养问题。

有一次,市教育局长来聋哑学校检查工作,看到了这“六心”的材料,问谁搞的。老师们说,我们宁校长提出的要求。局长说,总结的非常好,要做成宣传标语,在校园内大张旗鼓地宣传,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来宣讲。算是给了我一个认可。

老师们也有烦恼的时候,遇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心情会不平和。我就告诉他们一个方法,进教室,和孩子们在一起呆一会,看看孩子们的学习,看他们“说话”,一会心情就放下了,烦恼也就没了。老师们说,宁校长的这个方法好。所以说,在聋哑学校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孩子们在教育我们,让我们感动,教我们乐观地对待生活,学会坚强。

在特教学校当校长,我愿意为孩子们做任何事,尽可能给予残疾孩子们更多的爱,但对老师们常常感到愧疚。觉得能为他们做的太少,手上没什么资源。作为校长,这些年,我不评先进,所有的评奖、评优都给老师,老师们能坚持长期和聋哑孩子们在一起,不容易。荣誉和奖励,他们还年轻,比我更需要。你就拿评职称来说,我们的老师教的是特教,发表论文的渠道很少,但到评的时候却要和普通学校的老师一起,材料上就吃了不少亏。我向市教育局反映过几次,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好操作,也不可能为特教单独设置序列。所以,常常感到无力。学校创办的时候,这种无力感更强,那时,条件特别差,要什么没什么,到处求爹爹,拜奶奶,弄几套课桌椅都费尽口舌。最痛苦的是逢年过节,人家学校发福利,我们什么也发不出,特别愧对老师。现在好了,上面重视了,不再为钱犯愁,生均经费市里按普通学校的1:5拨款。绩效工资后,老师们的待遇也上去了不少。

再给您说个特教津贴的事。聋哑学校从1999年开办一直到2005年,老师们的特教津贴都是15%,后来我外出学习,看到内地有的省市涨到了30%。想这对老师们可是个大好事,回来就向市里反映,领导说,得拿出中央或者自治区的文件,有依据才行。我说,人家其他省就是这个比例。领导说,其他省能管到拉萨,能给你出钱吗?我就没话说了。还是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关心残疾人,来学校视察。我想机会来了。汇报工作时,主席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提高教师特教津贴。主席问我准备提到多少,我们没敢说30%,怕市里领导批评,就说了25%。主席说,什么25%,就30%吧,说完,看看陪同的财政厅、教育厅,还有市里的领导,问他们,这有多少钱,拿出这点钱没问题吧。领导们这次挺好,立即说,没问题,立即办。这就涨上来了。

说到这里,我和宁红兵校长同时哈哈大笑。

我说:“特殊教育离不开政府的关心,就得这么办,从上往下办,让大领导关心小事情,让强势的人帮助弱势群体。”

宁红兵说:“是啊,那时也挺心酸。全西藏就拉萨一个聋哑学校,几十个老师,算算也没多少钱。”

面对家庭——无奈的孝心和长期的亏欠

特殊学校的校长也是人,也为人夫妻,为人子女,为人父母,我想知道作为一个远离故土,而又整天为学校,为孩子们奔波忙碌的校

长怎样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说到家庭,宁红兵的话语明显沉重起来。他有点燃一只香烟,吸了一口,没说话。我们静静坐了一会。时间大约有三分钟。

一路在走,没有回头细看,也没有细想。十五年,就这么在忙碌中过来。

自己最痛心,最无法弥补,最刻骨铭心,留下终身遗憾的事是老母亲的去世。2009年10月,老母亲卧床一段时间,病情加重,家里打电话让我回去,正巧副校长不在学校,我不能离开。就抽空往家里打了两万块钱,让二哥将老人家送到医院。没想到,第二天老人家就去世了。得到噩耗,我在学校,没在家里,就回到宿舍,一口气把一瓶白酒喝干了。然后买来三炷香,朝拉萨东北的河北方向,跪在地上,给老人家磕头。磕完头,就蒙头昏睡。下午,老师们到处找我,看我醉成这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能是最不孝的儿子,在西藏工作二十多年,对老家的亲人照顾太少。后来,我二哥告诉我,老母亲在弥留之际,说她看见我回来了,让我二哥到医院门口接我。我知道,她至死都在惦记她这个远在西藏的儿子,产生了幻觉,以为我赶回去给她送终了。直到去年,我才回去,到老人家的坟上给她扫墓,祭拜。这是她去世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去。现在,每到她的忌日,我都在家里对着她的遗像给她上香,祭拜。我爱人虽然是藏族,但特别理解我,每次,都提前准备好香和烧纸。

我没有见过宁红兵的藏族妻子,从他的介绍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藏汉婚姻,十分恩爱。他风华正茂时来到西藏,如今已年过半百,尤其在聋哑学校劳力操心的十五年,没有一个善解人意,鼎力支持的贤内助,恐怕也是难以长期坚持。

果然,宁红兵说。

我老婆原来也在拉萨市二高中工作,是个工人,这两年,政策允许工人编制的在五十岁提前退休。她就办了手续,回去一心一意地照顾家里和孩子。让我更安心地工作。

从干这个校长开始,就没正常回过家,周一到周五,基本不回家,学校离家就十分钟的车程,常年和老婆做“周末夫妻”。她知道我周末没事会回去,就做好饭菜等我。双休日也必须有一天在学校,百把个孩子不回家,在学校里,我不放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出事。学校年轻老师多,很多事情考虑的不是很周全。我每天晚上要把每一个教室的晚自习看一遍,学生回宿舍后,带人检查过每一个宿舍的门是不是都关好了,才能放心地回宿舍休息。这样,心里才踏实,才敢放心睡觉。

现在,听说有的特教学校,为了不出事,减轻压力,不让残疾孩子住校,和普通学校一样,放学都回家。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残疾孩子就要集体生活,锻炼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会与人相处。特教学校不能推卸责任,该承担的压力还得承担。

我这一生,最庆幸的就是选择了特殊教育,最快乐的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最幸福的就是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最遗憾的就是孩子们的就业不理想,让我揪心。其它的,没什么遗憾。

我问宁红兵为拉萨聋哑学校奋斗了半辈子,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休息了。

宁红兵叹了口气,说:“不行啊。最近,市里已提出聋哑学校异地搬迁的事。”

“为什么要搬迁?”

“虽说和内地还有不小差距,但这两年,西藏特殊教育发展也很快,新建了四所特殊教育学校,分别在日喀则,山南,昌都和那曲。拉萨作为最早的一所,建得早,现在的校舍面积,房屋建筑,功能区分等硬件条件上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市委书记来视察时,指示我们要搬迁,搬出去,做大做强。”

“搬到哪里?不会离市区很远吧?”我不止一次听说,特殊学校的校址调整一次,就离开城市远一点。因为城区的升值快,让人眼馋,特殊学校和残疾人事业又干不过房地产商和人民币。

“不算太远,在拉萨东边靠近市区的地方,给划了六十亩地,重新规划,要建一个像样的校园。扩大招生,还要招收其它残疾类型的孩子入学。”

“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只是,你这个校长,又要二次创业,辛苦忙碌一阵了。”

“是啊。但想到新校建成后,孩子们有个新的家。条件更好了,心里也就高兴。累就累点,搞特教的哪能不累。”

是的,搞特教哪能不累!

看着眼前这位大学一毕业就从内地去了西藏,一不小心踏入特教领域,一干就是十五年,还要乐此不疲地干下去的北方汉子,我为他学校里走进去,又走出来,却不曾走远的一批又一批的残疾孩子们,能有一位将全身心放在他们身上的校长,感到幸福,感到幸运,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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