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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潮澎湃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五章 心潮澎湃
一 情满京城
夏令营开始的当天下午,盲孩子们就去参观了全国人民景仰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基本上都不懂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只知道这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许许多多的名人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盲孩子们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多台阶,在营旗的引导下,他们一步步登临,越走越感到神圣,等到进入大门时,这支欢笑的队伍已变得鸦雀无声了。
人民大会堂管理委员会主任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们,当时这里刚刚对外开放,允许参观的范围很小,管委会主任专门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新的参观路线,可以让我们不受游人的干扰。
人民大会堂实在太宏伟了,太高大了,没有视力的盲孩子们能够自己摸到的只有大理石的墙面、楼梯扶手以及做工很精细的桌、椅、沙发。孩子们破例被允许登上了大会堂的主席台,刚踏上异常松软的地毯,他们就立刻兴奋起来,有的去摸10面大红旗长长的穗子,有的去摸主席台的陈设,有的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坐过的地方逐个坐了一遍,有些年龄小的孩子干脆在地毯上打起滚来。《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把这一切抓拍了下来。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就去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纪念碑的碑座还没有围上护拦,但是为了避免磨损,已有解放军站岗,任何人都不可以触摸。郑渊洁上前交涉了许久,小战士还是严守铁的纪律,毫不动摇。我们请陪同前来的卫戍区战士前去求情,他们说纪律对每个战士同样重要。盲孩子们听了关于纪念碑上一块块浮雕的讲解,想要亲手触摸的渴望更加强烈,肖俊容急中生智,让老师们把盲孩子分散到碑座四周,等她一个暗示,盲孩子们便蜂拥而上,面对着这些可怜的瞎孩子缅怀先烈的行为,年轻的卫兵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愣了一会儿以后,他们干脆也都成了这一行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抱着盲孩子去摸高处够不着的地方。
第二天参观故宫,故宫管委会的负责人特地挑选了3位优秀导游负责讲解,姑娘们为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可动了一番心思。故宫这么大,孩子们又看不见,怎么才能在短短的半天对故宫留下一个完整的印象?她们专程去北京盲校请教,接待她们的就是付天民,今天已是胸有成竹。
3位姑娘把队伍领到午门前的广场,为孩子们开了个故事会,以清王朝为背景,讲大臣们在哪里等待上朝,军机处在哪里办公,得胜回朝的统帅如何在这儿展示战利品和俘虏,供站在午门上的皇帝检阅。说到这儿,有一名盲童大声说道:“过去我总不明白毛主席怎么能站在门上检阅游行队伍,现在明白了。”引起哄堂大笑。
导游姑娘把队伍领到第一个大殿,让孩子们分组去合抱大柱,算一算几个人才能把柱子抱住?然后用脚步去估算一下,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几间教室的宽度?再在台阶上走上几遍,仔细触摸栏杆和柱头上的石雕。加上姑娘们的语言描述,盲孩子们对故宫的高大、宏伟、精美形成了鲜明的概念。
根据付天民的建议,他们没有去参观每一座大殿,因为他们不可能靠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分辨每座大殿的细节。
最后去看了御花园、皇帝皇后豪华的寝宫、嫔妃们的院落以及珍妃井,又听了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的故事。有了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十分满意了。
我们还去了天坛,参观是从祈年殿开始的。7月的骄阳火辣辣的,虽然大家都戴着宋庆龄基金会送的遮阳帽,但一个个还是晒得汗流浃背。我们担心孩子们中暑,想让他们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可是谁也不愿意,只好让他们多喝水,好在矿泉水的供应十分充足。
讲解员告诉小营员们,祈年殿是皇帝祭天祈求平安的地方。当时认为“九”是最大的数,天的最高处称为“九重天”,祈年殿的柱子、窗扇、栏杆、台阶甚至铺地的石板的数量都是“九”的倍数。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于是3个一堆,5个一群,都由老师领着数数。可怜的孩子们,对于祈年殿漂亮的蓝色琉璃瓦顶和美丽的藻井彩画,他们又怎么欣赏呢?
从祈年殿出来,就去回音壁,这是个需要用听觉来感受其特色的地方,盲孩子们十分喜欢。由老师们领着,一个孩子在这边轻轻地说,一个孩子在另一边用耳朵贴着墙壁听,尽管有许多人在说,有许多人在听,但声音互不干扰,一个个听得清清楚楚。有一个盲孩子动情地说了一声“我爱中华”,附近的盲孩子也跟着说了一声“我爱中华”,立即引起了盲孩子们的共鸣,“我爱中华,我爱中华!”不仅盲孩子们在喊,几乎所有的游人们都在喊。“祖国万岁!”不知是哪个盲孩子尖声地喊了一声,于是,“祖国万岁!祖国万岁!”又响彻了整个回音壁的上空。亲爱的孩子们,可爱的孩子们,你们长期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忍受着歧视和冷漠,如今刚刚给你们一点早该享受的欢乐,你们就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不禁热泪盈眶。
自从进了天坛公园的大门,有些孩子就吵着要去玫瑰园,因为时间很紧,这又不是天坛公园的特色景点,我们都没有在意。当我们行进在返程的石板路上,有个盲孩子忽然喊了起来“玫瑰园,玫瑰园”,接着便有许多盲孩子们一起喊了起来。我们朝着孩子们面对的方向看去,果然种着一大片玫瑰,便领着他们去嗅啊,摸啊,终于来到了冰心奶奶在贺信中提到的玫瑰园,孩子们一个个心满意足。
密云国际游乐场是北京第一座大型游乐场,刚刚建成不久,门票和单项活动的收费都比较昂贵,离城又远,去一次很不方便,平民百姓的孩子一般都不敢问津。经理江雪是郑渊洁的朋友,答应免费接待,那天专程从城里赶来,热情地欢迎盲孩子们的到来。孩子们在老师和卫戍区战士的陪同下,乘坐刚从国外引进的游乐设施,“疯狂老鼠”、“阿拉伯飞毯”、“摩天轮”、“过山车”……用他们自己的感官,感受着和健全人一样的惊喜和刺激。眼看着那些最弱势的盲孩子现在享受着健全孩子都很想得到的超前享受,我心中无比快乐。
登长城那一天,我因为有别的事情要安排,没有同去,由郑渊洁带队,据说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后来从北京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中,看到盲孩子的笑脸,听到盲孩子的笑声,看见绿色的营旗在烽火台上迎风招展,看见郑渊洁背着盲孩子在陡峭的石阶上攀登,我也体会到了孩子们的喜悦。
夏令营意外地得到了两名志愿工作人员,就是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学生何景琳和王洪源。何景琳当时比较腼腆,只让她当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李波比一家的陪同。一来李波比是全盲,需要较多的照顾;二来是因为他们的普通话很差,几乎难以进行日常的交流,但英语都很好,正好何景琳的英语学得比较好,就让她全程陪同翻译。当时到北京来的外国人还很少,何景琳得了一个很好的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毕业以后她还用业余时间担任我们研究中心的主要翻译,如今她已是联合国驻北京的一个协调艾滋病防治的主要专家。她和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一再对我们说,在金钥匙工作的那段时间,是她终生难忘的日子。
王洪源是个很有个性的小伙子,能说会道,后来成了何景琳的丈夫,当时派给他的任务是与各旅游景点联络,争取最好的待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该去明十三陵了,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定陵的地下宫殿。因为路途遥远,我有点不放心,好几次问王洪源安排得怎么样了,他只是神秘地对我笑了笑,说了句:“您放心吧!”就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十三陵管理处的领导为了接待这批特殊的小客人,作了周密部署,我们的空调大巴离定陵还有10多公里,就有两列摩托车前来迎接,为我们开道,同时用步话机通知工作人员,开始清场。等我们到达定陵时,地下宫殿里已没有游人了。孩子们从容地走下陡峭的台阶,通过狭窄的通道,安安心心地游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出来时,门口已挤满了几百名等待入场的游客,其中有不少外国人。看着我心潮澎湃的样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告诉我:“我们用的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
去颐和园的那一天,薄云蔽日,夏风也显得清凉,我们的队伍在皇家园林中穿行,引起中外游人的注目。许多人前来向老师们打听这是什么队伍,他们听后无不感动。许多人纷纷给孩子们送来水果、点心,有的人要求和孩子合影,有几个外宾还举着摄像机跟踪拍摄。过去被遗忘的角落一下子展示在公众面前,善良的人们一定会给予关注。
我们来到石舫附近的码头,准备乘龙舟横渡昆明湖,正巧碰上一群正要登船的健全儿童,他们是由老师领着来进行队日活动的。见到我们以后,他们立即主动组织成两堵人墙,帮助盲孩子安全登舟。到了船上,相互交谈,才知道他们是支持举办此次夏令营的捐款人,热心地想帮助不幸的同龄人。
健全孩子读了他们自己的儿童刊物,已经对不幸的同龄人充满了同情,今天亲眼看到自己帮助的对象,看到自己的爱心奉献给盲孩子带来这么多的欢乐,真是快乐极了,兴奋极了。
盲孩子也早就知道,他们能到北京来度过丰富多彩的夏令营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国各地健全儿童的帮助。如今这些孩子们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叫他们怎能不激动?
孩子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再也不肯分离,就这样一起下船,一起游十七孔桥……直到一起走出大门,才恋恋不舍地分别。队日活动的计划虽然完全被打乱,可是大队辅导员老师却十分满意,有什么活动能比这样更有益于孩子们思想品德的成长?!
二、欢乐无限
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根据北京卫戍区李进民政委下达的任务,将夏令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安排政治部主任周善平与我合作。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一起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特别是伙食、交通、警卫、服务方面,都要考虑得周到细致。在伙食方面,原来就约定只收成本,自从有了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的批示,伙食越吃越好。能进盲校读书的孩子,一般来说家境也还过得去,可是也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伙食,两天猛吃猛喝以后,全都没了后劲,桌上的饭菜越剩越多,如何减量避免浪费,成了我和周善平经常研究的问题。
夏令营的活动绝大部分在城区,离顺义很远,午餐必须另想办法。在建院同事的联络协调下,义利食品公司答应用优惠的价格供应快餐。第一天中午快餐部经理亲自押车送饭,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盲孩子,见了十分动情。从第二天开始,每顿都要加一份糖果点心,都是义利食品厂的新产品,全部免费。当时矿泉水刚刚引进中国,一般人都还舍不得花钱去买白水,义利的经理找到了矿泉水厂的厂长,厂长答应在整个夏令营活动期间,全部免费供应。
交通方面,警卫三师拨了一辆吉普车,供我们指挥联络之用。警卫方面,由于一省只有一位陪同前来的老师,以女性居多,营员则是男女各半,晚上陪伴男生的任务只好由解放军战士来承担。许多盲孩子连光感都没有,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孩子们太兴奋了,半夜里想起白天高兴的事,就爬起来用盲笔嗒嗒嗒嗒地扎日记,有时候还想跑到邻屋去聊几句。战士们怕有什么闪失,夜夜都睡不好觉,白天还要处处小心地跟着盲孩子到处跑。遇上不习惯吃盒饭的孩子,战士还要一勺一勺地喂,真是难为了那些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夏令营的每一个晚上,我们都安排了活动,在从上海特地赶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孙毅的主持下,有故事晚会、笑话和猜谜晚会、相声晚会。在警卫三师招待所的大院里,盲孩子们洗过澡后,在凉风中一面吃着西瓜,一面不停地笑,好像要把他们出生以来欠缺的欢笑,在7天里全部补上,而这西瓜又是三师额外加赠的。
与健全儿童各式各样的主题夏令营相比,盲孩子们的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们争取尽量安排得丰富多彩,面面俱到。除了游遍北京主要的名胜和古迹以外,我们还安排了两场报告会和两场音乐会。
“战斗英雄报告会”安排在警卫三师的军史展览室,时间安排得有点不太合适,大家刚从密云国际游乐场回来,营委们全都累得精疲力尽,躲到宿舍里睡觉去了,只有马丽领着营员们去参加,我和玉琴连忙赶去助阵。
做报告的是两位在越南前线立过二等功的英雄,现在是警卫三师的连级干部。他们都是在硝烟战火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对祖国无限忠诚,他们对孩子们进行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结束时,马丽领着孩子们向两位英雄献了花,孩子们以前在广播中也听过他们的名字,如今能和他们“零距离”接触,个个都十分激动。原想在献花以后,还要让我讲几句话,没想到孩子们全都循着声音拥向了英雄,问长问短,善良的马丽只顾抹眼泪,竟忘了维持秩序。
作为回礼,其中一位军人将自己胸前的军功章解下来别在了我的胸前,真是太让我意想不到了。这是他不惜生命得来的荣誉,我实在是受之有愧,但在众目睽睽下,又不便过于推辞。散会后我立即让周善平将军功章退还给战斗英雄,周善平笑着告诉我,这是解放军的一种最高礼节,事后还会补发一枚同样的给那位英雄。
这两位英雄素质都很好,至今还没有对象,周善平问我有没有可能当红娘。我告诉他,过去从未干过这类的事,答应请玉琴帮我试试,但一时还想不出具体对象。他说:“我看马丽姑娘就很好,不知她有没有对象?”
周善平想把其中一位名叫张元生的英雄介绍给马丽,因为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参军的,文化程度和马丽相当,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们的努力很快有了成效,我和周善平是公开搭桥,马丽和张元生的恋爱却很快转入了地下,而且滴水不漏,把我和周善平全都蒙在鼓里。直到他们想请李进民政委当主婚人,求到我们头上,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件事也成为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的一段佳话。
我们还委托北京市盲人聋哑人协会在北京残疾人之家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题为“强者之歌”,邀请北京市4位盲人介绍了自己的奋斗史。
报告人中一位是北京市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安,他在武汉上大学时失明,用很大的毅力坚持学习,终于取得了学位,现在是北京市橡胶五金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位是中国盲文出版社副社长李伟洪,他在念高中时失明,凭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刻苦钻研盲文印刷技术,终于走上领导岗位。一位是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跳远冠军平亚丽,她为我国夺得了第一枚残奥会金牌。最后一位是先天失明的王韧,他父亲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教授,不但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且平等地接纳了他,帮助他了解世上的一切,带他上街,带他看戏,带他触摸校园里的各种车辆,甚至让他体验独自驾摩托车的感受。他从北京盲校毕业后,正在刻苦学习英语,准备去美国留学。
在过去,盲孩子的内心深处是灰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色调越来越重。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未来的出路,什么是他们的前途,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欢乐。我们暗下决心,夏令营一定要让他们生活得丰富,生活得快乐,但是短短的7天在他们的一生中终究是十分短暂的。我们总想给他们留下一些深层次的、长远的快乐,于是我们安排了英模报告会、盲模报告会。
两次报告会的效果确实都不错,特别是后者。北京市盲人聋哑人协会精心选送的4位盲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史。两位年长者都是中途失明,另两位比营员们大不了几岁,都用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在营员们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火种,知道自己今后该怎么努力去争取长远的欢乐。
北京当时最好的音乐厅是座落在西单的北京音乐厅,我们本来也想争取一个免费的优惠,可是死说活说都说不动经理的心。音乐是盲孩子的最爱,为了使夏令营生活更加完美,不留遗憾,我们一咬牙买了100张全票。进了门厅,接待人员将准备出售的节目单免费送给我们。可惜节目单我没有保存,现在已不记得演奏的曲目,由谁指挥,只记得是由中央交响乐团演奏,上半场是西方古典轻音乐,下半场是一部交响乐。这些同龄的健全孩子一般是听不懂的,我们的盲孩子却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老院长任虹和新院长方菊芬亲自带领下,来到营地为盲孩子表演,几乎集中了全部主要演员,可惜我在这方面懂得太少,能记住的只有王铁成。为了配合夏令营的作息时间,他们下午5点多钟就从城里出发,赶到三师在顺义的礼堂就忙着搬道具,搭布景,就像是准备一场十分隆重的演出,声乐、器乐、诗歌、相声……全是盲孩子能欣赏的优秀剧目。演员们的爱心随着乐声流淌,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礼堂里欢声雷动。盲孩子们这时似乎有些贪得无厌,无休止地用掌声请求增加演出节目,我们担心时间太晚,多次想出面劝阻,反而受到了方院长对我们的劝阻。演员们噙着泪花,越演越精彩,越演越动情,接近午夜时分,才在盲孩子们簇拥下登上归途。望着远去的车队,我们才想起,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
闭营式在北京市少年宫举行,这儿原是一处皇家园林,青松翠柏与鲜艳的红领巾相映成趣。会场就设在大殿里,到处张灯结彩,一张张圆桌上堆满了糖果点心。营员们刚步入会场,等待已久的首都儿童代表立刻迎了上去,每名盲童都成了一桌的主宾。这儿没有偏见,没有歧视,同龄人在一起谈笑风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博爱的种子悄悄播入下一代的心田,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封明为副市长、李进民政委陪同邓朴方来了,他的人格魅力使众人倾倒,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大家蜂拥上去和他握手,请他签名,希望和他合影,掀起了闭营式的高潮,也掀起了整个夏令营的高潮。
“邓主席,邓主席,这是个孤儿,被父母捆在树上抛弃的。”有人在人墙后面尖声喊着。
大家一愣,一位精干的女老师立即领着一名瘦小的盲童挤到邓朴方身边:“他生出来就是个盲童,全家老小都讨厌他,几次想把他扔掉都没有成功,后来干脆把他扔在离家很远的荒山上,等到过路人发现,他已经哭得昏死了过去。没爹没娘,没名没姓,怪可怜的……”老师在滔滔不绝地大声宣布别人的隐私,那位盲孩子脸色铁青,肌肉紧绷,脑袋越垂越低,就像是一名宣判大会上伏罪的犯人。
邓朴方略略转动了一下轮椅,把孩子拉到身边,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这不是他的错,不要总是想让别人怜悯他,他最需要的是平等相待,是理解和尊重,我们正准备发起一个红领巾助残活动,来宣扬这种精神。”
整整六天,白天、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值班的战士告诉我们,熄灯后孩子们还在用盲笔记日记,我们也感到日程实在安排得太紧了,就这样,第七天除了闭营式外,下午什么也没有安排。盲童、教师、记者全都感到纳闷,纷纷前来打听,我们总是这样回答:“别着急,我们会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原来我们已经给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写了一份让营员们登天安门的申请,通过赵济华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送了上去。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除了国家领导人以外,只有全国的英雄、模范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登临,是非同一般的荣誉。我们的申请确实是有点异想天开,但是赵济华告诉我,郝建秀很关心这次夏令营,相信一定会被破格特批的。尽管一等再等毫无消息,我们还是将最后一天的下午留了出来,不肯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但最终还是成了泡影。
夏令营结束后的第六天,也就是7月26日,我忽然接到天安门管理处的电话:“郝建秀同志已经批准了你们的申请,今天就可以把盲孩子带过来。”我们申请是7月7日送上去的,郝建秀在7月15日就批准了,但是这份批示从中南海到中关村居然走了11天,使中央领导对盲孩子的巨大关怀在公文旅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盲孩子们一个个走了,留下的是怀念,是思考,过去基于理性的信仰和追求,被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填充得有血有肉,更加充实、具体。郑渊洁的朋友江雪资助他出版了一本纪念夏令营的画册,要我写一段“刊后语”,现转载于此,这些话正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声:
亲爱的朋友,看了这些照片您有什么感想呢?也许您会说:“啊,真没想到,失明的孩子竟也这样活泼可爱。”作为一个盲人,我深深地感谢您做出了这样公正的评价。他们也有一颗童心,他们也渴望去拥抱周围的一切,当您用慈爱的手轻轻叩开他们的心扉,您会发现,他们不仅和一般孩子一样天真活泼,有时还会显得更加聪明伶俐。是的,照片向您展示的全是一张张由衷的笑脸,但是作为一个盲童,这样的欢乐实在是太少了,他们缺少玩具,缺少书籍,几乎缺少一个孩子应享有的一切。
我们的社会还不是十全十美,盲童们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关怀和同情,误解、歧视和羞辱常常会无情地摧残这些幼小的心灵。谁不喜欢这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残酷的命运要让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承受如此巨大的不幸?他们在坎坷中度过童年,未来的道路也许还会更加崎岖。好心的朋友,请伸出您深情的手,成千上万盲孩子在盼着您的爱抚。
三 、尘世趣闻
当我正在为夏令营的经费发愁的时候,郑渊洁告诉我,有位在陕西某文化馆工作的青年,从汉中啤酒厂捐得了两万元,要我立即把发票寄过去。天哪,两万元,这是多大的数目啊!通过许许多多朋友们千方百计地努力,汇集了全国各地5000多位孩子的爱心,我们才筹得了3万多元,这回一下子就能增加两万,夏令营的经费就不用发愁了,而且要求的只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几乎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叫我怎不欣喜若狂?于是一封挂号信立刻就把盖着红印章的发票寄了过去。
不久对方又来电话,请郑渊洁转告我,说是钱很快就可从啤酒厂领出,但不能立即给我,因为他正在筹划和郑渊洁作一次全国旅行,骑着摩托车去为《中国盲童文学》筹款。根据他的描述,可能要花整整一年时间,完全出自爱心,不要任何报酬,而可能募得的捐款是如此巨大,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他要求我必须先用这两万块钱为他们买两辆经得起长年累月颠簸的高档进口摩托,这听起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我开始筹划,准备在夏令营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仪式,让全国的盲童代表为他和郑渊洁壮行。于是我又给啤酒厂写了一封公函,请他们将钱直接拨往西安市一个销售摩托车的商行,同样盖上了我们小小的红印章。
第二个电话很快又来了,详细说明了全国旅行募捐的路线,各地新闻媒体的热烈反应等等,效率之高简直使我膛目结舌。即使如此,他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有待尽快完成,不能如期前来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仪式,而且必须先将摩托车领出来由他使用,以便加快筹备的速度,要我再给车行写一个领车证明。小伙子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下子要求把两辆车全都提走,使我这个傻子也起了疑心,赶紧找郑渊洁商量,郑说也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我立刻写了一封公函,但不是寄给这个青年,而是寄给在陕西省商业厅工作的我的二弟,请他当面交给车行老板,信中严正声明,如果不经《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的书面授权,任何人都不可以将摩托车领走。
汉中啤酒厂并不是个大厂,一下子捐出两万元巨款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厂长和书记联袂光临北京,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的开营盛典。可能是因为那位小伙子正忙于筹备全国旅行,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事先竟一无所知。当时我家不足14平方米的卧室就是《中国盲童文学》的编辑部,开营前两天就全体出发到了顺义,陕西的客人也正好是那天到了北京,往编辑部打电话,根本没人接。几经周折,他们才在开营式的当天上午赶到顺义,那时我们大队人马已经出发,等他们再赶到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门卫告诉他们,营员们已经去了人民大会堂。
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是夏令营的主办单位之一,答应每天提供一辆小型面包车,供新闻媒体的记者使用。开营那天因为车辆一时调配不开,把少工委主任的高级轿车临时派来了,我也就只好临时沾一天光。我和玉琴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车时,筋疲力尽的两位啤酒厂的领导立即兴奋地迎了过来,憨厚朴实的汉中人,也许出于对高级轿车的尊敬,向我详细诉说这几天的曲折经历,竟毫无怨言。我实在过意不去,诚挚地请他们参加今后几天的活动,他们说厂里工作很忙,实在放心不下,已经买好了今晚的回程车票。
夏令营结束后的第5天,随着一阵剧烈的敲门声,3名气势汹汹的中年男子闯进了我的家。他们是水电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干部,部里被陕西那位小伙子骗走了几十万元,他们和公安局一起到文化馆去抓人,又被他从后院逃跑了。从小伙子来不及带走的材料中,他们发现一些线索,到我家来是准备抓同谋犯的。他们是抱着很深的成见来的,看着屋里寒酸的陈设,也不像一个编辑部的样子,他们的每一句问话都像在审问,我的每一句回答都被认为是狡辩。玉琴看我笨嘴拙舌的样子,在一旁急得什么似的,但又插不上话。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紧急关头,又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他们一直在夏令营跟踪拍摄,今天来是要补拍几个我在家工作的镜头。党的喉舌说话了,谁还能不信?于是一切化险为夷,等到拍摄结束,送走了记者以后,3位纪检干部的心态全都调整了过来,耐心地,甚至带有几分敬意地,听我讲述所发生的一切,连声道歉。没过几天,我接到电话通知,他们已向领导请示,尽管骗子还没有抓到,短期内还不能结案,他们还是决定将车行里冻结的两万元提前发还给我们。面对那些一心为己、一心为钱的人们,我们永远不会是赢家,这次的意外收获只能算是歪打正着,第二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夏令营结束以后,面临的还是经济问题。《中国盲童文学》成了盲孩子们越来越喜欢的好伙伴,到处来信请求赠阅,而我筹款无方,总是满足不了他们的渴求。我正在为此发愁,郑渊洁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是准备举办一个现代音乐演唱会,可以为《中国盲童文学》筹得一大笔款子,我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他就骑着摩托车来了,带来了一份已经打印好的申请书,请求北京市文化局批准这次义演,但筹款的目的是为了举办“国际盲童夏令营”。我不禁愕然,但是经过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还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大胆的创意,在申请书上盖上了个红章,那时是1988年4月12日。
大约5月20日左右,我忽然频频接到索取赠票的电话,埋怨我不够朋友,不够交情,平时一贯得到大家的帮助,如今举办这样盛大的音乐会,又是崔健,又是田震,还有现代派的乐队伴奏,广告已登上了晚报,居然不给老朋友送票。后来找来晚报一看,阵容果然强大,再过几天就要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感到自己在别人眼里确实不是个东西。给合作伙伴送点赠票,本是人之常情,我赶忙打电话给郑渊洁,只得了两张请柬和两张工作人员的入场券。谁都知道首都体育馆可以容纳万名观众,而且是连演三场,实在无法交差。我只好亲自去找筹委会,经过再三交涉,才知道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国际盲童夏令营筹款,筹委会决定严格控制赠票,出于对我们的理解,可以用七折的优惠价再卖一些票给我们。此事出乎意料地这么合乎情理,使我深为自己的渺小而惭愧。看看票价,贵得惊人,但朋友又不可慢待,于是硬着头皮买了20张,冒充赠券分送给对我们工作支持最大的朋友。每人只送一张,也是够寒酸的,最后还是落得个怨声载道,打肿了脸也没有能充个胖子。
演出的正式名称是“请到我的世界来”现代音乐演唱会,由北京演出场所协会和《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主办,协办单位有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东方歌舞团等许多显赫的艺术团体。1988年5月21日至23日在首都体育馆公演三场,崔健、王虹、田震、景岗山等十余位巨星登台演唱,伴奏的有ADO、五月天、白天使等现代派乐队,阵容空前,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一番轰动。
演出的场面十分红火,我被荣幸地领上了主席台,和郑渊洁坐在一起,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郑渊洁看来和他们很熟,相互谈笑风生,我只好面对周围黑压压的人群,盘算着可能的收入,孤独地等待开场。我是第一次接触现代音乐,声嘶力竭的歌声,震耳欲聋的乐声,眼花缭乱的灯光,使我心跳加剧,头脑发昏,血压升高,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主持人的发言、看台上的横幅都提到了盲孩子的苦难,提到了《中国盲童文学》。走出体育馆,星空下的和风仍未能使我清醒,微弱的视力似乎分不清从出口处像潮水般涌出的究竟是观众还是募得的钞票。
时间一天天在过去,6月、7月、8月仍然没见一分钱的影子,经我再三追问,直到9月19日,一位一再代表《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参加演出筹委会的女人终于给我写了一封短信,除了表白她的真诚和清廉,就是满肚子的牢骚,说她为了这次演出已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心思去和他们打官司,如果我不怕费力,不怕花钱,一定要上法庭,她会支持我的。
我实在于心不甘,无论如何要讨个说法,但又不知道那位写信人指的“他们”是谁,去问郑渊洁,他也不清楚,我们再三讨论,唯一能控告的对象只有另一个主办单位——北京演出场所协会,我把状子告到了北京市委分管文化事业的李志坚副书记那里。
10月20日,北京演出场所协会把给北京市文化局的汇报抄送了一份给我。我这才“知道”,他们也是上了吴某某和刘某某的当,这两人答应将演出所得由他们与《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平分;我这才“知道”,这个协会居然只看了我们写给北京市文化局的申请书,就答应与吴、刘合作,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每次重要会议《中国盲童文学》的主编总是“在外地出差”,而且“带走了公章”;我这才“知道”,这三场演出共得票款12万元,北京演出场所协会分文未得,反而赔了4000元;我这才“知道”,那位受尽委屈的女人一直代表《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参加演出工作办公室,担任了演出的策划和前台主任;我这才“知道”,在演出前曾在民族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出席的记者、词曲作者、演唱者近80 人,主办单位、协办单位的负责人全都参加了,偏偏《中国盲童文学》的主编这时候又出差了。我不知道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相信吴某某和刘某某?据说其中一人还是某邮电所的辞退人员。我还不知道的是,既然演出场所协会作为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一个单位,作为两个主办单位之一,已经赔了4000元,为什么给文化局的汇报中还说,要将演出所得与我们平分?
我们这一代人,工作是分配的,工资是既定的,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吃草挤奶”习以为常。改革开放以后,摆脱了“甘当螺丝钉”的紧箍咒,解放出来的潜能都用在工作上了,一心想为祖国、为自己挽回失去的时光,很少有人舍得将精力用于官场之道、钱场之道。今日稍一涉猎,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拖延耍赖、相互推诿……尝遍种种邪门歪道。今日似乎明白了一些,但如果再遇到第三回,恐怕仍然难以应付,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只好甘拜下风,避而远之。
四、难释重负
工作有了发展,但生活却还是那么苦,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给我和玉琴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留下了太多创伤。
玉琴年纪轻轻地就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常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天还是照常工作,疼得太厉害了,我就陪她到中关村医院去打一针阿托平。每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总听见她在小房间里忍着疼痛轻轻地呻吟。有一次起来,我忽然发现她的房门是开着的,喊了几声,没有人回答,开灯一看,玉琴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忙穿上衣服,拄着盲杖慌慌张张地下了楼。那时已是午夜时分,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清冷的路灯伴着清凉的风,寒气逼人。我沿着小路向前摸索,轻轻地喊着玉琴的名字,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听到了她的回答。
这一次玉琴的胃疼得特别厉害,她知道我第二天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谈,怕影响我的睡眠,就下楼去痛痛快快地独自呻吟。当她听见我的喊声,感到格外亲切,她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走了过来。我们回到单元门口,把她扶上自行车,我推着车,她指着路,终于找到了中关村医院的急诊室。她胃病每次发作,就疼得不能走路,后来有好多次都是这样,靠她的眼睛指路,靠我的手和腿推车,把她送往附近的医院去治病。直到好多年以后,条件有些好转,才去人民医院作了全面检查,被确诊为胆结石,通过手术得到了根治。
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中,我并不是个强者,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埋藏在心底,日积月累,就像地底的岩浆一样,总要找一处爆发,就像中医所说的是“内火攻心”。有一回,我身体左侧的淋巴结突然间一个个全都肿胀起来,从腮下、腋下……直到大腿根,一连串的淋巴结全都在隐隐作痛,益陶早逝的余悸还未消退,“癌症”两个字立刻浮现在我心头,玉琴也有同样不祥的预感,多次到医院求医,均无结果,最后还是连吃了3个星期牛黄解毒丸,肿胀才渐渐消退。
不料虚火又从别处爆发了,这次攻击的是口腔,牙周发炎,牙齿松动,我懒得再去医院,还是吃牛黄解毒丸,把胃都吃疼了,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去口腔医院,医生毫不费劲地就为我拔掉了3颗松动得十分厉害的门牙。
我向医生打听装假牙的事,医生说门牙两侧的牙也都被牙周炎损坏了,装假牙找不到合适的依托。在医生的建议下,为满口牙齿全都拍了X光片。幸存的二十三颗牙齿中只有六颗是健康的,要靠它们作依托来装假牙, 既费时间又费钱,偏偏这两者我都紧缺,于是狠了狠心,决定将满口的牙全都拔光,装一副整口的假牙,价格便宜很多。根据公费医疗的规定,拔牙可以报销,装牙要自己掏钱,这样一来,虽然要多吃许多苦,但却可以少花80%的钱,穷人只好采取穷办法。二十多年以后,我的牙床逐渐萎缩,牙床无处依托,整副假牙就像漂在嘴里,生活质量日益下降,才明白当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根据医生的安排,每周拔三颗,先易后难,等到最后拔健全牙齿的时候,每周只能拔两颗,前后要延续两个月,牙齿全部拔光以后,还要等一个月,等牙床的伤口全部愈合后,才可正式装牙。
我现在已记不清这3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满口的牙齿从23颗减到20颗、17颗……先拔的是门牙,因为它受牙周炎的损伤最大,而且留下的臼齿还可咀嚼。等到拔臼齿时,它们内部虽然有些损伤,还可以继续为主人服务,只是因为主人太穷,没有钱又太需要时间,只好无情地将它们拔掉。医生每拔一颗,都要受到它顽强抵挡,都要用钳子夹住它左右晃动好一会儿,才能使劲把它拔出,流的血多,流下的伤口也大。等到拔最后几颗基本还是健康的臼齿时,麻药几乎都不起作用,拔完后牙床肿胀好几天消不下去。我是个饱经苦难的人,对精神和肉体一般性的伤痛几乎已经麻木,何况现在有了高尚的人生目标在支撑,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凤凰在涅槃时不是还要经过火的洗礼吗?
但是这可急坏了朝夕相伴的玉琴,霆儿住校学习,一周才回家一次,每次去医院只有玉琴陪伴。她为我挂号,为我交费,把我送进诊室,然后站在一旁观看,随着整个拔牙的过程紧张、着急、心疼,最后搀扶着瞎眼的我乘公共汽车回家。
那时夏令营的筹备工作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抽出时间看牙,已经要下很大决心,拔完牙以后,就根本谈不上休息了。等到满口牙齿拔得只剩8颗、6颗……时,已经完全没有咀嚼的能力,工作仍然丝毫也不能放松,出外办事时,只好把馒头泡在菜汤里,等它变成糊糊,再用汤匙一口一口往下咽。在这期间,又赶上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办了一个特殊教育的国际研讨会,朴永馨教授给了我一个机会,在昆仑饭店住了4天,餐厅里根本没有馒头。由于经济拮据,资历也不足,无人陪住照料,每天我只好回到卧室,将方便面掰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用开水泡着往下咽,当时的方便面里放了过多的防腐剂,吃到后来,我的舌头和腮帮子都肿了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玉琴对我的求爱从不表态,但对我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开始时出于怜悯、同情,由于她善良的天性,看到了我的苦难,看到了正在帮助的更为苦难的盲童,她的心和我越靠越近,对我的关怀也越来越无微不至。看到我工作十分辛苦,加上营养不良,日益消瘦,她总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千方百计改善我的营养。那时,牛奶是喝不起的,鸡蛋也不能常吃,每天早上她自己喝粥,却总少不了我一杯豆浆,而且总是求摊主多放些糖。只要赶上我们不出去办事,她总要把蔬菜剁烂,把买来的肉馅又细细地剁上几遍,熬成肉末菜粥,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才舒心地笑一笑,然后再去吃她的粗茶淡饭。
生活虽苦,却十分充实。记得在夏令营的邀请信发出后不久,各地的回执很快就寄了回来,许多地方还附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感谢我们为盲孩子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感谢我们让社会广泛关注这久被遗忘的角落。其中还讲述了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使我们久久难忘。
一位山西的盲童来到世上以后不久,母亲由于过度失望和悲痛,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认为是她给家庭带来了厄运,对她除了厌烦没有别的感情,后来娶了后妻。把她送到盲校以后,除了定期给她寄去生活费以外,从不接她回家,寒暑假也是如此,老师们十分同情她,在假期里只好轮流接她到自己家里暂住。一位安徽的盲童选自孤儿院,他出生后母亲就想把他扔掉,父亲也不反对,只是因为奶奶的坚持,才留下了一条小命。有几次父母把他领到远处就悄悄地离开了,但是由于他天资聪明,记忆力又好,常常用简单的、不连贯的单词描绘出他所在村子的特征,最后都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有一次狠心的父母干脆把他领到很远很远的荒山里,把他捆在树上,在他的哭喊声中溜走了,如果不是一位路过的解放军发现了他,也许早已喂了野狼。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声嘶力竭的小盲孩不论怎么描绘,解放军也无法知道他所居住的村落,只好把他送到了安庆福利院,如今他的正式名字就叫“福时军”。一位来自西藏的盲童,她的妈妈原来是侍候贵族小姐的家奴,有一次不知道贵族小姐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冒着无名怒火跑回家,正好看见那个家奴站在院子里,就让人把她的眼珠挖掉,发泄心中的闷气。家奴被逐出家门后,流浪到雪山脚下,与一位放牧的农奴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因为无人照料,在强烈的雪光刺激下,双目近乎失明。
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盲孩子多么需要理解和尊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关心和帮助。什么时候才能冰雪消融,使他们回到温暖的人间?
我们已对此有所意识,即将开始的夏令营的主题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但是如果这些“亲人”像许多家长一样,对盲童只有同情和怜悯,他们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什么时候才能平等地、有尊严地融入主流社会?
一连串沉重的问号压在我和玉琴心上,让我们寝食难安,使我们迫切地想为盲童再多做一些事情。
1987年6月1日,离夏令营开营只有一个半月,北京社会福利基金会为了庆祝国际儿童节,举办了一个“孤残儿童游园会”,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让福利院里的孤儿和各种特殊教育学校的残疾儿童,都能在建成不久的、全市少年儿童向往的地方,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我有幸受到邀请,和玉琴一起被领进了贵宾休息室。房间很大,足有8米宽,刚坐下不久,就见许多人簇拥着几位贵宾进来了,一看就知是重要人物,而且正巧坐在我们对面。玉琴眼尖,立刻认出其中有刚刚卸任的北京市委书记焦若愚。早就听说,他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人,玉琴催促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主动前去向他问候,给他留下个印象,以后可以求他帮助。我感到难以启口,玉琴一再催促,见我仍迟迟不动,不由得脱口说了句“宁可机会负我,我不负机会”。
这几句话实际上是我父亲给我的家训,早在我父亲只是《大公报》一名普通编辑的时候,他就十分崇拜当时的总编辑张季鸾,立志要成为一名像他那样高瞻远瞩的政治评论家,每晚父亲都要根据当天发生的重要新闻,自己选题,自己写社论,第二天报纸出版以后,再与张季鸾的社论相对照,从选题、立论,到文章的结构、字句的斟酌,都要进行仔细对比,仔细琢磨推敲。这样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确实很辛苦,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命令,而是因为他心中有宏大的目标。按我父亲当时的资历和职位,离当总编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但是后来日本鬼子突然占领了上海,英、法在沪的租界成了“孤岛”,《大公报》迁往香港,只带走了一些骨干,我父亲实际上是属于被遣散的人员。当时上海迫切需要一张敢于抗日的报纸,团结和振奋处于迷惘中的民心,在爱国人士严宝礼的奔走下,《文汇报》应运而生,诸事齐备,独缺一位有能力写社论的主笔。当时有水平的报人都已纷纷离开上海,或去香港,或去重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我父亲自告奋勇下,严宝礼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请我父亲当了总编辑。谁知我父亲的篇篇社论都成了声讨日伪的檄文,道出了抗日民众的心声,成了唤醒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号角。《文汇报》的销量日日飞升,成了中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页。
我父亲常常以这个实例告诫我,一定要胸怀大志,目光远大,宁可机会负我,我不负机会。后来我看的书多了,读到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读到拿破仑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父亲的话理解得就更深了。我也常常讲给玉琴听,没想到给她留下的印象竟如此之深,今天反过来以此督促我,心里不由得暖洋洋的,增添了克服畏缩、怯生的勇气。
我在玉琴的搀扶下向焦若愚走去,思绪在脑子里飞速运转,该说些什么,如何才不负这次机会?我想起了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的一块心病,盲孩子需要的不是怜悯和同情,而需要对他们平等人格的确认,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北京盲校看到盲孩子们进行的智力测验,于是大胆地向焦若愚讲述了我的心情,希望在他支持下,为全国的盲中学生举办一次智力竞赛,向广大公众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证明他们是残而不废值得培养的人才,进而为他们争取和健全儿童一样受教育的权利。
焦若愚同志很感兴趣,招呼坐在身旁的白介夫和安琳一起来听。后来我才知道,一位是当时北京市的政协主席,一位是当时北京市委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筹办孤残儿童游园会的工作人员中有认识我的,立即上前向3位领导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及这两年取得的成绩,焦若愚很高兴地表扬了我。他当时兼任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主席,白介夫和安琳是副主席,他们3位商量了一下以后,便把基金会的秘书长田琼叫了过来,指示他和我一起,开始筹办“全国盲中学生智力竞赛”。由于玉琴的机敏,盲孩子们又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就这样诞生了,多少减轻了一些压在我们心头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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