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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倾听咖啡桌(节选)

2015年12月18日 来源:中华工商出版社

我怀疑是否有人能够像我一样,有如此敏锐的听觉,可以听到那微妙的天籁与地籁,你是否听到了树枝在风中的低诉,你是否听到了大地在呼吸?——凯特•肖邦

紧急通道里并不拥挤,每个人都既安静又专注,一心只想离开世贸中心,并没有人惊慌失措。

楼梯两旁都有扶手,右侧的扶手直接与水泥墙相连,左侧则由栏杆支撑。扶手都是金属质地的,即使在夏天,摸起来也能感觉到些许凉意。我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左手握着罗塞尔的牵引绳,引导着她与我保持步调一致。戴维走在我们前面。紧急通道大概1.4米宽,可以让两个人并排而行,楼梯拐角处则比其他地方稍窄30厘米。我和罗塞尔沿着楼梯一路向下,有时从左侧超越前面的人,有时则被人从左侧超越。虽然每个人都急于离开世贸中心,但却始终保持着秩序。

每一个楼层都有19级台阶,上半部分为10级,紧接着是个180度大转弯的平台,然后是另外9级台阶。平常我是不会数台阶的,这是导盲犬的工作,每当来到楼梯顶部或底部时,它都会停止前进,好让我有所准备。但这次是个例外,我需要找点事情来做。

此刻,我不仅在数着楼梯,同时也在留意着周围的变化。大量的肾上腺素让我所有的感官都保持着警觉。我一边走,一边倾听大楼里最细微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而我绝不想错过它。

另一个故事则是由那些听不到的声音讲述的。没有更多的爆炸声,没有火警的警报声,也没有大楼广播系统发出的紧急通知,一路上甚至没遇到应急小组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当然也没有人打手机,虽然在当今社会,手机已经相当普遍,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但在这个由钢筋混凝土铸成的紧急通道里,却无法接收到手机信号。因此,所有人都在紧急通道里默默地前行。

没有手机信号就意味着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毫不知情。现在,我们的全部世界只剩下楼梯,10级,转弯,9级,然后重复,再重复。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自己还在办公室里准备今天的会议,几分钟后,却已经在逃生的路上了。每当我感到不安时,就会聆听罗塞尔的脚步声。她脚掌上的肉垫就像一个缓冲器,再加上指甲已经被剪短,因此一般人很难听到她的脚步声。但我却可以,我甚至还能听到她的喘气声,虽然我们刚刚进入紧急通道,但罗塞尔已经开始大口喘气了。当然,这不是因为温度过热引起的,此时紧急通道里的温度相当舒适,她之所以会大口喘气,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专注于工作的结果。

人类可以通过排汗降低自身的温度,但犬科动物却不同,它们的汗腺是在脚掌和耳朵上,因此降温效果根本无法与人类相比。它们超常的嗅觉使得鼻腔部位血管密布、神经发达,血液循环很容易导致机体温度升高,所以它们找到了一种与人类完全不同的降温方法:通过挥发舌头表面的水分降低温度。罗塞尔并不紧张,只是有一点点热罢了。她已经将身体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信心满满地引导着我前行。

燃油的气味越来越浓了。刚开始闻到它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危险即将来临。而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刺鼻的气体从我的喉咙进入肺部,我咽了一口气,感觉就像喝下一管煤油。我的眼睛也开始灼热起来。罗塞尔的喘气声更大了,她一定也感觉到了。

在2号紧急通道中闻到如此强烈的燃油味是有原因的。当波音767飞机撞上我们的大楼时,它大概携带了1万加仑的燃油,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翼舱里。飞机从北面撞入大楼,将几个楼层夷为平地,同时沿途洒下无数的飞机燃油。这些燃油被高温升华为气体,漂浮在空气中,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引起爆炸的原因很多,如“飞机冲进大楼时由于摩擦产生的高温,钢筋碰撞迸出的火花,飞机引擎的热量,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北塔里众多电线的短路……爆炸产生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飞机的零件被远远抛出大楼的另一面。爆炸之后,世贸中心附近街道上的行人困惑地看着一个圆柱形金属物,很久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飞机引擎。”

虽然爆炸的威力巨大,但飞机的燃油并未完全耗尽,剩下的燃油以100英里的时速被泼洒出来,渗透到楼下几层,办公室、电梯、紧急通道里都覆盖了一层燃油,窗帘、地毯等物品也仿佛灯芯一般,浸满了这些液体。

浓重的燃油气味漂浮在空气中,从通风设备进入整座大楼,因此,在紧急通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闻到它。我是第一个大声说出来的人,“我觉得这个气味是飞机燃油,也许是一架飞机撞上我们的大楼了。”

然后,周围的人便开始讨论起来。我们猜测可能是出现了空中撞机,致使一架飞机冲进了世贸中心。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纽约的摩天大楼第一次被飞机撞上了。1954年,一架B-25轰炸机就曾撞到过帝国大厦。那时,帝国大厦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轰炸机的飞行员是一名执行过上百次飞行任务的老手,但却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驾驶着飞机,以200英里的时速撞到帝国大厦的79层上。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是周六早晨,帝国大厦里没有几个人。但仍有14人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飞行员和2名乘客。轰炸机在帝国大厦上留下了一个5.5×6平方米的豁口,以及巨大的爆炸,使整个79层化为一片火海。

与我们一样,侥幸保住性命的人们通过紧急通道逃出了帝国大厦,其中许多人甚至徒步走了七十多层。同时,急救人员也使用了仍在运行的电梯进行人员疏散。在这场灾难中还诞生了一个传奇故事,贝蒂•卢•奥利弗是帝国大厦的电梯操作员,她在爆炸中被抛出电梯,严重烧伤。急救人员马上对她实施了抢救,并让她乘坐另一台电梯下楼,急救车就等在门口。然而,爆炸破坏了电梯的缆绳,使得电梯直降1000英尺,重重摔到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贝蒂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最终被急救人员从废墟中救出。

帝国大厦从撞击与火灾中幸存下来,时至今日,这座雄伟的建筑物仍然屹立在纽约,但是世贸中心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很确信,北塔上的豁口绝不只是5.5×6平方米。

9月11日清晨的暴风雨早已过去,在这个晴朗的秋日里,能见度极高,再加上现代的通讯设备和空中交通管制,飞机甚至不可能接近世贸中心。

当我们沿着楼梯一路前行时,第一次爆炸产生的回响仍然萦绕在紧急通道中。现在,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平时我走楼梯时能够听到的回声,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个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着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小小世界。虽然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觉,但在这个茧一样的世界中,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我们仿佛被催眠一般,无意识地向前行进,10级,转弯,9级,重复,再重复。

在我的一生中,通过紧急通道逃生的情况十分罕见,但像这样仅仅是沿着楼梯下楼,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与之相比,骑自行车可就困难多了。在我6岁那年的夏天,洛维克一家成为我的新邻居,他们就住在街道对面。很快,我就和他们家的小女儿辛迪•洛维克成为了朋友。辛迪有一辆成人自行车,经常骑着它在略显荒凉的帕姆代尔小镇中穿行。

一天,她突发奇想,提议让我也骑一下自行车。对于她的提议,我丝毫没有犹豫。在接连摔了几次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使两轮自行车保持平衡。

等我完全掌握了自行车的平衡后,如何躲避各种障碍物就成了最棘手的难题,而此时,我在骑儿童脚踏车时学会的小把戏就有了用武之地。既然当年我可以“听”到咖啡桌,那么如今我也一样可以“听”到路边停靠的汽车和其他障碍物。“你应该像蝙蝠一样,嘴里不断发出咔嗒声,然后注意接收它的回音,”我的哥哥埃勒里如是说。当然,这种方法对我毫不奏效。不过,橡胶车胎与地面摩擦会发出声响,当遇到障碍物时,这种声响就会产生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没有视力的情况下,我也一样可以骑着自行车,准确地躲开障碍物。从没有人教过我回声定位,我可算得上是自学成才了。

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要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到外面去玩耍,他们从来不阻止我去尝试新鲜事物。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他们就给我买了一辆。我太喜欢这种自由和掌控一切的感觉了,因此每天都要骑着它玩耍好几个小时。

有一天,我骑完车回到家中,听到父亲在大声打着电话。

“是的,他骑车出去了,”他说道。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他撞到什么了吗?”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父亲狠狠挂掉电话。我并不想这么说,但他确实很用力。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邻居打来的电话,想要告诉父亲,他的儿子(不是视力完好的长子,而是那个瞎眼的幼子)正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骑自行车。邻居一定也是出于好心,认为不应该让一个盲人孩子独自外出,但我父母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曾有人建议将我送到盲人学校,可被他们拒绝了,这次也是一样。在我的家庭中,所有人都把我当做正常人来对待,他们希望我能够像普通人一样自力更生,而我也确实这样做了。

当我通过回声定位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技巧后,便开始离开家乡,到拥有约2000名居民的小镇帕姆代尔进行探险。直到今天,我还能准确地在脑海里描绘出帕姆代尔的布局。我的家——斯坦里奇路38710号,就位于这布局的核心位置,第三大道和格兰拉文路分别位于我家的南北两侧,两条大道中间还有许多较小的街道,它们都是以字母和数字编号来命名的,我家位于Q路和Q3路之间,据Q路更近一些。

虽然我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在帕姆代尔的大街小巷中骑行,但父母还是会经常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们我正独自在外骑行。不过这些好心的邻居最终总会失望地挂上电话。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向他们屈服过,而这些邻居也慢慢习惯了我这个盲人,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飞速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小镇之中,那些抱怨电话也渐渐减少,最终烟消云散了。

其实,在我家族的血液中就流淌着倔强与自力更生的基因,因此,我一直认为在骑自行车这件事上,我父母的坚持是为了给邻居一点小小的提醒,好让他们知道盲人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父母的这种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我。父亲名叫乔治•辛森,1914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杜威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小学毕业后便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在十二、三岁时离开家乡,到爱达荷州与蒙大拿州边境的比特鲁山区放牧谋生。比特鲁山属于落基山脉的分支,是一片美丽且原始的荒野,虽然那时巨大的冰川早已消逝,但却留下了众多陡峭的山峰和险峻的峡谷,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能过上安逸生活的地方。弱肉强食是这片土地的生存法则,这也就意味着肉食动物遍布四周。我父亲的工作就是保护羊群,使之远离狼群、北美大山猫,以及美洲狮等猛兽的侵害。他最常谈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一次暴风雪中,不小心用斧头斩断了自己的大拇指,他将断指埋到雪地里,直到三天后暴风雨解除,他才找到医生,重新接上断指。虽然我看不见他拇指上面的伤疤,但却知道他拇指的第一个关节确实不能弯曲。父亲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可即便如此,他也出现过小意外。因此,每当我遭遇挫折时,就会用他的事迹来激励自己,克服困难,继续前行。

之后,父亲又成为职业牛仔,在全国各地工作,最终来到华盛顿州。在这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一生与牲畜为伍,因此在25岁左右时,他报名参加了军队。在“二战”中,他隶属的第三步兵师,先后被派往北非、意大利、西西里和法国南部等国家和地区作战。作为一名陆军通信兵,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军队建立雷达信号和调频电台,并保证通讯系统的正常运作。这一时期,陆军通讯兵还发明了便携式调频电台,通过调频电路,使得前线军队可以随时随地与后方进行通讯。父亲在军队中学到的电子学知识,让他从此有了一技之长,并在战后成为了电子产品的专业人员。

我父亲在服役期间,与一位名叫山姆•基思的年轻人成为了朋友。山姆的妻子露丝经常会写信给他,其中就包括许多她家人和朋友的照片。有一天,乔治偶然间看到了露丝的妹妹——萨拉的照片,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金发,身材不高。乔治对她一见倾心,便问山姆是否可以给他的小姨子写信,山姆同意了。于是,在往来不断的红蓝色航空邮件中,一段战时罗曼史展开了。

萨拉•斯通绝不是那种所谓的邻家女孩,她聪明、独立,性格坚强。萨拉出生在纽约,高中毕业,非常喜欢读书,并且获得了美容师执照。在那个年代,还很少有女人会独自谋生,不过萨拉却这样做了。她先后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生活,并最终在芝加哥定居下来。萨拉和乔治真可谓是情投意合,战争一结束,乔治便直接来到芝加哥,两人于1945年11月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个坚强独立的人结合到了一起,共同度过了40多年的幸福生活。

我父母在芝加哥南部的一间公寓内安了家,露丝和山姆住在邻近的公寓里,他们的隔壁住着我的舅舅亚伯和舅妈雪莉。我们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我父亲和亚伯一起创建了一家电视机修理公司。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缺产品,每台售价在20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相当于今天的1500美元至3000美元),因此,买主可不希望这些钱都打了水漂,所以那时公司的收益还算不错。

1948年,我的哥哥埃勒里出生了。1950年2月24日,我出生在芝加哥库克郡的西奈山医院里。我的出生比预产期早了2个月,出生时的重量仅有2磅13盎司。我母亲总是说,我自己还没做好准备,便急着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我出生那天,芝加哥遭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雨,因此,母亲给我取了一个既拉风,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迈克尔•暴雪•辛森。

“暴雪”通常意味着狂风大作和漫天飞雪,同时,这个词还会让人联想起雪盲。由于冰雪可以反射太阳光,致使视力下降,大地、天空以及其他事物都会混成白茫茫的一片。严重的雪盲甚至可以导致暂时失明,但不幸的是,我的失明却是永久的。

我出生两天后,亚伯和雪莉便勇敢地冲破暴风雪,来到医院看我。“这场暴风雪真是太大了,”雪莉说道,“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时,亲属不会直接接触到新生儿,他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板。“护士把你举起来,好让我们看到你,”雪莉舅妈说道,“你的个头实在是太小了,就像一个长着大脑袋的小鸡仔。医生把你放在早产儿保育器里,好让你的肺部正常生长,你就这样在医院里住了将近3个月。”

“当你终于回到自己家中时,”她接着说,“我们发现你的眼睛有些浑浊,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白内障,我和萨拉带着你到处看医生。”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逐渐增加,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

但是有一天,雪莉舅妈却有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发现。当时,我父母正带着埃勒里去加利福尼亚旅行,她负责在家里照看我。“那天早晨就我们两个人,”她说道,“我给你换了尿布,把你穿戴整齐,然后抱着你到餐桌前去吃早餐。餐桌旁有三扇大窗户,阳光穿过窗户,直接照射进来,十分刺眼。于是,我抱着你站起来,想去合上软百叶窗。这时我突然发现,阳光直射进你的眼睛里,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发现让雪莉舅妈十分惊恐,她给我喂完饭,把我放到摇篮里,然后马上去找隔壁的露丝姨妈。当我的父母回家后,她又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在我六个月大时,医生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并将我确诊为完全失明。我父母向全家人宣布了这条消息,大家都伤心地哭了起来,仅此一次,之后他们就决定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

从一开始,家人就像对待正常的孩子一样对待我。除了埃勒里,我还有其他的表兄弟,露丝姨妈和山姆姨父有两个儿子,史蒂夫和罗宾;亚伯舅舅和雪莉舅妈有两个女儿,霍莉和达瓦。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在公寓后面的庭院里玩耍。父母十分信任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到邻近的地方进行小小的探险。我们经常会去附近的糖果店,购买椒盐卷饼和橘汁,有些时候我会心不在焉地拉着某个人的手,而另一些时候我则跟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次,我甚至走在前面带路。由于看不见周围的情况,我经常会被弄伤,但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未对此大惊小怪,我也一样。

“我知道你是个盲人,”我的表姐达瓦•韦曼说道,“但我并不觉得你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表亲能做到的,你同样也能做到,你和我们一样,残疾并不能束缚住你。”

我的哥哥埃勒里总是喜欢在公寓里和我玩追逐战,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残疾和年幼而“心慈手软”。记得有一次,他故意把我心爱的儿童脚踏车摆在过道里,然后追着我,让我和脚踏车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我很喜欢父亲的电视机维修店,经常在里面玩耍。有一天,我在玩耍时,不小心将手放进了带电的电视机里,结果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击的痛苦。当时,父亲就站在一旁,却没有阻止我,他用这次经历给我上了平生第一堂电学基础课。永远要将一只手放到衣服口袋里,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故。

1954年我进入派瑞学校附属幼儿园,就在此时,父母决定让我学习布莱叶盲文,这样我就可以读书写字了。在那个年代里,小学是没有这种特殊课程的,但我父母克服了种种困难,与其他早产儿视网膜病患者的父母一起,不断向全社会呼吁,最终迫使学校聘请了一位盲文教师。我开始学习盲文,先是字母表,然后是练习使用盲文书写器,这是一个类似人工打字机的特殊设备,可以在纸上打印出布莱叶盲文。我学得很快,在学期即将结束时,我已经能够流利阅读与书写盲文了。

上完幼儿园,我家就从芝加哥搬到了洛杉矶北部60公里的帕姆代尔。帕姆代尔位于羚羊谷内,此前,我父母一直想要到加州定居,这次终于找到了机会。父亲在42号工厂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这是一家政府企业,之后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购。

在新学校里,我是唯一一名盲人学生,而且多年来,学校从未聘请过盲文教师。每次布置作业,教师或同学都必须读给我听。当其他同学都在忙着绘画、上色时,我却只能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

父母知道我很聪明,便开始在家中教我学习。其实,父亲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大部分电学知识都是通过自学得来的,只有在报考电学工程师时,才上了几堂专业课。在我上小学的头几年里,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家里学到的。

在我6岁时,父亲教会了我如何在头脑中计算代数,我学得很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母亲则负责教我其他功课。由于此时我的大部分课程都是在家中学到的,因此学校生活就变得十分无聊。因为我看不见东西,所以教师无法让我参与到任何集体活动之中;此外,这里也没有盲文图书让我阅读。我感到自己被其他同学孤立了,只能一个人站在教室的窗边,听着屋内其他人的动静。

一天,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画一张画,其他同学已经画得热火朝天了,而我却只能对着一张空白纸发呆。老师告诉过我,其他同学会帮助我的,于是,我开始不断向周围的同学求助。但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顾不上我。终于,一个男孩被惹恼了,他站起来,抢过我手中的白纸揉作一团,扔到我面前,说道:“不要再来烦我。”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烦过他。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的残疾会招致敌意。

除了学校,帕姆代尔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适合男孩成长的好地方。爱德华空军基地旁边,是一个用来试飞最尖端军用飞机的实验场,在这里,查克•伊戈尔和他的试飞员们,经常以超音速在空中自由飞行,做出各种特技动作,并在空中发出巨大的音爆,这些声音即使在居民区也可以听到。

我刚到帕姆代尔的时候,总是由母亲或哥哥陪伴,探索这个人烟稀少的小镇,但没过多久,我就可以自己在街道间穿行了,我甚至把寻找自己的家门当做一场游戏。我发现这里每一户人家的门前车道都有所区别,高度、宽度、坡度,以及车道上裂痕的数量与形状,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与其他住户相比,我家门前的车道更长、更平坦,因此我总是可以准确辨认出家的位置。一般来说,我这个年龄的盲人,都应该已经掌握盲杖的使用方法。但我从未见过其他盲人,对盲杖也就一无所知了。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我探索帕姆代尔的过程中,我的其他感官越来越灵敏,触觉和听觉便首当其冲。

人们常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可事实并非如此。盲人也是通过不断练习,才获得更为灵敏的感官的。因此,通过反复练习,我很快就可以独自一人,从家走到三个街区之外的尤卡小学。在这之后不久,我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从此踏上了一条“惊世骇俗”的新旅程。

在我上学的头几年,校长经常会把我父母叫到办公室,建议他们将我送到加州伯克利市的盲人寄居学校去。但每一次都会被他们拒绝。他们希望我住在家里,接受正规的教育,即使在那时盲人还属于异类,可他们仍然想方设法让我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终于聘请了一位特教老师,为我和小镇上的其他盲人孩子教授盲文。她名叫科拉•赫什伯格,在她的帮助下,我开始重新学习盲文。从此,我又可以自己阅读图书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再次被激发,通往知识的大门重新为我打开了。我就像探索门前车道上的裂纹和凸起一样,探索着纸张上隆起的盲文。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练就的灵敏感官,才让我得以轻松应付逃离世贸大楼时遭遇的种种困境。也许,我们平生所遭遇到的每一次考验,都是为了提高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从而帮助我们顺利通过人生的终极考验。

在练习骑自行车时,我学会了凭借听力躲避停在路旁的汽车。同样,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也学会了在世贸中心里生存的技巧。我就像熟悉自家门前车道的裂纹一样,熟悉我的工作场所。早年间关于“局外人”的想法仍然植根于我的意识之中,让我不惜花费一切代价,也要融入到这个复杂的社会之中。我绝不依靠其他人,也不会利用自己的残疾换取别人的同情。

这一段紧急通道的尽头是第70层,我们鱼贯走进一个大门,重新回到主楼里。此时,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座被遗弃的鬼城。通过另一个大门,我们再次回到紧急通道之中。

曾经有一位体育老师教过我跑得更快的方法,在跑步时,吸气数两下,呼气数三下。于是,我试着让自己的呼吸与步伐同步。就在此时,我上方的某处,响起了巨大的呼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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