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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聚沙成塔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三章 聚沙成塔
一、雏形初具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仍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物资靠分配,工作也靠分配,人们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很小。在业余作者中出现了像史铁生、陈建功那样的新星,一举成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希望通过这条道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业余创作风靡一时。况且在普遍菲薄的工资中,一笔不高的稿费仍然是可观的收入。各个编辑部都稿满为患,各个创作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新人。郑渊洁正是当时儿童文学界的佼佼者,他不但自写自编了《童话大王》,正在为北京市作家协会筹办大型儿童刊物《东方少年》,还准备创办《中国盲童文学》的姐妹刊物《童话﹒故事﹒小说》,豪情满怀,雄心勃勃。
现在他正在根据我们商定的分工,在筹组两个刊物共有的编委会,进展也很顺利,其中包括《儿童时代》主编张锡昌、《少年文艺》主编任哥舒、《故事大王》主编沈振明,还有陈丹燕、汤锐、王建一、金逸铭、刘庭华等等,都是他的同代人。
我也在根据分工,邀请两刊共有的名誉顾问,除了前面提到的叶圣陶先生、费孝通先生、夏衍先生、黄乃先生以外,我和玉琴还专门去拜访了一代代孩子们心中十分敬仰的冰心老人。
她也住在民族学院后面的家属区。我们冒昧地敲开大门以后,出来的是一位湖南口音的中年妇女,她把我们挡在门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以后,迟疑再三,还是进去通报了。不久便把我们领了进去,不是领进客厅,而是直接领到她老人家的寝室门口。原来她正卧病在床,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居然抱病接待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当时就让我感激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立即毫不犹豫地揭开心头的伤疤,向老人倾诉血泪斑斑的往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心愿。老人家躺在床上默不作声,我也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见那位接待我们的中年妇女在一旁不停地用手绢擦着泪水。
最后我提出了请她担任名誉顾问和题词的请求,她用微弱的声音答应了,要我留下地址,我这才发现她老人家病得很重。不到4天,我就收到了她家寄来的挂号信,一张小小的宣纸上写着“身残志不残” 几个端端正正的毛笔字。
我们又冒昧地求见“康大姐”,通过与她的秘书叶梅娟的电话联系,将见面的日子定在一天下午。我们找到了万寿路的一个特殊的住宅大院,沿着林荫道一直向里走,迎面有一个花园,在苍翠的松柏掩映下,有一幢两层小楼,叶梅娟已在门厅等待。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叶梅娟见面,她大约四十多岁,温和朴实,透着一股苏州人的俊秀,长年陪伴在康大姐的身边,遵照她老人家的嘱咐,关怀着全国少年儿童的方方面面。因为常年和康大姐住在一起,她几乎放弃了家庭生活。她早已从吴全衡老人口中听说了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和关心我,对我后来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康克清的客厅虽然很大,但是陈设十分简朴。老人家详细询问了筹备《中国盲童文学》的进展情况,问起崔乃夫和邓朴方给了我什么帮助,问我还有什么困难。她还一再强调,越是处境困难的孩子越是需要帮助,出版《中国盲童文学》是一件大好事。当我请她为创刊号题词时,她立即欣然答应。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受到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的接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全国少工委宣传处的樊骏忠,经他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叱立群的处长。她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关心着《中国盲童文学》的出版,后来对“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的创办和“金钥匙盲童教育计划 ”在山西的实施,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使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因为她调任别的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20年后,听说她担任了宋庆龄基金会的副秘书长,我热情地打电话给她,她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我想,也许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又不图回报的人,才会如此健忘。
当时在她的安排下,李源潮同志在团中央的办公楼里接见了我和玉琴。他思路清晰,十分健谈,谈到了社会平等,谈到了准备鼓励健全儿童去关心残疾儿童的计划,希望以此提高全体儿童的道德品质。还说全国少工委的工作很多,难免顾此失彼,鼓励我们一定要做好关心盲童的工作,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叱立群后来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素质,另一方面也是在贯彻领导的意图。
接见很晚才结束,办公楼里的人几乎都下班了,剩下的几个人和我们一同乘电梯下楼,不料电梯刚下了几层就卡住不动了,里面虽然有电话,却没有求救的电话号码,幸好在同乘一个电梯的人当中,有一位行政科的干部,他直接打电话找到了值班的修理工,才使我们不至于被困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刚刚走出电梯,李源潮书记正好也从另外一个电梯里出来了,居然为此连连向我们道歉。到了门外,天已全黑了,但有了玉琴的陪伴,我再也不用为看不清归途而一筹莫展了。
名誉顾问中有一位是郑渊洁的好友杨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断层以后,各方面都显现出对知识的迫切需求,许多函授大学应运而生,但是规模都有限,独有山西的杨宗,办得红红火火。因为学员越来越多,干脆将函授的内容印成期刊的形式,分寄给学员,发展成全国唯一的“刊授大学”。杨宗答应全力支持《童话﹒故事﹒小说》的出版,我和他多次见面,留下很好的印象。
为了抓住创刊的契机,争取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又去拜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特殊教育教研组的朴永馨教授,他与李牧子同为中国特殊教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听了我们的介绍,同意以中国特教会的名义,为《中国盲童文学》的创刊写贺词。通过黄乃先生的介绍,我们从国家教委特教处也获得了一篇贺词。我们还向滕伟民提出申请,他很快就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名义写了贺词。宋庆龄基金会的江进文秘书长也应我们之请,寄来了贺词。
经郑渊洁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小朋友》杂志的主编辑金逸铭,他已答应担任《中国盲童文学》的编委,现在进一步请他担任刊物在上海的联络员,负责与上海盲校协调印刷出版事宜,使我们与盲校的合作更加规范化了。
1985年9月24日,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和金逸铭以《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的身份,会见了上海盲校校长杨美英、教务主任陈洪芬和印刷厂的负责人徐泾平。但这既不是谈判,也不是磋商,只是老友重逢,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分工。
经过我们共同研究,《中国盲童文学》将免费赠送给全国所有的盲校、盲聋合校和特殊学校的盲生班,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资料,算来算去只有46所盲校。我们决定根据各校的盲生人数按比例寄赠,每期只印360册,创刊号为了要分别寄赠各主管部门和盲人中的知名人士,多印了40册,共计400册。我们的编辑部负责组稿、审稿、编辑,向印刷厂提供普通文字的稿件,由他们负责译成盲文、印刷、装订和寄发。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盲文出版物都由盲文纸印刷,这是一种深棕色的、质地比牛皮纸还要坚韧的专用纸,很不美观。在我的坚持下,《中国盲童文学》的封面决定用铜版纸彩色精印,要求画面色彩鲜艳,轮廓简明。
经费是一个令我特别发愁的事,杨美英知道我们的窘境后,很痛快地答应,编辑部只要负责提供稿件和支付封面印刷的费用,其他全由上海盲校负责。
设计封面的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家刘凤展,他用自己擅长的剪纸艺术,为创刊号设计了一艘正在扬帆远航的古船,预祝《中国盲童文学》前途无量。当时我对印刷方面的知识甚为缺乏,只凭一股热情,印数如此之少,还要求每期更换一个封面,而且都由刘凤展设计。1986年因为是虎年,第一期的封面是两只充满稚气的小老虎,举着一个大红灯笼,十分可爱。后来我到美国访问,看见这期盲童文学还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分显眼的位置。另外几期封面,一幅是鲜花簇拥中的我们的徽记,两支象征着社会各界的大手,呵护着一个盲童,象征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另一幅是坐在月牙上吹笛子的小姑娘,清新而浪漫,令人充满遐想;还有一幅是米老鼠、唐老鸭、大耳朵小象和长鼻子木偶的头像,都是孩子们喜爱的童话主人公。每期只印几百份的盲童文学却期期都要换封面,今天看来实在是个离奇可笑的错误。但是由于大家对我有一种特殊感情,谁也没有提醒我,只是不辞辛苦地画,不辞辛苦地到处求人印刷。直到最后他们的面子都用尽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我才答应将封面改为每年更换一次。
二、长者祝福
巴金先生是我十分崇敬的长者,为了争取他当《中国盲童文学》的名誉顾问,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不料竟收到一封长长的回信,言辞恳切,虚怀若谷,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代宗师的崇高品德,他的祝福激励我终生不敢懈怠。现将我给巴金先生的信和他老人家的回信附录于下。
徐白仑给巴金先生的信
敬爱的巴金伯伯:
您好,请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信。
我是1955年毕业的大学生,一直在北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71年由于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双目几乎失明,被迫放弃了心爱的专业。打倒“四人帮”后,我痛感濒于崩溃边缘的决不仅仅是经济,决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争取为新一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一点工作。弃工习文,一切从头开始,对我来讲是很艰难的。正当我开始有些入门的时候,一直含辛茹苦地支持我的妻子,又于去年春天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现在我所有的,只是一只视力不足0.05的病眼,和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
一年多来,我整日以泪洗面,悲痛欲绝。当我从沉沦中开始复苏的时候,推己及人,我想到了那些自幼就失去光明的盲童。14年来,我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所以能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坚持至今,主要应归功于年轻时代受到的启蒙教育。就这样,我还会常常感到腿软,而那些不幸的孩子们未来的道路还长着呢,如果不在开始树立人生观的阶段,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将来的生活该怎么过呢?因此我决心献出余生,为他们创办一个文学刊物,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心中燃起一团理想之火。
是的,我很清楚,一个十几年不上班的半瞎子,忽然向社会伸手募捐,说是要创办一个刊物,很可能被人看作白日做梦,困难一定是很大的。但是我不怕,我已经和命运拼搏过两次,每次都遭到了迎头痛击,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狠,我愿将剩下的时间再和它作一次较量,不论成败如何,我也就算没有枉来人世一遭。
《中国盲童文学》的宗旨是:对盲童进行理想教育,通过各种优秀的文学作品,陶冶心灵,丰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给盲童以温暖、欢乐、希望和自信。在我的热情支持者、童话作家郑渊洁的倡议下,我们还准备创办一个供健康孩子阅读的姐妹版《童话﹒故事﹒小说》,目的是促使他们了解盲童,关心盲童,帮助盲童,用千万颗火热的心,去增强那些不幸的同龄人和命运拼搏的勇气。
您是我们景仰的长者,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我代表编辑部全体成员,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地请您屈就两刊的名誉顾问,并且在创刊号上对广大盲童和关心盲童的健康儿童,谈谈对他们的期望。
早就听说您身体欠佳,本不该用这样长的信来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但拿起笔来就不能自制,总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您倾诉,求您指教。还请您多多原谅。
敬祝
健康长寿
徐白仑 上
1985.7.20
巴金先生给徐白仑的回信
白仑同志:
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您的不幸遭遇、高尚的理想和坚强的毅力,一直在折磨我的心,我不能不常常想:要是处在您的境地我该怎么办?我同情您,我佩服您,我还要说,我也从您那里得到力量,您的事迹鼓舞了我。
我现在也是一个残废人,1982年摔伤以后,我步覆艰难,左腿短了3公分。有时半天才写出一画,有时一紧张手就战抖不停。我也曾订过5年写作计划,时间早已过去,我却只完成一小半的工作。来日无多,我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我需要任何的鼓舞。就在这个时候,您的信像一根鞭子似的鞭策我前进。
您正在做的和计划中的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爱那些需要爱的孩子,让失明的人得到智慧的光,给受歧视的盲童送去温暖,让更多的人关心盲童、帮助盲童的智力发展;特别如您在信上所说,自幼培养孩子们的同情心,帮助他们了解盲童,关心盲童,动员他们以千万颗火热的心来增强不幸的同龄人与命运拼搏的勇气,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业!为了进行这个事业又需要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
请原谅,我在病中写不出你们需要的文章,但我看也用不着我写什么了,倒是我应该向您学习。我祝愿你们的两个刊物《盲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小说》取得成功,而且我相信它们会得到成功,我们社会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刊物。
此致
敬礼!
巴金
1985.8.26
我们又设法拜访了吴运铎同志,他原是一位煤矿工人,接受党的教育,参加了革命部队,为了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刻苦钻研,制造了许多前方迫切需要的武器,并且从无到有建立了好几处军火工厂。他冒着生命危险,试验新制武器的效果,拆卸敌人扔下的未爆炸弹获取炸药,3次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了手指,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右脚,身上伤口一百多处。在养伤期间,他又以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写作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
1985年8月3日,玉琴和一位名叫马丽的编辑陪我一起去拜访吴运铎同志,想由马丽为《强者之歌》写一篇专访。吴宅位于钓鱼台北面一个陈旧的住宅区,不蔽风雨的敞开式楼梯上堆满了破篮烂筐,简陋的程度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吴运铎的儿媳张蓉蓉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经她的指点和安排,8月27日我们来到位于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二医院,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并不属于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吴运铎同志一面吸着氧气,一面接受我们的采访,态度是那么谦和朴实,那么热情诚恳,和我想象中的老英雄几乎完全一样。见到了青春时就崇拜的偶像,我激动万分,拿出了我珍藏32年之久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是1953年出版的繁体字竖排本。吴运铎同志看了看我,就在已经发黄变脆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徐白仑同志共勉。”
几年以后,我在北京工人疗养院重访吴运铎同志,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言谈中仍然充满了把一切献给党的激情。吴运铎同志现在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启示是深远的。他使我明白,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生,是不可以图报的。使我日后在面对一切功名利禄的考验、面对屈辱和清贫时,能够处之泰然,站稳脚跟。
三 、如愿以偿
《中国盲童文学》于1985年12月正式创刊了,共包括7个栏目。《涓涓暖流》传递的是各界知名人士对盲孩子的关怀和鼓励,让整天生活在封闭校园里的孩子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心人在关心着他们。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刊物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到许多重要的贺信、贺词和题词,我们都在《涓涓暖流》里陆续刊出,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分在两期刊出。
《强者之歌》刊载的是古今中外残疾人成功的故事,以盲人为主,目的是告诉盲孩子们,只要肯刻苦努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广阔的。创刊号刊载的是对吴运铎同志和黄乃先生的专访。
《百花飘香》刊载的是小说、故事;《春风竹留》刊载的是诗歌、散文;《彩色的梦》刊载的是童话、寓言。创刊号所载的文章基本上是郑渊洁组织的稿件,后来感到稿费开支太大,一部分改从明眼儿童的文学读物中摘选。郑渊洁在创刊号上为《彩色的梦》写了一篇专稿《皮皮鲁不在家》(中篇连载),写得很有情趣,可惜没有坚持写下去。
《云海轻舟》是杂志中的杂志,刊载一些其他栏目容纳不了而盲孩子又很感兴趣的文章,其中包括歌曲、音乐知识和生活常识;《鸿雁传情》刊载的是书信和征友的文章,创刊号上刊载了中国第一次在残疾人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盲姑娘平亚丽给小读者的信,信中呼吁各地的小读者充分运用这个栏目,在彼此之间架起友谊的金桥。
敬爱的康大姐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盲童文学》的成长,为创刊号发来的贺信中写道:“来信收到,得悉《中国盲童文学》即将创刊,谨致衷心祝贺!为盲童创办文学刊物,为他们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这是一项雪中送炭的好事,理应受到人们的称赞。希望你们这件首创事业获得成功,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
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听说此事,十分高兴,嘱咐长子以他的名义为创刊号题了一段词:“书是一个老师,而且是个百问不烦的老师,随便问它多少遍,书从来不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希望青少年多读书,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鼓励孩子们认真读书。”
团中央书记李源潮代表全国少工委的题词重点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盲童的心灵应该充满着光明。希望越来越多热心于传递光明的人帮助失明的孩子们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自立于社会,有益于社会。”
王鲁光原是部队中的高干子弟,养病期间与邓朴方同住一间病房,志同道合,后来共同创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王鲁光为盲孩子写到:“古往今来,有许多双目失明的人,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古希腊有位大诗人荷马,俄国有位大诗人爱罗先珂,埃及还有过一任国家教育部长,都是双目失明的人。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失去双目,躺在病床上写出了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国著名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双目失明后,创作了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至今为人们所喜爱,所传诵。当今的盲诗人周嘉堤,克服了重重困难,写出大量鼓舞人心的诗篇,出了两本诗集,成为贵州文联的副主席。事实说明,即使双目失明,只要肯学习、有毅力,心中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有为人类社会进步做贡献的高尚理想,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益的人。”
寄来贺信、贺词的还有叶圣陶、冰心、夏衍、吴运铎和黄乃等德高望重的长者。我则代表编辑部在《中国盲童文学》发表了一篇发刊词:
让我们交个朋友吧
亲爱的小读者:
《中国盲童文学》今天诞生了。她很想让你们高兴,讨你们喜欢,成为你们的朋友。但是,她还小,还不大会走路呢。希望你们关心她,爱护她,帮助她快快长大,长成一个你们一会儿也离不开的小伙伴。
命运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太欺侮人了,凭什么不让我们看见那五光十色的世界?!难道我们就这样向他认输吗?不,决不!许多勇敢的人已经为大家做出了榜样。《中国盲童文学》将把他们的遭遇,他们的事迹告诉你们,还要请他们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希望这些小火苗能增添你们的勇气,增强你们的自信,让希望之火在你们胸中越烧越旺。不后退,不气馁,让可恶的命运哭着向我们求饶。
要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只是这些,使你们以为在未来的道路上只有鲜花和阳光,《中国盲童文学》就决不是你们真正的朋友。我们还要经常提醒大家,严酷的现实已决定了你们未来的道路要比一般孩子坎坷得多。只有面对现实,热爱生活,勇于和命运拼搏,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强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深深地爱着你们,殷切地期望你们能成为这样的强者,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盲童文学》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秋
四、心花灿烂
我们还没有收到由上海寄出的《中国盲童文学》,却先收到了杨美英的来信。她告诉我们,从《中国盲童文学》开始付印时起,就成了一件轰动全校的大事。盲生们不停地向老师打听刊物的内容,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版,老校长李牧子几次三番来到学校,希望成为样书的第一个读者。尽管刊物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儿童,可是已毕业的校友们也纷纷来打听,希望能得到一本。
杨美英本来就是感情丰富的人,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的兴奋与快乐,她为促成这本刊物出版而产生的成就感、自豪感是强烈的,她是值得称颂的。陈洪芬也应该称颂,没有她们的倡议和促成,也许这本刊物就不会诞生,也许盲孩子们要推迟许多年才会有自己的刊物。我也深深地感谢她们,没有她们的指点迷津,也许今天我还在苦苦摸索人生的道路。
刚刚读完杨美英的来信,陈洪芬的信就接踵而来。她是教语文的,文笔更好,绘声绘色,使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她告诉我们,刊物印好以后还没有开始往外寄发,高年级的大孩子们便闯进了印刷厂的装订车间,自作主张地开始摸读。车间里的人越聚越多,轰也轰不走,厂长只好把校长找来,校长看着只是笑。陈洪芬在信的末尾热情地写道:“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给盲孩子们带来了温暖、欢乐、希望和自信。”
陈洪芬的信里还附了一张剪报,只有豆腐干那么大,是从《新民晚报》上剪下来的。杨美英将《中国盲童文学》创刊的消息尽力向上海新闻界广为传播,最终只得到《新民晚报》不足100字的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居然上了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引起了大家一阵兴奋。
杨美英和陈洪芬的来信,让快乐充满了小小的编辑部,大家更加热切地盼望刊物的到来。根据世界邮政联盟的规定,盲文读物邮寄是免费的,中国也是如此。因为不收费,体积又大,邮局里的职工难免对它有些歧视。从上海寄往北京,居然花了半个多月,还要我们自己到领取大宗邮件的地方去取。
由于当时对全国盲校的数量和详细地址没有准确的统计,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刊物由上海直接寄赠,另一部分则只好先寄到北京,由我们边打听边寄赠。这个任务又落到了我和玉琴身上。
盲文书又大又厚,交通工具却只有一辆自行车,多亏我们还带了一根捆铺盖的绳子。在邮政工人的帮助下,自行车的车把、车梁、车座和书包架上全挂满了邮包,玉琴在前面推,我在后面扶,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我家的楼下。我们又要一包一包地往上搬,玉琴心疼我,总是要抢着多跑几趟。把邮包打开以后,又要再用牛皮纸一本一本重新分包,写上新近打听到的地址,重新送往邮局,这一切也都要由我和玉琴来做。
《中国盲童文学》出版以后,立即使全国各地的盲生心花盛开,成为全国盲孩子的福音。有的学校因为人人争着想读,刊物数量有限、供不应求,干脆召开全校大会,由老师一篇篇念给大家听;有的学校把它分发到班级,作为对好学生的奖励,谁表现得好,谁就可以先读;有的老师别出心裁,把《中国盲童文学》发给了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他由于自卑、胆怯,对学习缺乏信心,摸读速度跟不上教学进度,拿到盲童文学以后,丰富的内容深深吸引着她,越摸越有趣,越摸越想摸,在不经意中大大提高了摸读速度。充满热情的信像花瓣似的飞向设在我家的编辑部,有盲生写的,有老师写的,也有家长写的,斗室里在隆冬中充满了春意。
在开始酝酿刊名的时候,我最早想起的名字是《心中的乐园》,希望通过这个刊物和盲孩子们讨论,什么是欢乐?怎样才能欢乐?希望通过各自的亲身经历,学会勇敢地笑对人生。现在《中国盲童文学》的英文名字仍然叫《欢乐颂》(Ode to Joy),贝多芬在双耳失聪以后,仍然热情地歌颂人生的欢乐,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残疾人应该学习的精神。
这是梦,又不是梦,梦在醒来之后就会消失,只留下模糊的记忆。梦想与理想不同,是一种超乎现实的理想,像梦幻一样难以实现。但是我们实现了,仅仅经过8个月的努力,就梦想成真,叫我怎能不欣喜若狂,思绪翱翔。
我想象着盲孩子们拿到《中国盲童文学》时的感受,品味着他们受到关爱时的满足,品味着他们受到鼓舞时的欢欣,而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还要一期一期地办下去。他们今天品味到的是涓涓的暖流,今后我们会引来如潮的春水,滋润他们的心田,浇灌他们的心苗,使他们在温暖、欢乐、希望和自信中成长,一个个都长成自强不息的参天大树。
失明以后,我第一次想歌唱,歌唱人生的欢乐!我要歌唱我的失明,只有失明了我才会感受到盲孩子们的需要。我要歌唱中年丧妻,只有为了告慰亡灵,我才会走上为盲孩子献身的道路。我要歌唱家破人亡,冰冷破碎的家使我义无反顾。我要歌唱今天的成功,我要唱尽心头的痛苦。我要歌唱,我匍匐在益陶灵前放声歌唱,唱得热泪盈眶,唱得泪流满面,唱得嚎啕痛哭。这时,又有一颗体贴的心,一只温暖的手,将一条浸满温馨的热毛巾递到我的手中,还在我手背上滴下几颗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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