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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唯命是从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四章 唯命是从
一、 再接再厉
记得在1983年那一年,我失明以后经过12年奋斗,一本中篇科幻小说即将出版,益陶也成为了中国科学院中断了将近20年后第一批晋升的副研究员。命运之神似乎向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露出一丝笑意,但又突然变脸,把我们重重地摔入了无底深渊。时隔两年,我又从家庭的废墟上爬了起来,捧着一颗尚在滴血的心,与玉琴风雨同舟,为了广大盲孩子生命的价值,在他们心中燃起了一盏盏指路的灯。这些灯同时也照亮了我的前程,在充实生活的同时,还滋生了对爱的向往,命运之神似乎又向我露出了一丝笑意。这次又会意味着什么?是否又是一次恶意的嘲弄?
我不敢想,不愿想,但又不得不想。从青年到壮年,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苦苦地追随祖国母亲,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向往着未来,憧憬着未来,不敢稍有懈息。但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我青梅竹马相亲相爱的益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又为我在苦海中营造了一个可以暂避风雨的港湾。生活再苦,也未能动摇我们的海誓山盟,相许白头偕老,但是她竟在发病8个月后就匆匆离我而去。一切的一切,使我痛感命运之无常,生命之短暂,哀叹人生之苦短,我只知抓紧眼前的工作,未敢作长期打算。
《中国盲童文学》的创刊,为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注入了全新的价值。今天是成功了,面临的仍然是无数的困难,要不断地组稿,不断地编辑,每两个月就要出版一期,特别是经费,用一分就会少一分。
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作协,能求的都去求了,能给的也都给了。当时支持我和玉琴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力量,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召唤,既然过去我们能两手空空地把刊物办起来,今天我们也一定会两手空空地把它办下去。如果盲孩子还有新的需要,那就是无声的命令,我们也都乐意努力去做,唯命是从。
一封封盲文信像雪片似的飞来,预示着即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我是编辑部里唯一学过盲文的,但是结结巴巴地摸了半天,也没能完全了解一封来信的大意,玉琴只能看着我干着急。曹国辉建议我去找北京盲校求援,并自告奋勇陪我一起去。
北京盲校地处海淀区一个偏僻的农村,学校附近是一片晾粪干的场地。当时为了节省运力,北京城里干厕中的粪便都要由掏粪工人运到这里,泼到地上晾晒成粪干,再运往远郊的农村,这里的环境可想而知。
校长海玉森身材十分魁梧,性格却很内向,不善言辞。听说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光临,亲自迎出门外, 对于《中国盲童文学》的出版,他也极为高兴。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他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派老师为我们译信、回信。
北京盲校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盲校,由英国牧师穆威廉创办,解放后改为公立,实力雄厚。自此以后,我们每逢遇到专业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海玉森帮助。到1987年金钥匙盲童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他顺理成章地和曹国辉一起,兼任了中心的副主任。
盲孩子的信来得很多,但是长的很少,一般只有两三百字,还有更短的,表达能力不强,辞藻也很贫乏,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全国盲校的教育水平。来信的主旋律是喜悦和感谢,他们已经把盲童文学看作是自己最珍爱之物。其次就是希望,希望《中国盲童文学》月月都能出版,越厚越好,这何尚不是我们的心愿?只是力不从心。
孩子们不仅珍爱盲童文学,而且也把能为他们办刊的叔叔阿姨看作至亲至爱、最可信任的朋友。有些大孩子告诉我们,他们的学校在深深的巷子里,被高高的白墙包围着,学校的铁栅栏门面对的仍然是窄巷对面高高的白墙。有的盲孩子似乎幸运一些,虽然也被关在高高的围墙里,但是有一排教室是临街的。下午放学以后,他们便全都挤在二楼的窗口,倾听街上传来的嘈杂声,用微弱的残余视力捕捉街上流动的光影,成为他们最大的乐趣。同学们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甚至会打起架来。
有的盲孩子告诉我们,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到了假期,父母除了供他们吃喝以外,什么也不让他们做,有的是因为心疼,有的是因为怕他们闯祸,嫌麻烦。实际上他们确实什么也不会做,只好整天抱着个小收音机躺在床上。电台里的节目有的听不懂,有的不爱听,但也能没完没了的听。
北京盲校的老师把来信一封封都译了出来,信中不仅充满了孤寂,还有绝望。听说许多大哥哥大姐姐毕业后又回家了,盲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念了书又能干什么?海玉森告诉我们,当时全国盲校有初中的都不多,能开展按摩职业教育的就更少。盲孩子们普遍都感到前途渺茫,家长们甚至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初中就在学校里找对象,将来能为他们安个家,是家长最大的愿望。
根据海校长的嘱咐,老师们还要代我们给盲孩子回信,但是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享受了盲孩子通过鸿雁传来的浓情以后,心里剩下的却是一个个沉甸甸的问号。
玉琴把译好的信复印以后,一批批地寄给郑渊洁和金逸铭。有一天,郑渊洁骑着摩托车来了,后座上坐着小刘姑娘,见面就拿出一封金逸铭的来信。金逸铭建议用《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的名义,为全国的盲孩子举办一届夏令营。郑渊洁接着告诉我,现在健全孩子的夏令营可多了,有学校办的,有少年宫办的,他参加过一家刊物为小读者办的夏令营,丰富多彩的生活给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郑渊洁说话时,小刘姑娘不停地插话补充,玉琴兴奋地问长问短,看来他们都想努力为盲孩子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为心中沉甸甸的问号找个答案。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使我想起一封盲校老师的来信。她是西南一所盲校的教务主任。她痛心地告诉我们,不仅盲孩子在社会上受歧视,连盲校的老师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来,社会普遍认为,只有没用的老师才会去教没用的残疾人。她们学校有一位老师,长相人品都很好,还被市里多次评为优秀教师,曾经谈过一个对象,对方的家长坚持,只有等她调离了盲校,才允许儿子和她结婚。这位老师宁可要盲孩子也不要这不平等的婚姻,至今三十多岁了,还未能成家。
我向他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希望夏令营不仅给盲孩子带来温暖和欢乐,还要像《中国盲童文学》的宗旨一样,同时给他们带来希望和自信。还希望通过这个全国性活动,促进社会对盲童教育的关心和尊重。我们又谈起夏令营的主题,郑渊洁脑子快,立即提出针对盲孩子普遍出现的孤寂心理,建议以“祖国处处有亲人”为主题,大家全都同意了。因为郑渊洁筹备《童话•故事•小说》的出版工作进展很不顺利,我们又希望靠它以刊养刊,将来挣钱来支持《中国盲童文学》的出版和赠阅,决定由我和玉琴负责筹备夏令营。
我和玉琴就像接到了一个无声的命令,唯命是从,全力以赴地开展筹备工作。我们认为,首先要为夏令营进行整体策划,推出一个能吸引人们关心和支持的构想。在《中国盲童文学》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和滕伟民打过不少交道,感觉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决定先找他商量。
他的反应果然很热情,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为盲人办活动的难度,建议第一次规模不要太大,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来两名盲童代表,由一名老师陪同。就这样,人数已经近百,这在健全儿童的夏令营中,规模也是很大的了。他还建议,邀请信可以直接寄到当地的盲校,凡是没有盲校的地方,由他以中国盲聋哑协会的名义,要求当地协会办理。
滕伟民滔滔不绝地说着,兴致极高,我们也感到受益匪浅。他最后特别强调,要办好全国规模的盲童夏令营,首先要有充足的经费,其次是要有影响力大的主办单位。我正在频频地点头,他忽然停住了,再没有下文。我正要进一步向他请教,玉琴在一旁使劲拉我的胳膊,使我猛然想起,滕伟民当时是个位高权小的热心人,一时高兴说走了嘴,谈了些他力所不能及的敏感问题。我和玉琴都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又随便聊了些细节问题,就告辞了。
和滕伟民商量以后,我们心里有了点谱,接着便去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刘刚奇,那时基金会已从白纸坊迁到西直门内解放军的一个招待所,离我家近多了。招待所很讲究,办公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仍然保持着一个民间机构的朴实,没有一点衙门气息。
刘刚奇是个很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人,《中国盲童文学》的创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信我是个有能力为残疾人办事的人。他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听我说明来意以后,就让一位名叫赵济华的同志一起来听我的构想。刘刚奇是基金会宣教部的主任,赵济华在宣教部里负责宣传,他们都充满了创业初期的热情。
他们听了我的介绍,都很感兴趣,表示将大力支持,并且认为这项活动不仅对盲孩子有利,而且有利于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的关注,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和我想的不谋而合。后来刘刚奇要我继续和赵济华讨论如何宣传的问题,他自己便走开了。
不一会儿,他很高兴地从门外进来,告诉我邓朴方正在楼上,要领我们去见他。我真是喜出望外。
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他和蔼地示意让玉琴把我搀到他的身边坐下。我将和滕伟民、刘刚奇商量的结果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他很是赞许,表示将来一定会亲自参加夏令营的活动。他语重心长地说,残疾儿童处境太困难了,希望盲童夏令营能成为一个突破口,引起社会各界对残疾儿童的广泛关注,为残疾儿童事业扩大社会基础。我趁机大胆地提出,希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能成为第一个全国夏令营的主办单位,邓朴方立即痛快地答应了。
这次大丰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马不停蹄,第二天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找叱立群,希望全国少工委也能作为夏令营的主办单位,她答应尽快向李源潮汇报,努力争取。一个多星期以后,她约我们去团中央,恳切地告诉我们,由于全国少工委是个跨部级的单位,成员包括国家教委等许多和少年儿童有关的重要部委,开一次会很不容易,它的公章更不能轻易地盖。根据李源潮的意思,还是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的名义参加夏令营的主办,因为少工委的办公室就设在团中央,他完全可以做主。叱立群还担心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再三向我解释,希望我谅解。其实我早已心满意足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小刘姑娘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副师长,刚刚退休不久。在他的引见下,我们拜访了北京卫戍区位于正义路的政治部,接待我们的是群联处处长赵守义。
他事前已经听过刘副师长的介绍,接待我们时心中已有一套成熟的想法。又是让烟,又是让茶,又是留我们吃饭,十分热情。在询问了各方面的细节以后,他告诉我们,准备争取将全国盲童夏令营列入北京卫戍区今年“军民共建”的活动计划。
每年政府都要组织“拥军优属”,军队都要组织“拥政爱民”,二者统称“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一项遍及全国的重大政治活动。夏令营如果能列入这项计划,自然非常好。
赵守义把报告送到政治部,立即受到政委李进民的赞赏。他们认为,“爱民”爱到全国的盲孩子身上,既符合中央精神,又颇有新意,并且认为我身处逆境仍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解放军应该提倡的精神。他亲自接见了我和玉琴,答应作为夏令营的主办单位,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见刘刚奇的时候,我也谈起经费问题,他说一定设法支持,但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不久,各方面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要拨很多钱去支持一个看起来像是锦上添花的夏令营,一时还难以做到。在团中央方面,叱立群也表示有困难,因为少工委办公室每年只有办公经费,金额很有限,全国少工委的钱要提前一年申请,现在肯定来不及了。现在能听到李进民政委如此痛快的承诺,我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有了这3个响当当的主办单位,我们又去找了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主席林太,向他汇报了夏令营的筹备经过,邀请协会参与主办这次重要的全国性活动,不附带任何经济要求,林太完全同意。
接下来,我见了一位对我后来工作给予极大帮助的人,那就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李启民。我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信息,都说他是一位非常能干又十分热心的少儿工作者,对办夏令营十分有经验,必须向他请教。
经过叶至善的介绍,李启民在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的主任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活动中心所在地原是一处皇家庭院,,现在的全部建筑都是新建的,里面的设备在当时也堪称全国一流,主任办公室却设在一处简朴的平房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启明头发花白,声如洪钟。有叶至善的介绍,再加上李启民本人对儿童工作的热爱,听了我们的陈述以后,他立即表示,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是全国少年儿童的活动中心,当然也是残疾儿童的,过去在这方面关注得太少了,正好借夏令营的机会加以弥补。他答应夏令营在活动中心礼堂举行开营式,从程序设计到组织安排,全由活动中心负责,而且不收任何费用。
在李启民的介绍下,我们拜访了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北京市少年宫负责人刘亚强。他答应为闭幕式免费提供场地,并组织北京市的健全儿童和盲孩子一起联欢。接着我们又拜访了北京市盲人聋哑人协会的秘书长沙澄深,他答应在北京市残疾人之家安排一个座谈会,请几位成功的盲人介绍自己的奋斗史。
渐渐地,全国盲童夏令营的轮廓显得越来越清晰,现在缺的只是钱。
二、赤子之情
要举办全国规模的盲童夏令营,钱从哪里来呢?金逸铭听说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听说了我的难处,约我到上海和他一起想办法。我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由金逸铭组织,在我父亲家召开一个座谈会,请大家出主意。出席的有《少年文艺》主编任哥舒、《儿童时代》主编张锡昌、《故事大王》主编沈振明,都是《中国盲童文学》的编委。他们听我说明来意,决定向各自的小读者们发起一次捐款活动,呼吁他们在过着幸福童年生活的同时,用自己的爱心去关心那些处于黑暗之中不幸的同龄人。
当时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捐款活动,一次为的是修长城,一次为的是救熊猫,都是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组织的,自上而下,声势浩大。我们人微言轻,要想申请举办这样的募捐活动,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大家决定打个“擦边球”,利用主编手里的权限,采取各自方便的形式,分别在自己的刊物上发出呼吁。在他们的联络下,上海的8家儿童报刊全都参加了这一活动,由于它们都是一些办得很好的报刊,读者面覆盖全国,这次募捐几乎成了全国性活动。
孩子们热情的反应来得如此迅速,使我措手不及。每天都有几十封、几百封装满钞票、硬币的来信,堆在我家入口处的单元楼梯间里。按邮局的规定,信封里是不可以直接装钱的,但邮递员不追究;邻居的淘气包整天在院子里捣乱,这次却自动当起了小卫士,谁都别想碰一下信封。一贯支持我工作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玉玺担心孩子们的心意会有闪失,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可以上锁的大信箱。北京大学附中的少先队员闻讯前来帮助我们,玉琴成了他们的总指挥。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家小小的卧室里就挤满了人,桌上、沙发上、床上和临时支起的小圆桌上,全都堆满了信。有的登记,有的点款,有的寄回执,第二天一早,玉琴又要把钱存入银行,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感受着来信中传递的温馨。
鸿雁纷飞,从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到骄阳似火的南国椰林,从戈壁滩畔的军垦农场到江南水乡的农家小院,一封封饱含着赤子之情的书信像缤纷的花朵般飞来。有的代表少先队的中队、小队,有的仅仅代表一个人的心意,有的是积攒起来准备购买心爱之物的压岁钱、零花钱,有的寄来的是这个星期妈妈给他吃早点的钱。一位右臂残疾的孩子寄来了他上山采茶的工钱,一位6岁的小朋友用单字和汉语拼音组合起来写了一封信,请妈妈为他寄来了5毛钱。有一次我们收到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一个可爱的小瓷猪,满满一储蓄罐的硬币足有1斤重,是江苏张家港的一位小姑娘攒了两年的积蓄。
有一天下午,北京阜城门外第一小学的老师肖俊蓉匆匆地赶到我家。她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看了《儿童时代》上的捐款呼吁,立即行动起来,特地捧了刚募捐得的100多元来捐款,从此就成了夏令营的热情参与者。仅仅100多元,为什么要说“捧”呢?因为绝大部分都是硬币,还有许多揉得皱皱的、黑黑的毛票,似乎已珍藏了很久。看得出来,这不是丰衣足食以后的施舍,而是为了帮助不幸的同龄人倾其所有,这也是我们所收到的所有捐款的一个缩影,夏令营的每一项活动都饱含着他们的深情。
收到捐款以后,我们心里一直惦念着那些捐款的孩子们,想送他们一些纪念品,又舍不得花钱。《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的第六位成员名叫马丽,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是一位利用公休日志愿前来参加工作的好姑娘。她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在北京印刷学院任教授。在他的帮助下,利用印刷挂历的边角料,搭车印了一条窄窄的彩色纸带,叠成四折就算是纪念卡片。画面是由中国少儿出版社的画家设计的,第一页是硕果累累的苹果树,第四页是在花丛中跳舞的玉兔,中间两页是康克清奶奶写的“雪中送炭”和巴金爷爷写的“火热的心”。我们还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愿所有人的心灵都像你一样高尚、晶莹。”附上一封信以后就寄给了每一位捐款的孩子,信中鼓励他们进一步去关心、帮助身边的残疾孩子和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已经收获了爱的种子,如今要重新播撒回孩子们的心田。
我们的信立即得到反馈,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张家口煤矿机械厂子弟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玉梅,她组织少先队员和张家口特殊学校的残疾孩子们组成了友谊中队,每年都要安排丰富多彩的爱残助残活动。孩子们毕业了一茬又一茬,张老师也退休了。但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这次捐款总共收到2000余封来信,代表了5000多个孩子的赤子之心,总共捐款20000余元,解决了大问题。但还是不够,于是我又开始了艰苦的募捐活动。
听说我又找到一点关系,要去昆仑电视机厂募捐,肖俊蓉自告奋勇要陪我去。前一天夜里的大雨方止,到处都是积水,刚出门我就一脚踩在泥潭里,拔出来时,一只凉鞋的鞋带已经断了,修又无处修,两条破鞋带一走一晃悠,像猪八戒的耳朵似的,实在不雅观。肖老师干脆把它扯了下来,于是我一脚穿着凉鞋,一脚穿着拖鞋,来到昆仑电视机厂的厂长办公室。厂长看了我这副模样,料定也办不成什么大事,收下推荐信,略微瞟了一眼,三言两语就把我们打发了出来,又是一场徒劳无功的空欢喜。
北京市委计划在1986年7月1日在全市表彰一批优秀党员,上半年就开始层层选拔。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一直对我关怀备至,这次又把我推荐给规划局党组。
“五一”前夕,规划局党组召开了一个“规划局系统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除了规划局的党政领导以外,下属的建筑设计院、市政设计院、勘探测量处的全体党员也都出席了。在轮到我发言时,我讲到全国盲孩子的艰难处境,讲到举办全国盲童夏令营对推动盲童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听者无不为之动情。规划局党组书记当场号召下属各个单位为夏令营捐款,最终募得了10000余元。后来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真是走火入魔了,居然敢把严肃的报告会变成了募捐会,真亏你想得出来。”
有了这3万多元,我心里基本踏实了。“五一”刚过,就着手起草向全国发出邀请信。邀请信盖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全国少儿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4个大红印章,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的小红印章和《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的更小的红印章也跟在后面。盖章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单位的公章都有专人管理,要层层审批,盖一个章往往要跑好几天。一切跑腿的事情全由我和玉琴来承担,全部邀请信寄出的那一天,我们破天荒地上饭馆吃了一顿饭。
三、逢凶化吉
邀请信发出去以后,很快就收到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回执和师生登记表以外,几乎每所学校都附上了感谢信。上海盲校的信是由陈洪芬写的,她很快就要随女儿移居澳大利亚,信中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感情。几个没有盲校的地方,盲聋哑协会反应也很积极,都选定了盲童和陪同前来的干部。我们在邀请信中曾经强调,由于我们财力有限,只能支付他们到京后的一切费用,往返路费要他们自己设法解决,请他们谅解。
各地的感谢信就像催征的战鼓,督促我们一切都要抓紧。手里有了3万多元,开营、闭营都已作了安排,剩下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住”。经李政委同意后,赵守义将警卫三师的招待所提供给我们作为夏令营的营地,一切费用全免。招待所设在顺义郊区,两层小楼,全是带卫生间的标准客房。
赵守义为此陪我们去了好几次,参观了客房、餐厅,因为夏令营接待的全是眼睛看不见的盲孩子,其中有一半还是女童,我们要求对每个房间都要24小时加强警卫。警卫三师还准备组织一个排的战士随营服务,动员会已经开过,报名十分踊跃,入选的都是全师的优秀战士。
其次是“吃”的问题,招待所可以提供早晚两餐,只收成本。但是因为活动都不在营地,这儿离城较远,午餐供应有困难,我只好另想办法。
我的“娘家”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不仅有各种人才,还与外界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的联系。有位建筑师为义利食品公司在西单附近设计了一个快餐厅,供应咖喱盖浇饭和外卖的义利盒饭,当时都是模仿国外的新事物,十分时髦。在他的引见下,快餐厅经理答应以六五折供应盒饭,准时送到每天活动的地方。
另一位建筑师介绍我去见西单商场的经理,经理答应为每一名营员做一身营服,个个都是量身定做,只按半价收费。
夏令营的营徽是由设计院的工艺美术师朱红根据我的创意设计,两只合抱的手呵护着一个幼童,造型用的是我国古代画像的手法,图案上方是两个对放的盲符“一、三、五”和“二、四、六”,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体现“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平等观念。这个徽记首先用在了《中国盲童文学》,后来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一切活动的标志。
工作在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7月14日一天比一天临近,大家都在默默地倒计时,兴奋地等待开营的日子到来。今年的初夏天气格外好,我们的心情也像拂面的清风、和煦的阳光一样明媚。
有一天我在北京作协,正和郑渊洁讨论夏令营筹备工作中最后的一些细节,忽然接到卫戍区赵处长的电话。他告诉我们,北京军区群工部没有批准这个“军民共建”的计划,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军队里铁的纪律,他和李政委都已毫无办法。
北京卫戍区是这届夏令营最重要的支柱,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都已列入计划,现在邀请信已全部发出,全国各地的反映热情洋溢,没有这个最重要的支柱,夏令营的大厦立即就会崩塌。我手拿话筒僵立在那儿,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晴朗的天空怎么会出现霹雳?!
“喂,喂”,话筒里传来赵守义焦急的声音,他是个好人,十分担心我会经不住这样的打击。
“请你帮助我,我要亲自去说服那位部长。”祖国处处有亲人,我相信北京军区也不会例外。
赵守义很快就和那位部长打通了电话,要我立刻就去。王玉玺听说此事,立刻从建院给我派车。郑渊洁说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实在走不开,我只好独自去闯关。
北京军区警卫森严,多亏卫戍区事先作了联系,才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门岗。车子开到政治部大楼脚下,大楼建在山坡上,这原本是我设计的。但白发苍苍的我拄着盲杖,站在这几十级台阶下,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禁有些踌躇。司机王忠国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从车上跳了下来,不由分说,搀着我就往上走,使我心中感到一阵温暖,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己设计的大楼。
接待我的是一位干事,半天也没有把我说服,最后请出了群工部的部长。终于见到了“真神”。我详细讲述了盲孩子们不幸的命运,讲述了夏令营的深远意义,王师傅不停地为我帮腔。部长最后只好打起了官腔:“部队与地方不同,安排工作必须自上而下,卫戍区无权做出决定。”
“这是我们的不对,我愿意立即向北京军区补办申请。”我以为事情有了转机。
“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们也做不了主,只有总政治部才有权决定。”
“好吧,那就请您和中央军委联系,我相信会得到批准的。”
“不行,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必须你们自己去办。”回答干脆利索,颇有首长的气概。
天哪!这一脚球可踢得够远的,北京军区已如此警卫森严,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又如何进得了中央军委的大门?
自从我从事盲童教育以来,康克清和她的亲密助手吴全衡一直十分关注。吴全衡听到这个情况,立即拿了我的申请书专程去找康大姐,康大姐当天就做了批示,将申请书转给了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她还担心秦司令事情太多,一时看不到这封信,又特地让她的秘书叶梅娟给秦司令的秘书打电话,说明离开营的日子已经很近,吁请早作批示。
在群工部碰钉子的日子过去不到一周,秦司令的批示已经下达,强调首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是“军民共建”的大好事,一定要把它办好。从此,北京卫戍区一路绿灯,和我们只算政治账,再也不算经济账,真是逢凶化吉,天堑变通途,更增强了我“祖国处处有亲人”的信念。
我们又以更大的努力进行最后的筹备工作,郑渊洁尽管无暇参与筹备工作,也一直在关注着工作的进程。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夏令营的组织工作,根据和各方协调的结果,作了如下安排:
夏令营的营长由北京卫戍区政委李进民担任,全国少工委副主任陈海燕、中国盲聋哑协会副主席滕伟民、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李启民和我担任副营长,郑渊洁任总指挥。
夏令营根据少年先锋队的建制,编为大队、中队和小队,特邀北京阜外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肖俊蓉和北京盲童学校党支部书记付天民担任大队辅导员。
夏令营的一些具体工作也在逐步落实到人,接站送站由郑渊洁负责,肖俊蓉协助,肖老师还为此专门去了一次北京站。因为营员来自全国各地,到达和离开的车次、时间各不相同,营地又远在顺义,必须在车站有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一般候车室过于拥挤,对盲孩子不易照看。肖俊蓉的交涉极为成功,站长决定将专供外宾休息的候车室供夏令营临时使用。
购买返程车票的任务交给了益陶表姐的女儿邵小萍,她是北京101中学的教师,是位十分负责的姑娘。当时火车运力不足,车票供不应求,预售工作也不健全,前往不同方向的车票分别在东单、西单和中关村预售。邵小萍虽然在名义上也参加了夏令营,但是从报到第一天登记返程车票起,直到将车票交到每位老师手中,整整7天,她一直在奔忙于各个订票处之间,夏令营的活动一次也未能参加,营员们谁都不认识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幕后英雄。
这时正逢暑假,霆儿也领了一项任务,负责在开营式时拍团体照。从联系照相馆,要求折扣优惠,及时把摄影师接到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安排来宾和营员们有序地各就各位,直到将洗印的照片分发给各地来的师生,都由他一人独立完成,这对他也是一个锻炼。
还有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卫戍区出一辆吉普车供经常联络之用,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出一辆小面包车供随营采访的记者们乘坐,还缺3辆供营员们乘坐的大面包车。只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下属的康辉旅行社才有这个实力,尽管有邓朴方的支持,基金会也是夏令营的主办单位,但是要钱仍然是件很难的事。多亏赵济华从中协调,康辉旅行社答应以六五折提供3辆空调大客车。车极好,甚至有点豪华,司机的服务态度也很好,但是这个折扣也就算作是基金会的资助了。
就在夏令营开营前半个月,1986年6月30日,北京建院党委书记亲自陪我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作为北京市的优秀党员,接受北京市党委的表彰。汽车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高高的台阶下,王玉玺搀扶着我一步一步登临,充满了神圣的感觉,使我感慨万分。
自从我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王玉玺一直对我关怀备至。首先是精神上的鼓励,思想上遇到困惑,就直接找党委书记,他总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为我指点迷津,扶正方向。其次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且常常是雪中送炭。创刊之初经费十分窘迫,王玉玺两次促成建院捐款;他告诉司机组,给我类似总建筑师的待遇,只要工作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要求派车;翻译组、摄影组、后勤处等部门在他的影响下,也都是有求必应。
夏令营的邀请信、登记表、回执以及给捐款的孩子们的感谢信,都是由我起草,经王玉玺交给党委办公室的秘书赵山打印。当时的打字机构造十分原始,在一块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纸,上面印着几千个汉字,要在上面找到需要的文字以后,按一下手把,才能打上一个字,一份材料往往要用一两个小时,打完以后又要拿着滚筒一份份油印。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多,赵山常常为此加班加点。
我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他这么一位优秀的党委书记。如今他没有受奖,却心甘情愿地陪我到这神圣的殿堂接受表彰,我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心情过于激动,市委书记在表彰会上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优秀党员更要发挥楷模的作用。
散会以后,我感到心头的压力很大,我是和命运进行了拼搏,但也经历了多次动摇,多亏党委书记的鼓励和督促,才坚持到今天。现在一下子就成了模范,怎能不令我诚惶诚恐?似乎时时刻刻都有人在注视我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优秀党员”这个荣誉称号。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玉玺,他平和地听完我的倾诉,又平和地告诉我,给我的荣誉是对我过去所作所为的评价,对我的要求只是“继续前进,不要停步”。他的话使我平静了许多,但我还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建院的墙上,题为《弱者的心声》,向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的“娘家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四、开营大典
就在夏令营开营前的一个星期,赵济华组织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是邓朴方在北京第八中学的同学,邓朴方当团支部书记,他是宣传委员,早就是很好的搭档。后来他学了医,一直在云南当医生,邓朴方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又把他请了回来。他说话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不高的个子,但满怀激情。
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为记者招待会提供了场地。赵济华利用福利基金会的影响力,请来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十几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其中最年轻的,后来名气最大的是崔永元,那时他刚刚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久,热情很高。
赵济华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发言人,讲述了“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意义,呼吁记者们多多报道,引起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他还给我们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喜讯:国家副主席王震要来参加开营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要来参加闭营式;邓朴方由于别的公务,开营时不在北京,但是一定赶回来参加闭营式。
夏令营定于1986年7月14日开营,郑渊洁负责接站。营员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营地距市区40公里,车辆又不足,这些都使接站工作变得十分复杂。不巧开营前几天郑渊洁患了心肌炎,连续高烧不退,这可是要命的病。他是个很负责任也很自尊的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求医生尽一切办法给他退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离开营还有3天,接站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郑渊洁刚从医院输液回来,忽然接到从机场打来的电话,性急的小客人已从西藏飞来了!怎么办?他只好打电话给北京市文联主席求援,用文联的车去接站,最后又安顿在文联的宾馆里。接站工作就这样匆匆地拉开了序幕。
开营的那一天终于快到了,安排主席台座位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总指挥的头上,这件事搞得郑渊洁几天睡不好觉。先是发愁主席台上位子不够,王震副主席要来,接着表示要来的还有近10位部级领导,主席台挤得满满的,司局级的干部只好安排在台下。离开营不到两天,王副主席因为另有要务,不能来了,于是赶快重排座次。接着便产生了连锁反应,一会儿这位领导时间安排不开,一会儿那位首长分不开身,郑渊洁便一遍又一遍重新排座位、写名签,一直忙到最后一刻。
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新建的礼堂彩旗飘扬,在锣鼓声中,在早已入座的几百名健全儿童热烈的掌声中,参加夏令营的盲孩子们被迎进了大门,坐在最前排的正中间,因为今天他们是主角。
北京卫戍区政委李进民以夏令营营长的身份向盲孩子们致欢迎词,他以军人特有的豪迈和政委特有的胸怀,从军民鱼水情开始,向孩子们讲述了解放军是人民利益的卫护者,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的孩子,他代表全体主办单位,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体营员和老师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小营员们已经临时组织了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带着鲜艳的红领巾,大队长在两名健全儿童陪同下,由大队辅导员肖俊蓉领上主席台,在鼓乐声中从李进民手中接过了绿色的营旗。全国少工委副主任陈海燕领着少先队员唱少先队队歌,高呼“时刻准备为祖国服务”的口号,热烈而隆重,又是一阵喧天的锣鼓。
自从创办《中国盲童文学》以来,康克清老人一直对盲孩子的事给予特别的关注。她本想亲自来参加开营式,但因为7月初已去外地出差,至今没有回来,改由她的秘书叶梅娟到会上来宣读这封贺信:
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志们:
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今天开营了。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我要感谢各有关部门和凡是为夏令营出力的同志,对这次夏令营给予的关怀和支持。特别要提到你们的徐白仑叔叔,他是盲人,但为了办《中国盲童文学》和盲童夏令营,他不辞艰辛,多方奔走,忘我工作,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因在外地,不能亲自参加你们的盛会,但我的心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北京,马上就要开始一周生动活泼、有意义的夏令营生活。尽管你们的眼睛看不见,但你们同样能真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你们的关怀,老一辈和社会各界对你们的关怀。你们多么幸福,你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都是我们祖国的花朵。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长大成为有用的人才。最后,祝你们夏令营生活愉快、幸福!
康克清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
也是由于盲童文学的缘故,我和巴金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当他收到我请他为夏令营写贺词的信后,很快就回了信:

白仑同志:
信悉。我身体还是不好,一点力气也没有,写字很困难,无法写贺词,请原谅。但是知道“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就要在北京“开营”,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我想到那些受尽苦难的盲童能够从各地区来到北京做客,交朋友,过集体生活,像您说的那样,“亲手摸一摸天安门,摸一摸人民大会堂”,那多好!太好了!让他们也认识自己的首都,让他们也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有多少人关心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是孤独的。您做了多大的事,我也要谢谢您。我希望这样的夏令营一年一年地办下去,越办越好,这不仅鼓舞盲童们保持信心继续学习、前进,也让健康的孩子们懂得关心自己的小伙伴,体会到帮助别人的乐趣,体会到互相关心的幸福。人活着绝不是仅仅为了自己,为自己也绝不是仅仅为了吃饭睡觉,能够做出一些事情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请保重!
祝好!
巴金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在《盲童文学》创办期间,我曾冒昧地到冰心老人的府上,当时她正卧病在床,听了我的诉说以后,当即答应担任名誉顾问,还为创刊号题词。这次为了夏令营的事,我打电话表示想要见她,她答应了。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她家门口,看见门上贴着“医嘱谢客”4个醒目的大字,不禁愣住了。就在这时候,大门轻轻地开了,家人把我领进了客厅。不一会儿,冰心老人出现在我眼前,她的腰佝偻着,一手握着一个像板凳似的不锈钢支架,一步一挪地走了过来。医生的嘱咐是对的,她这样病弱的身躯实在不宜会客。我后悔不应该来,又庆幸真的见到了她,在复杂的心情下不知说了些什么。但冰心老人还是听明白了,几天以后就把给夏令营的贺信寄了过来。
亲爱的盲童朋友们:
昨天,有《中国盲童文学》杂志主编徐白仑同志来看我,说“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要在首都北京召开了。这消息使我十分激动而高兴!
小朋友们,人一生下来,不是只有一对眼睛,我们还有一对耳朵,一个鼻子和一张嘴,以及能感觉到一切事物的一双手、一双脚和周身的皮肤。因此,我们的感觉中,除了“视觉”以外,还有“听觉”、“嗅觉”和“肤觉”等等。而且往往因为失去了一种感觉,而其他种种的感觉却会格外地灵敏起来。比如你们虽然双目失明,而这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一定会感觉到北京的空气是那样地干燥而清凉,北京的街道是那样地漫长而宽阔,北京街上的来往行人是那样地众多,北京人民尤其是小朋友们对你们是那样的爱护和亲切。你们虽然看不见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等处的形象和色彩,但是你们从走进阴凉的门洞,走上一层又一层的高大台阶,不管你们脚下踩的是水泥地、是玉石还是地毯,从走路的长短上,从听到天安门门洞和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大殿里空旷的声音上,你都会感觉到这些建筑的雄伟和壮丽。特别是当你听到天坛回音壁前清朗的回音,闻到天坛玫瑰园里扑鼻的香气时,当你登上雄伟的万里长城,迎着扑面的大风,摸到巨大的城砖时,你不能不从心底感到我们祖国文化的悠久。当你听到特别为你们组织的报告会和音乐会时,你们的激动和欢乐,一定比我们只用双目观看的人们要深刻精细得多!
亲爱的小朋友,我恳切地请你们把这次来北京开会的种种感受,用针刺的文字或用语言告诉我们,使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都能分享你们的快乐,而且从你们的叙述里,学会利用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天赋的灵敏的感官。
祝愿你们有一个圆满欢畅的夏令营生活!
你们忠诚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八六年七月四日
康克清奶奶、巴金爷爷、冰心奶奶在孩子们心目中都是伟人,如今能聆听到专为这次夏令营写的贺词,那么关怀备至,那么体贴入微,盲孩子们的心醉了,健全孩子也在羡慕中激动不已。
出席会议的除了叶至善、吴全衡、李进民、陈海燕、林太等熟悉的领导人以外,还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副主席王鲁光。代表市政府出席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他对残疾人事业十分支持,对残疾人十分关心。出席开营式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那就是香港失明人协进会的会长李波比,他和他的夫人、女儿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了夏令营的全过程。
李启民的得力助手孙运生负责开营式后的文艺节目,活动中心的歌咏队、西乐队、民乐队、文艺创作队的小精英们全都被他动员了起来。一个小时的演出代表了活动中心的最高水平,甚至可以说代表了北京少年儿童的最高水平。
演出结束后,盲孩子们又由健全儿童簇拥着到活动中心的各个厅馆去尽情游玩,直到义利食品公司的美味快餐送到。丰富多彩的夏令营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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