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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滴血奔波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二章 滴血奔波
一、忍辱茹苦
一个寂寞的孤魂在茫茫尘海中漂流、漂流,不停地漂流,不知何处是彼岸,不知何处是归宿。自从1971年坠入苦海,经过一段颠簸,益陶用至爱营建的小家庭成了我停泊的港湾。我躲在这儿追求理想,埋头写作,偶尔试探着划向尘海,稍经风浪,稍遇挫折,只要躲进港湾,就立即风平浪静,迎接我的永远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安慰。益陶就像奶牛,咀嚼着苦涩,挤给我们父子的却是无比的甘甜。如今我在父母慈爱的港湾稍事休息,为了更高的理想,重新投入了惊涛骇浪,在风口浪尖漂流,平静的港湾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
一个55岁的盲人,一个被妻子柔情呵护了13年的老盲人,今天拄着一支盲杖,从避风港里驶向茫茫人海。外界的一切对我已太不熟悉了,公交车的路线变了,站台的位置变了,想找的不熟悉的单位不知在什么地方。由于过去生活环境的封闭和单一,我甚至不知道当今社会应该怎样待人接物。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捧出一颗淌血的心,一次次揭开尚未愈合的伤疤,用痛苦的经历来证明自己的真诚,证明自己为盲孩子编写一本刊物的心愿。但又有什么能证明,一个白发苍苍、双目失明、衣衫褴褛、言语不清的人确实有创办一份盲文杂志的能力呢?
我不断地去找一切我能打听到的,与盲、残、少儿有关系的机关和单位,有时连传达室这一关也过不去,有时则被人当作一个白日做梦的傻子,客客气气而十分坚决地逐出门外。有一次当我赶到一个单位,已是午休时间,我忍着饥饿向一位中层干部倾诉衷肠,他半眯着眼斜靠在沙发上,一边剔牙一边听,后来居然睡着了。
几经周折,我终于打听到了一家专门面向儿童的著名基金会,工作人员全是女性,处事也带着女性特有的温和和体贴。接待人员耐心地听我倾诉,边听边作记录,甚至掉下了同情的眼泪。听完了之后,立即告诉我,主管书记今天正好在基金会,相信会支持我的申请,说完就走了。我满怀希望地等了半个多小时,那位女干部才涨红着脸出来了,很过意不去地告诉我,领导认为目前全国各地递交的申请很多,健全儿童的问题还照顾不过来,暂时还顾不上盲童。我急切地问:“是不是可以让我当面向她汇报一下,也许她会改变看法。”那位干部抱歉地告诉我,领导已经走了,今晚要陪外宾吃饭。
当时人们的道德还没有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市井百姓说话时总离不开“他妈的”、“你他妈的”,连幼童也都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就更谈不上了。有一次我从中关村到白石桥的电车总站去换车,费了好大劲总算挤进了车门,可是上不了台阶,影响了车门的关闭,一个小伙子说了句“去你妈的”,用胳膊肘狠狠搡了我一下,我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电车便在一阵哄笑中开走了。有一次我从东直门回家,本想乘车到西直门,却看错了车牌上错了车。到了前门,小腹疼痛难忍,连忙钻进一条胡同,到处向人打听厕所,小商贩们看见一个瞎老头如此着急,觉得十分好玩,把我一会儿指向东,一会儿指向西,我捧着肚子来回奔波,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作弄我,只好哀声求告,才知公厕就在眼前。
有一天听说北京市政协正在开会,有一位政协委员十分热心公益事业,我急于在会议开始以前见到她。在挤地铁时一脚踩空,右脚陷进了车厢与月台之间的缝隙里,摔倒在月台上,车厢下的钢板卡住了我的小腿,如果列车开动,钢板就会像一把钝锯,使我成为双重残疾,幸好我当时的反应还算灵敏,在一瞬间把右腿抽了出来,才躲过了一场大祸。
当时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从中关村到城里办事,一去就是一天,到处都是人生地不熟,常常要靠嗅觉才能找到公厕,找到后还要站在门外,仔细辨别进去的是男是女。肚子饿了,上不起饭馆,只好买个馅饼,站在路边干咽。后来我只要出门在外,干脆整天不吃不喝,像只骆驼。
我打听到了宦乡先生的地址,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解放前夕他是我父亲办《文汇报》的得力助手。我父亲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和他无话不谈,特别是在《文汇报》一次又一次面临国民党变本加厉的威胁利诱时,我父亲都要和他共商对策。解放后英国虽只和中国维持了最低级别的外交关系,却是我国和西方沟通的重要渠道。宦乡先生被派为中国驻英临时代办,成为我国派驻西方的第一任外交官,后来又历任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首任驻欧洲共同体大使,现在已退休多年。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也十分同情我父亲的遭遇,不断地问长问短,回忆往事。他的真诚感动了我,于是更深地揭开尚未愈合的伤疤,细细地向他诉说我失明以后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来我担心天色太晚,会辨不清回家的道路,谢绝了他的晚饭,就匆匆出门了。由于神经受到过度的刺激,走到胡同里竟分不清东西南北,在冷风中愣愣地站了很久很久,才使自己没有哭出声来。
二、遥享父荫
在筹资屡屡受挫,挂靠无路可寻的情况下,我慌了,想起了父亲的至交叶圣陶先生。在“反右”以前,他们交往甚密,与著名翻译家郑振铎、浙江作协主席宋云彬被誉为“四大酒仙”,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友谊非同一般。郑先生因参加亚非会议时遭暗算,宋先生被划为“右派”后音讯全无,只有叶先生还健在。我没有想麻烦父亲,通过李小文找到了正在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叶至善,他是叶老的长子,听了我的诉说十分同情,不久我又亲自拜访了叶老。老人家已年过八旬,住在一个古朴的四合院里,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听到门口站岗的解放军的通报,竟走到院子里来迎我,称我为“世兄”,亲切地问长问短。根据他老人家的分析,此事必须直接找两位关键人物,要我写两封信,由他批转,一封给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一封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
康克清是朱德元帅的夫人,与叶老同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她的革命经历和对儿童的热爱,受到举国上下广泛的尊敬和爱戴,被亲切地称为“康大姐”。她收到叶老的信以后,很快就批转给崔乃夫和邓朴方。
崔乃夫是民政部部长,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是民政部下属的一个局级单位。1985年5月25日,协会的主席林太、副主席滕伟民奉命登门拜访。在我狭小而贫寒的斗室里,第一次接待如此高官,真是受宠若惊、蓬荜生辉。听了我的汇报后,林太把我想办盲刊的事交滕伟民办理,从此我和滕伟民开始了延续几十年的交情。
滕伟民原是一位神经科医生,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失明了,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号召下,很快当上了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副主席。他听了我的申请后,十分热情地表示,一定大力支持。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过了一个星期,他来信告诉我:“盲聋哑协会党组开会讨论了你的挂靠申请,决定不予接受。”我深知“党组的决定”是什么份量,火热的期待一下子掉进了冰水里。
在处处碰壁以后,我又想起了父亲的另一位好友费孝通先生。他和钱伟长先生以及我的父亲被尊称为“民盟三老”,也都是著名的大“右派”,他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听说他住在民族学院后面的家属区,我就冒昧地闯了去。当时民族学院校门北边的一片空地刚刚准备兴建新楼。那天大雨刚停,到处都是积水,也许是我没有听清楚指路人的意思,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视力太差,竟糊里糊涂地闯进了这片沼泽。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泥潭,躲也躲不开,绕也绕不过,在泥浆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了很久,后来完全没有办法了,干脆不顾一切地走直线,走到费老的家门口时,凉鞋已没了模样,成了真正的“泥腿子”,就这样走进费老铺着地毯的客厅。
费孝通先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听了我的倾诉以后,立即给邓朴方写了一封亲笔信:
朴方同志:
我的老朋友徐铸成同志的公子徐白仑同志来谈,他愿意为盲童的教育提供力量。他本人是盲人,对盲童有深厚感情,又有文学修养,他想办一个盲童刊物。我深受感动,因之愿意替他向你申请援助,请斟酌考虑是幸。

邓朴方收到康大姐和费孝通先生的信以后,派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教部主任刘刚奇接见了我。讨论仍然十分艰苦,关键不在于全国的盲孩子是不是真正需要这本刊物,而在于怕我要求长期支持,难以持续资助。最后答应给予一次性资助,具体数目经请示领导后再作决定,款项要等我有了刊号和账号后才能拨付。
经过多方求援、多次碰壁以后,终于盼到了宋庆龄基金会常务副主席吴全衡同意接见的通知。1985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刚刚6月6日就阴云密布,一阵阵凉风预示着一场倾盆大雨即将降临。我走在清晨阴暗的大路上,几乎很难辨别眼前的一切,我犹豫了,畏缩了,几次想逃回家中,但是想起这次机会是多么难得,我横下一条心继续向记忆中的公交车站走去。心中默默地想道,若大雨把我淋成一只落汤鸡,也许这样更会引起别人的同情,更增添一份获得资助的希望。
跋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摸索到了位于后海畔的宋庆龄故居。暴风雨并没有降临,迎接我的却是吴全衡老人阳光般的笑容。于是我又捧出自己尚在滴血的心,揭开尚未愈合的伤疤,仔细诉说。吴老十分动情,当即表示一定给予资助,要我回去向宋庆龄基金会写一份正式申请。她还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实力雄厚,胡德华与她在全国妇联共事多年,她要去为我们争取资助。
我穷了半辈子,从未见过大钱,只知道打一个电话要少吃一个馒头,向外地寄一封信比一个油饼还贵。我算了又算,考虑再三,壮着胆子提出了一份4000元的申请书。后来向曹国辉、郭建模请教,才知道实际的需要远远超过此数。我赶忙打电话给吴老,希望再增加一些,吴老笑着向我解释,从来向基金会的申请,只有多要少批,不可能少要多批,我的申请已经通过集体讨论,全部照批,现在无法更改了。申请书寄出不到一个星期,基金会的秘书长江进文就通知我去领款,也要求正式的银行账号。
当我专程前去感谢的时候,吴老告诉我,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前一直在香港工作。1949年在潘汉年、夏衍的领导下,从香港护送一批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到北京,筹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建新中国,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她那时只是个打着两条小辫的年轻干部,也许我的父亲已不记得她了,但她对我父亲的道德和文章,至今仍十分景仰。
吴老回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协助康大姐从事关爱儿童的工作,是她最主要的助手。吴老从国际的高度向我讲述了儿童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国儿童的现状。她很清楚,中国的残疾儿童事业十分落后,特别需要有心人、有志者去关注。
吴老从此以后,不断给我关怀、指导和帮助。吴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的夫人,与黄乃先生同住在一幢楼里。到了吴老的晚年,记忆力极度衰退,很多熟人都不认得了,还常常把黄老误称为“白仑”。对我的关爱,使我终生难忘。
三、多方求援
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编辑、出版的筹备工作。早在益陶去世以前,我就经王多多介绍,认识了童话作家郑渊洁,当时他还是工厂里空调机房的一名工人。解放以来,童话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小猫小兔、狐狸老虎,但说的是人话,干的是人事,只不过是通过它们的嘴巴讲些老师们早已讲过的道理。郑渊洁以他特有的童心、童趣,根据孩子们好奇、淘气和好幻想的特点,写出了不少清新的作品,深受小读者的喜爱,屡屡获奖,成为童话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约王多多、郑渊洁一起商量如何创办一本盲童刊物,并介绍了与上海盲校朋友们商定的构想。郑渊洁当时已创办了一本名为《童话大王》的月刊,全部由他一人自编自写,工作十分繁重,但仍然表示愿意参加筹办这本《盲童文学》,并且建议在刊名前冠以“中国”二字。我知道中央早有规定,无论什么机构、场所、产品或报刊的名称,如果要冠以“中国”二字,必须经过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担心批不下来。郑和王却说,反正是在为盲童办好事,谁也不便于从中挑错,很快我们便决定了刊物正式的名称为《中国盲童文学》,一直沿用至今。
郑渊洁还建议,同时创办一本用普通文学印刷的刊物,作为《中国盲童文学》的姐妹篇,名为《童话﹒故事﹒小说》。我当《中国盲童文学》的主编,他当副主编;他当《童话﹒故事﹒小说》的主编,我当副主编。两本刊物用同一个编委会,邀请同样的名誉顾问,编委会由郑渊洁组织,名誉顾问由我邀请。编辑部总共只有4个人,除了郑渊洁和我以外,一位是郑的助手小刘姑娘;另一位是我的助手纪玉琴,她原是一名教师,从我开始投身盲童教育事业以来,一直在协助我工作。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盲童文学伴我成长》,描述创刊20年来,我如何在办刊过程中,从无私走向无畏。不能只说是我们创办了《中国盲童文学》,实际上,《中国盲童文学》也在伴随我和玉琴一起成长。
在西直门外新华印刷厂的家属院里,我拜访了中国盲文出版社刚刚退休的社长曹国辉。他在16岁时就担任了儿童团团长,曾在《晋察冀日报》和邓拓共过事。担任盲文出版社社长以后,对盲人和盲人事业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名片上唯一的头衔是“盲人之友”。他以一位老革命的纯朴热情接待了我,向我讲解了有关盲文编辑和出版方方面面的知识,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盲文书刊是用特殊的纸张压制而成的,这种纸张专由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生产,每年由政府下达生产计划,定量定点供应,盲童只能通过盲校买到裁成小张的盲文纸,作为个人,连这种书写用纸也买不到,更不用说出版刊物了。作为压制盲文的模版,马口铁也是由政府按计划供应。
我拜访的另一位是《三月风》杂志的主编郭建模,他的下肢有残疾,是邓朴方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同学。邓朴方创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后,请他来主持基金会的刊物《三月风》,用以争取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理解和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
当时的编辑部正处于组建阶段,办公室设在宣武公园里的一栋平房里。不知为什么,“宣武公园”刚刚更名为“宣武艺园”,连附近的老百姓都很少知道。我拄着一根盲杖,到处打听,一会儿被人支往西,一会儿又被人支往东,最后被人支到了宣武医院,与“宣武艺园”发音极为相似,弄得我哭笑不得。
尽管已精疲力尽,我还是坚持再找下去,终于在一位爱好晨练的老人指点下,找到了宣武艺园,找到了《三月风》的编辑部。首先见到的是后来成为中国残联国际部主任的孙中华,不久郭建模也从外面回来了。他们都很热情诚恳,向我介绍了创办《三月风》的过程和经验,和我一起探讨了《中国盲童文学》的编辑方针,以及各个栏目的设置。由于他们的指点,使我明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刊物找一个主办单位。有了合法的“刊号”,才会领到政府配给的纸张,才有印刷厂敢于承印,才会有出版单位。
经过曹国辉的引见,我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黄乃先生。他是孙中山先生亲密战友黄兴先生的遗腹子,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主要的任务是编译缴获的日本侵略军文件,供党中央决策时参考。开始时油盏里用的是三根灯草,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物资越来越短缺,油盏中的灯草由三根减为两根,最后只剩下一根。黄乃先生在微弱的灯光下日夜加班,高度近视的眼睛终于承受不住了,双眼视网膜脱落,当时的医疗条件使他得不到及时治疗。解放以后,周总理决定送久病不愈的老干部到苏联去治疗,第一批的名单里就有黄乃先生,吴运铎是第二批。吴运铎治好了,黄老却因延误过久,仍然改变不了双目失明的命运。
养病期间,他会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考察了苏联的盲人事业,学会了俄语盲文。回国以后,他总结中国过去各种盲文的优缺点,创建了新盲文,一直沿用至今,他也成为中国盲人共同崇敬的领导人。
黄乃先生由于双目失明,只担任过副局级的职务,但是因为他对革命的贡献,享受的是部长级的待遇,住在木樨地的一幢部长楼里。
在曹国辉陪同下,黄老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接见了我。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高大魁梧,听我说了失明以后的经历和今后的追求,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大加赞许。他向我描述了中国盲人的现状,痛心地指出,盲人这个群体由于文化太低,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有些知识分子失明以后,宁可受组织和家人的供养,耻于与盲人为伍,更不愿意参加盲人协会的工作,所以盲人的呼声微弱,他们的需要很难得到社会的了解和重视。而聋哑人这个群体的文化相对要高一些,弱智儿童的家长里又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盲人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参加为盲人服务。最后他语重心长地指着墙上挂着的黄兴先生遗墨说道:“笃实,是先父留给我的家训,希望也能成为你的座右铭。”
聆听了黄乃先生的教诲,使我对盲人事业的认识得到深化,使朴素的对盲孩子的爱上升为理性,大大加强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黄乃先生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启蒙恩师。
1985年6月28日,我接到滕伟民电话中传达的党组决定以后,我立刻带着向盲聋哑协会递交的申请书,直奔木樨地求援。申请书只请求主办,保证自筹资金,决不向协会申请人、财、物的支持。黄乃先生听说协会党组没有同意我的申请,要我留下副本,答应当晚由他面交住在同一楼里的民政部长崔乃夫,再帮我申请。
我缺乏办事经验,并没有准备什么副本,黄乃先生建议我拿到马路对面的复印社去复印,立等可取。他说完后想了想又说:“那个地方很难找,还是我带你去吧。”
黄老夫人有事出门了,保姆要晚上才来,于是一个视力极差的老盲人领着一个连光感都没有更老的盲人,为了盲孩子们的幸福上路了。
黄乃先生住的是板型高层建筑,要通过北面长长的走廊才能到达电梯,各家各户厨房的钢窗都开向走廊。我小心翼翼地领着黄老,躲开内侧一扇扇钢窗的棱角和外侧墙根下的花盆菜坛,乘坐电梯来到楼下,再在黄老的口令下,进入木樨地地铁站的入口,走下几十级台阶,穿过通道,又走上几十级台阶。黄老因为日常缺少活动的机会,身体虚胖,血压偏高,此时已是气喘嘘嘘,心理地图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准确,指挥我在路北的小区里左转右转,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打听到了那家复印社,其实我们早已绕着它转了好几圈。等到我们完成任务,达到目的,回到黄老的客厅,心里都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师生的情谊也更深了。
滕伟民对创办盲童刊物是十分热情的,只是因为资历太浅,虽名为协会副主席,实际上是职大权小,常常力不从心。虽然申请书由黄老上呈了部长,我仍担心“现官不如现管”,中途再出变故,决定求见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再当面递交一次申请。领导干部一般都很忙,我自知和他事先预约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他刚上班时就到办公室去堵,面临的难关是如何通过传达室这一关。经过与滕伟民电话“密谋”,第二天早上6时我就从中关村出发,7时50分赶到民政部,滕伟民事先安排一位名叫山惠芬的姑娘在门外接应,我就这样夹杂在上班的人流中混进了民政部大院。山惠芬把我领到林太办公室的门口就赶快溜走,我单枪匹马直闯进去。
协会主席耐心地听我讲述了一遍申请主办的理由和保证,接着又耐心地向我重复地解释了一遍协会拒绝主办的理由,无非是不能为刊物将来发表的内容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尽管我保证不要人、财、物的支持,但是将来一旦办不下去,作为主办单位还是不能不管……
我们正在进行徒劳的拉锯,崔部长的秘书打来了电话,要协会主席赶快去一次。协会主席从崔部长处回来后,答应重新考虑我的申请。1985年7月11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收到了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书面通知,同意作为《中国盲童文学》的主办单位。
黄乃先生为了争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早日做出资助的明确决定,专程面见了邓朴方。7月5日刘刚奇通知我,决定资助5000元,条件仍然是必须有编辑部的开户银行和账号。
为了防止捐款落入个人的腰包,按照惯例,必须汇入受援单位的账号,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和郑渊洁都没有电话,郑渊洁有事就骑着摩托车来找我,我要找他则全靠挤公共汽车。有一次接到郑渊洁的来信,听说北京市作协下属的《北国风》杂志可能接受我们暂时挂靠帐户。我立刻赶到位于西单的作协办公室,没有找到他,又赶往蒲黄榆他的家里,又没有找到。当我垂头丧气地来到天桥,准备转车回家时,夏季的暴风雨突然降临,顷刻之间乌云密布,天色阴暗得像染了墨一样,瓢泼似的大雨使我的视线更为模糊,根本辨不清哪儿是人行道,哪儿是马路,生怕一步之差误闯入急驶的车流。我呆呆地站在暴雨之中,不知所措,奔跑的行人们都忙于躲雨,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也不知道淋了多少时间,直到我浑身冰冷、湿透时,才有一位好心人前来问明原委,把我领上了电车,回到家里大病了一场,高烧几天不退。
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途失明的副研究员候永庚和他妻子的帮助下,我们的账户得以暂时挂靠在化学所的财务处。几年以后,在财务处处长王培荣的帮助下,终于在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了《中国盲童文学》自己的账号。
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玉玺十分欣赏我的决心和毅力,经常尽力给予我帮助,我遇到困难或困惑也愿意找他谈心,听取他的指教。在他的建议下,建筑设计研究院决定捐款2000元,资助《中国盲童文学》的出版。郑渊洁也从北京市作家协会争取到了1000元资助,连同宋庆龄基金会的4000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5000元,这12000元人民币就是《中国盲童文学》的全部家当。
四、情窦重开
我高度近视,高中时就戴上了一副800度的眼镜。本该格外地注意保护视力,却选择了建筑专业,在构思方案时,固然可以大笔一挥,任凭遐思奔放,但是在绘制施工图时,却要求十分精密,最终的结果是双目濒于失明。
当我成了盲人,难以了解外界的信息,难以获取新的知识,弃工习文,重新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更是难上加难,我却偏偏想当一名作家,结果断送了与我相濡以沫的益陶的性命。
当我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在绝望的旋涡里挣扎,在颓唐的幽谷里彷徨。痛定思痛,推己及人,尽管我每次企图与命运拼搏都撞得头破血流,我还是痛下决心,将余生与命运作最后一次拼搏,正像我后来在给巴金先生的信中所说:“不论胜负如何,我也算没有枉来人世一遭。”
我就是带着这种近乎疯狂的心情,从益陶用生命为我筑就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投入茫茫人海,一心想为广大盲孩子的幸福而奉献余生,但是谁又能相信我这个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瞎老头呢?
每当我受尽委屈,折翅而归,只有对着益陶的骨灰盒倾诉衷肠,不禁泪如雨下。这时总有一颗善良的心、一双温柔的手,给我递来一条热腾腾的毛巾。
每当工作上有所突破,在迷雾中看到一线希望,使我欣喜欲狂,习惯性地奔上楼去,想与益陶共享,面对的却只有她那镶着黑边的遗像,我久久地注视着她永恒的微笑,黯然伤神。这时那颗善良的心,那双温柔的手,又会默默地给我递来一杯带着茉莉花香的清茶。我家素来清贫,哪里来的茉莉花茶?不,这份芬芳不是来自嗅觉,而是从心灵深处感到的江南女子的温馨。
记得在1983年秋天,当益陶的病情急剧恶化,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我们父子虽然竭尽全力仍然难以支撑的时候,益陶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聘请玉琴前来护理。玉琴的到来,使益陶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极大的安慰。两颗经历类似苦难的心越靠越近,以致在益陶的追悼会上,玉琴像失去亲人一样痛哭失声。
在协助益融和三弟料理完丧事以后,玉琴尽心尽力地完成了该做的一切,在我们的感激声中走了。但是这个破碎绝望的家庭仍然牵挂着她善良的心,每次抽空去看望我们,看见一个老盲人仍然深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看见一个面临高考的男孩一面思念母亲一面还要照顾父亲的生活,玉琴总要拖着疲惫的身躯,帮我们整理家务。
丧葬结束以后,所有的亲人都走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只能通过邮电传达他们的关切,玉琴成了我们父子最最盼望而又可能见到的亲人。一股亲情在我们和玉琴之间交融,使得她来访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终于不忍离去。
自从我开始筹办《中国盲童文学》以来,由于筹得的资金十分有限,今后还不知道有多少花销,我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四瓣来花,从不敢有一点浪费。我和郑渊洁约定,都不从《中国盲童文学》领取任何报酬,玉琴和小刘姑娘则每月发给三十元。但是工作的压力越来越重,方方面面的筹备工作都要我们日以继夜地辛劳工作,玉琴不得不辞去其他工作,成为不折不扣的专职人员。我的病休工资只有40几元,加上她的30元,要维持3个人的生活实在艰难。那时菜市已经初步放开,中关村南路两旁停满了菜贩们的平板三轮,每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和玉琴赶快下楼,赶在小贩收摊之前,用很少的钱去买他们卖剩下的破瓜烂菜。
当时鸡蛋是凭购货本配售的,每月每户一斤,4口之家每人每月平均不到3个,这已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羡慕。那时运输粗放,每箱鸡蛋运到副食店,必定有几个破的,有的只是壳上有些裂缝,有的流得只剩个蛋黄,这种鸡蛋统称为“格窝”,随到随卖,不必凭本购买。玉琴眼快手快,常能捷足先登,这一天我们全家的伙食就可以大大改善。
当时商店里销售的干蘑菇都是野生的,属于奢侈品之列,非我们这样的家庭所敢问津。但是干蘑菇易碎,混杂着泥土的碎末本该当垃圾扔掉,商店仍将它廉价出售,玉琴把它买回来煮豆腐,又成为我们的美餐。食品柜出售的是中式的酥皮点心,一碰就要掉渣,商店也将它廉价出售,饼干、点心、蛋糕的残渣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杂拌”,使我们在谈笑时又增添了一份乐趣。生活虽然仍是那么清苦,但是似乎有了家的感觉。
玉琴的善良和贤德渐渐地代替了益陶的位置,我回家不再沉默,不再孤单,每天都要向她诉说工作中所遇到的酸甜苦辣。玉琴有时与我一起欢笑,共享喜悦;有时与我一起哀愁,分担烦恼;有时也对我劝勉,为我剖析。在她朴素的语言中,包含着如此深邃的内涵,一种浓浓的知己之感涌上我的心头,常常使我忘却了她的年龄,萌生了爱慕之情。
忘了年龄,并不等于年龄的隔阂真的不复存在。我比玉琴年长26岁,这个隔阂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我也常常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嘲。但是爱慕之情一旦燃起,往往难以自制,何况玉琴又是和我朝夕相处。
有一首名叫《红梅花开》的老歌,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金星英雄》的插曲,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红梅花儿开在野外的小河旁,
有位可爱的姑娘使我日夜想,
心中热烈的爱情使我多痛苦,
我的心里话儿怎能对她讲?
我的心里话儿怎能对她讲!
现在每当有什么活动,年青的同志们常常会起哄,让我唱这首当初单相思的情歌。其实真正能表达我的心情的,是我自己写的《弯弯的月亮》,只因为无人谱曲,无法吟唱。
弯弯的月亮
我凝视着弯弯的月亮,
渐渐进入梦乡,
月牙上已装上琴弦,
等我吟唱。
一曲曲相思,
从我心头涌出,
像汹涌的爱涛,
围绕着玉琴歌唱。
但愿我在清醒的时候,
也能像梦中一样向她倾诉衷肠。
我凝视着弯弯的月亮,
渐渐进入梦乡,
爱神已在月牙装上弓弦,
鼓励我勇敢地把它拉满。
像丘比特那样将箭射出,
让我的心与玉琴紧紧依偎,
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直到地久天长。
但愿我清醒的时候,
也能像梦中一样向她倾诉衷肠。
不知道这就是爱情。见到我的情书以后,一封封都偷偷地反复阅读,十分喜欢,只是她也十分害怕面对年龄的鸿沟,不敢对我有任何回应,只是把情书深深地珍藏。
在此以前,玉琴偶尔也会忙里偷闲,要我陪她到公园玩玩,实际上是在设法排遣我的郁闷心情。我教她划船,教她照相,看着她活泼可爱的动作,听着她爽朗而略带稚气的笑声,不由得也会从心底发出久违了的欢笑。自从我每天默默地向她递送情书以后,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工作仍然很忙,我会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约她出游。尽管工作并没有比以前更忙,她却总会带着几分女孩子特有的矜持,约上三四回,顶多答应一回。当然去的地方不是花前,就是月下。
其实我们的心早已在渐渐地靠拢,玉琴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不再贪玩,不再好奇,周围的湖光山色,近旁的双双对对,都在默默地提醒,我们是一对情侣。
我们从过去经历的种种趣闻轶事说起,渐渐地触及灵魂深处。古语云:“人生难得一知己。”在寂寞的人生路上,高楼林立,邻里如同陌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尚在建立之中,人与人之间拉起了防护的网,建起了阻隔的墙,如同生活在心灵的荒漠。其实,在“小报告”盛行的“阶级斗争”时期,人与人之间也同样不能敞开心扉。自从失明以后,我在人世上能得到的最好待遇是同情,是怜悯。走上盲童教育之路以后,又增加了几分理解,甚至尊敬。但是谁又能有时间静下心来听我倾诉?谁又能有闲暇和我促膝长谈?如今我有了玉琴,两颗饱经风霜的心在不停地交融,有时似乎已融为一体。两颗博爱坚毅的心在不停地碰撞,激发出无数理想的火花,金光四射。玉琴虽然还没有接受我的求爱,我却已得了一位红颜知己。
尽管我已作了最后的生活选择,不再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决定尽毕生之力使每一名失明儿童都能生活得有价值,但是我的心灵并未真正进入无私无畏的境界,而是出于一种近乎狂躁的状态。日以继夜,不顾一切的四处求告,每当我受挫,真诚地捧出一颗淌血的心,得到的往往却是冷漠与屈辱,回到家里总会扪心自问:“你的心还在淌血,又何苦为他们的幸福如此劳碌奔波!”
这时候在我内心的深处,常常会感到,似乎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向我说:“你并不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你曾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生活了40年,有过事业和家庭,如今还有病休工资,还有儿子和众多亲友。而那些自幼失明的孩子们却什么都没有,你最能感受他们的痛苦,最能理解他们的需要,是帮助他们最合适的人选,不可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把这种感受告诉了玉琴,她也告诉我,每当她感到我的工作这么艰苦,前途那么渺茫,而自己还有许多家庭的责任没有完成,好几次产生了离我而去的念头。这时也会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召唤,要求她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为不幸的苦人。
我们都不知道这命令来自何方,但是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了。在撒播爱的种子的同时,也进一步培养了我们之间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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