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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告别彷徨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一章 告别彷徨
一、彷徨复彷徨
在开往八宝山的灵车上,我坐在灵柩旁边轻轻地抚摸着死一般黝黑的外壳,低声叮咛:“陶陶,安息吧!如果住不惯你就回来,我永远会在家里等着你。”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忙碌,与益陶生前所在单位讨论抚恤金的数目,研究追悼会上悼词的措辞,甚至租用花圈的数量和遗像的尺寸,都要查阅规章制度,查阅益陶生前的档案。一切全由三弟和益融进行,我除了如痴如狂地哀痛以外,就是让他们领着去确认,去签字。
追悼会很快就召开了,按规格租用了灵堂,按规格组织了参加追悼会的各方代表。益陶静静地躺在花丛中,在人生路上受尽了跋涉之苦的她,显得多么安详。她睡得那么香甜,丝毫听不见我撕心裂肺的呼唤。哀乐声起,按规格进行了应有的程序,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自愿的和被派的,一一列队前来和我握手,有的还说几句安慰的话,最后只留下了十几位至亲好友。
霆儿的冷静使我难以理解,他一路搀扶着我,礼貌地接待各位长辈,一声不哭,我几乎要为此感到愤慨。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听从姨妈的嘱咐,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照料好过于悲痛的爸爸。他一直坚持到和表哥一起将灵柩推到大幕后面,走向火化室时,才放声大哭。
益融走了,三弟回上海了,他们全都要上班 。只留下我们父子,面对这破碎的家,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我整天把从追悼会带回来的遗像抱在怀里,放在枕边,有时还忍不住抱着它翩翩起舞,总希望她的眼角笑得更弯,嘴唇张得更开,从遗容中发出昔日爽朗的笑声。
我从小怕鬼,怕听鬼故事。因为父亲十分欣赏蒲松龄的文笔,寥寥数百字,就可以完整生动地刻画场景,描写人物,讲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在父亲的指点下,我读过《聊斋》。我读得很认真,但丝毫也不喜欢真的会遇到书中美丽善良的妖魔鬼怪。现在我想了,我热切地希望人间真有鬼魂,常常点上白腊,祭上供品,在遗像前彻夜等候。
动物研究所童弟周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曾在法国留学,还见过居里夫人,他们都很欣赏益陶的才华和人品。益陶去世后,童夫人亲口告诉我,她家楼上的一位老科学家每天下午4点多钟,都要下楼站在单元门口,等待送晚报的报童,在那位科学家去世后的很长时间,她还经常从窗口看见他准时出现在单元门口。童夫人是生物学专家,应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的话更燃起我想和益陶再见一面的狂热,我如痴如狂地日夜等待。我担心在人生路上走得太苦的益陶会留恋骨灰堂的清寂,几次三番让正面临高考的霆儿星期天陪我去八宝山,劝她回来,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俗话说梦由心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这样苦苦地思念,益陶竟然从未在梦境中出现,这一定是对我在益陶生前薄情的惩罚 。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我和益陶都十分喜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一段警句:“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自责,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把它奉为至宝,身体力行。回顾往事,我们都没有虚度年华,对祖国献出了无限忠诚,在往昔的峥嵘岁月中,我们也在尽力而为,虽未能建立什么丰功伟绩,也不完全是我们的过错。为什么如今竟落得家破人亡的地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我抬头问苍天,苍天不语,低头问世人,世人讳避。有理想、有追求的益陶匆匆地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忠魂、一堆骨灰 。今天也许还有些人为她的早逝感到惋惜,也许还有些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再过几月,再过几年,一切都会被岁月所冲淡,只有南柯梦未醒的丈夫在永远地怀念。
霆儿在高二那年的暑假,妈妈突发癌症 ,整个夏天都陪伴爸爸往返于从中关村到王府井的探视路上,对学习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高三上学期,又经历了妈妈从病危到去世的变故。他后来告诉我,虽然妈妈一再催促他去上学,但是他坐在教室里一句也听不进去,总在想还能为妈妈做些什么。妈妈临终那天,他心里似乎已有预感 ,整整一天都没去上学,想为妈妈买些什么,但又没人商量 ,最后买了块酱牛肉,把它一点一点剁成碎末,赶在妈妈晚餐前来到医院,连同赤子的孝心一起搅拌在粥里,这就是益陶最后的晚餐。妈妈去世后,霆儿一方面要努力复习功课,追补失去的时间,一方面还要惦记着爸爸,担心再失去一位亲人。每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苦读,有时会突然推开我的房门问道 :“爸爸,您又哭了?”那时我正泪流满面,我真的相信,诚心所至是会有心灵感应的。
由于他顽强地努力,高考的结果还是超过了重点院校的分数线。只是因为他一心要像妈妈那样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报考的是北大、复旦的生物系,考生中高手云集,最后以第一志愿考上了非重点院校的北京轻工业学院与生物有关的专业。霆儿从小生活在中国科学院的环境里,周围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己又是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心气也是很高的。我陪他去报到那天,看见学院的校园环境还不如人大附中,立刻就不想报到了,希望明年再考。我对他说:“爸爸太穷了,你就将就着念吧。”亏得霆儿现在事业上发展得不错,否则我又要为此愧疚终生。儿子上了大学,了却了益陶的遗愿,也完成了我的责任,该怎样打发我剩余的时光呢?
我很想做事,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有一位中学同学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我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为我买一套保温的水壶和饭盒,我就可以每天清晨就背着它走向社会,到公共汽车站去维持秩序,帮助久久挤不上车的老人;到国营副食店,帮着整理因保管不善而腐烂的蔬菜;去帮助残疾人的妻子扛扛米,搬搬煤……可是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在美国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产品,而且他要明年才能回国。
我到设计院去找党委书记王玉玺,希望能让我上班,也许我可以在附设的夜大里当一名助教,和同学们一起听课,然后协助同学理解老师所讲的要点;也许我可以到接待室工作,我熟知设计院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同事和他们的专长,可以很容易地帮助来访者找到他们想请教的专家;如果这一切都不行,我可以到食堂去,帮着洗洗抹布、洗洗萝卜……但是我住中关村,设计院在南礼士路,在往返途中一旦出了交通事故,不仅决策者责任重大,我也会苦上加苦。王玉玺劝我:“你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已有一定造诣,又深刻地感受了盲人的痛苦和需要,是不是可以为盲孩子写些文学作品?”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给我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谁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习惯于妻子帮助的我,感到寸步难行,仍然在尘海中不停地漂流,漂流。
二、折翅而归
29年以前,我像一只怀着凌云壮志的雏鹰,与心爱的人儿又比翼双飞,展翅向祖国的心脏翱翔。漫漫旅程,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多少电闪雷鸣,如今我飞累了,飞残了,与心爱的人儿又阴阳相隔,天各一方,万念俱灰地飞回老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霆儿开学以后,住在学校,逐渐熟悉了校园生活,自幼饱经磨难的他已完全独立生活。在双亲的一再催促下,我回到了上海。那时父母的家已搬到长宁路临近南京西路的一幢新楼,这是上海市政府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兴建的公寓,父亲分到三室一厅,浴厕、厨房、阳台都很宽敞。著名导演谢晋就住在我家隔壁,乘电梯时还可以经常遇到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
父亲理解我的心情,什么也不劝我,只给我一个温暖宽松的环境,让我慢慢愈合心头的伤口。母亲更是百般慈爱,仍把我当幼子一样呵护。
我又回到了儿时熟悉的上海,依靠微弱的视力和过去的回忆,由近而远,一步步旧地重游,不时还要品尝一点上海随处可以买到的精美小吃。生活突然变得悠闲而宽裕。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同学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但是在东吴校训哺育下的同窗情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心中。
有一天,相互间尚有往来的老同学张宗祁和沈善耕正走在南京路上,看见一辆堆满货物的平板三轮,蹬车人是一位身材文弱的中年男子,眼看快蹬不动了,正要拉起衣袖擦汗,忽然看见他们,立即猛蹬了几步,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史久鑫,史久鑫!”张宗祁眼尖,立即大声呼喊。听见有人直呼其名,三轮车无奈地停了下来。原来他是我们高中同学,因为笃信基督,在解放后考入了南京金陵神学院,后来一直在上海当牧师。“文革”时被当作牛鬼蛇神,发配到工厂接受改造,干着力不从心的重活。人人见到他都像见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使他心灵上十分孤独。张、沈二位见到他落到这个地步,从此甘冒株连的风险,经常和他往来,成了后来东吴老同学重新聚在一起的核心。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来看我的就是他们。
还有一些同学分别从不同渠道知道了我回沪的消息,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的遭遇,约定在中山公园聚会,集合地点是静安寺的电车站。除了上述3位同学以外,其他人也都已好几十年没有见面,在电车站居然相见不相识。多亏陪我去的是一位女同学的女儿,当年她的妈妈曾经热恋过我,后来与益陶也成了好友,比益陶早两年去世。她的妈妈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因为医术和医德都很好,慕名前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无论每天工作量有多大,也从不拒绝,以致积劳成疾,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居然耽误了自己子宫癌的治疗,逝世时仅50岁。送葬那天,群众自发送来的花圈竟然在门外排了几百米。回到父母家以后,我最想看的人就是她的女儿。女孩那年正是她母亲和我们同学时的年龄,音容笑貌极为相似,和她妈妈一样活泼可爱。老同学们一眼全都把她认出来了,然后才彼此相认。
当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在都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30年的风霜雨雪,人人都过得很不容易,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的遭遇。后来老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来看我,同窗的情谊温暖着我的心,使我的脸上也开始展现出一些笑容。父亲默默地观察着我的变化,有一天,突然提出要在上海市政协附设的内部餐厅设宴款待我的同学,大家都喜出望外,我干渴的心灵在深深地吮吸慈父的柔情。
为了进一步帮助我从绝望中摆脱出来,恢复对生活的兴趣,同窗好友黄惟卓和他的妻子许梅和决定陪我重回母校。在苏州,又受到了老同学沈同文的热情款待,他已当上了苏州市经委副主任,帮助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同去看望了一位当时最年轻的生物老师,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穿过高高的白粉墙之间曲折的小巷,来到一处小院,叩门进去。邓媛老师已是白发苍苍,仍然记得我这个少年老成的级长。她住的是公婆留下的旧宅,木地板年久失修,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院子里的藤萝架塌了,老人坐的藤椅也快要散架了。邓老师的公公是著名作家程小青,是中国推理小说的开创者,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文革期间被“造反派”逼死了。还有一位著名作家范烟桥,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因为他的小说写的是儿女情长,终经不起“造反派”的分析批判,羞辱而死。还有一位我敬爱的物理老师陆增礽,他是大学教授,到附中兼课,为人谦逊,是一位与世无争、一心钻研学问的专家,竟然也被“造反派”逼得用榔头砸碎了自己的脑壳,含冤而死。
我们回到校园,旧地重游,别梦依稀,楼宇仍在,人事全非。昔日记载着我们学子生活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变得那么黯淡,似乎在诉说着狰狞岁月中经历的往事。“东方威尼斯”也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小河被填,拱桥被拆,残留的几条河滨里散发着腐臭味,看来饱经沧桑的远不只是我一人。
益陶的骨灰盒只能在八宝山存放3年,我很想为她寻找一处永久安息的地方,沈同文派车把我们送到灵岩山,山上的古刹有可以长存骨灰之处。那是一堵面向西方极乐世界的红墙,墙上全是一个个类似佛龛的凹穴,凡是已存骨灰的穴位都已封堵,周边还有一些空穴。因为有沈同文的介绍,老方丈十分客气,向我们遥指山下的清幽,山上的空灵,指点迷津,说这儿正是灵魂安息最好的地方。我动心了,快要下决心定穴了,可是一想到这儿与北京远隔千里,我无法常来祭奠,万一益陶想魂归故里,路途这么遥远,于心实在不忍,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老方丈的善意。
回沪的路上,坐的也是沈同文派的小车,当时的公路很窄,两侧盛开着连绵不断的油菜花,宛如行驶在金色的海洋。一路上黄惟卓向我讲述了自己曾经经历的不幸,以及今天重组家庭、苦尽甘来的幸福生活,潜移默化,发我深省。
三、心灵萌动
我从小受到的是一种宽松的家庭教育,父亲重身教而不重言教。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进的全是寄宿制学校,考大学的院系是我自己选的,大学毕业的工作志愿书也是我自己填的,父亲从不干涉。我这次家破人亡,折翅而归,父亲仍只给我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从不安慰我,也不问我未来的打算。
那时他已78岁高龄,每天起床以后,仍然要伏案工作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写些回忆性的文章,把丰富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合在一起,留给后世借鉴。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除了讲学,还带两名研究生,博览群书,诲人不倦。他虽年迈然不忘创新,他和香港的一位专家在厦门大学创办“新闻传媒系”,把报纸和其他传媒结合在一起办学,当时在国内还是创举,他是该系的第一任主任,经常奔忙于上海和厦门之间。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在日夜操劳,或伏案奋笔疾书,或对学子循循善诱,或与志同道合者谈笑风生。虽然他老人家从未对我有过只言片语的责备,我又怎能整日心安理得地游手好闲?
我又想起了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的建议,想为盲孩子们写些文学作品。我失明已经整整13年了,但很少与盲人接触,对于盲人的事情,除了自身的体验外,知之甚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盲童,要是为他们写作,也许首先应该学会盲文。
父亲知道以后,默默地把我想学盲文的心愿告诉了新闻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上海市盲童学校决定派一位名叫陈洪芬的教务主任每周两次上门教我盲文,真使我喜出望外。
有一天下午,陈洪芬来了,首先给我讲了一点有关盲文的基本知识,让我摸了摸盲文课本。我的天啊!我只感到满手都是比芝麻还要小的凸点,怎么能学得会呢?但是我别无选择,既然盲孩子们用的都是这样的文字,既然别的盲人都学得会,我又凭什么学不会呢?
陈洪芬不愧是位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立即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告诉我,盲文类似汉语拼音,将盲文的结构进行了剖析,6个凸点的排列组合代表不同的声母和韵母。她很快就开始教我学了10个盲符,要我不要想得太多,先从记忆点位入手,临走时还给我留下一个用大头针自制的教具,让我练习触摸。我久久地在苦海中沉浮,这次似乎触及了希望的稻草。我学习得十分努力,这才发现,这不过是门死记硬背的功课,不等教师第二次上门,我已背得滚瓜烂熟,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盲符的学习进展很快。盲文共有52个盲符,学多了常常会相互混淆,陈洪芬又教了不少口诀,只要多下功夫,这一关也就过去了。拼读和标调更不难,有学外语的基础,一学就会。扎写比较困难一些,要用专门带格子的写字板和锥子似的笔。陈洪芬手把手地教我扎写,还让我学习闭着眼睛把盲文纸正确地夹在板上,教我建立“正摸反写”的概念。
最使我为难的是摸读,当时我已53岁,手指的触觉相当迟钝,字和字、行和行常常要串在一起,分辩不清,摸得很慢,还常常出错。陈洪芬看我这笨手笨脚的样子,也就没有对我作过多的要求。她千好万好,不应该在这方面放松对我的要求,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她对我一放松,我至今也没有学会流利地摸读,当然,这主要还是怪我自己。
陈洪芬来的次数多了,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当她听说我有意为盲孩子写些东西,建议我不如为盲童编一本刊物,这更切合盲孩子们当前的需要,并且答应领我到盲校参观,以便对盲生们有更多的了解。
上海盲校的杨美英校长亲自接待了我,这是一所解放前由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学校,解放后由政府接管改为公立,有着很好的教育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盲人的尊重。我自从失明以后,许多热心的亲戚朋友都来看我,安慰我,帮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在他们心目中,早已把我当成一个残废人,即使是在我写的作品发表以后,得到的大部份仍然是同情和怜悯。
在上海盲校,我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真正的平等相待。杨美英校长放下手头的繁忙工作,认认真真地向我介绍学校的历史 ,领我在学校到处参观,一一作详细介绍。回到校长办公室以后,她又诚挚地向我讲述盲生们当前的需要,十分赞许我为盲孩子编一本刊物的想法,表示将尽力支持我实现这个愿望。
杨美英作为一位校长,经常要接待各方面的来访者,接待后还会向他们提出学校的种种需要 ,希望得到帮助,这可能已成为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唯一不同的是,她今天接待的是一个早已被社会视为废物的盲人,由于学校的传统和她本人的素养,并没有因此而敷衍了事,而且认真地讨论了我的愿望。这是我失明以后从未经历过的平等,拨开了我心灵上厚厚的灰烬,使快要熄灭的火苗重新燃烧,从此越烧越旺,使我受益终生。
盲生们全部住校,我参观了他们的教室和宿舍,课桌里除了几本盲文课本和学习用品外,几乎一无所有。宿舍里每人有一个衣柜,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有限的一点零食外,也是空荡荡的。作为一名在学校寄宿的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都会浓缩在他们的课桌里、衣柜里,但这儿几乎是一片荒漠。
杨校长告诉我,全国共有两所印制盲文读物的机构,一所是设在北京的中国盲文出版社,专为成年盲人服务;另一所附设在上海盲校,称为上海盲文印刷厂,除了印制全国的盲文课本以外,每年也出一些盲童的课外读物,这些课外读物全是从健全儿童的读物转译成盲文的。现在健全儿童的读物已成千上万,但是限于经费,盲童读物每年不超过100种,结合盲童教育、针对盲童心理而编写的读物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李牧子在上海盲校担任了30多年的校长,刚刚退休不久,由于他在视障教育方面的造诣,退休后仍担任着全国特殊教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出于对盲孩子们深深的爱,听说我想为盲童办一份刊物,他亲自找上门来,和我恳切交谈,向我讲解了盲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讲解了盲童教育的基本概念,成为我在盲童教育方面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十分珍惜我的这份心愿,认为健全儿童的刊物丰富多彩,可以各有特色、各有所长,而作为盲童的唯一刊物,不能只停留于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更不是用以消闲解闷,而要成为鼓舞盲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四、重上征程
1985年1月,霆儿放寒假了,从北京回到上海和我们团聚。在从未有过的宽裕条件下,和爷爷奶奶、和爸爸一起准备欢度春节。尽管大家避而不谈,但心里却在惦记着一个亲人,远在北京清冷孤寂的骨灰堂里的陶陶。回忆去年今日,父亲为了让儿媳病中能排遣一点痛苦,特地托香港的友人带来一台日本产的14寸彩电,这在当时是十分稀有的珍贵之物。中央电视台刚刚开始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万人争看,到了晚上8时,路上的行人都因而大大地减少了,霆儿自然也极感兴趣。可是益陶那时已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无休止的剧痛搅得她心烦意乱,哪里还有什么心情看电视剧?在她的催促下,我们把电视转移到了霆儿居住的小房。于是,益陶坚持要我们去看《西游记》,我们坚持要在她病榻前照料,直到她病危住院,整个寒假就在相互关心相互体贴中度过。再回想前年今天,霆儿刚刚考入重点高中,我正在忙于撰写科幻小说,益陶忙于准备出国,全家充满了喜庆和希望。回忆往事,恍如隔世,忍不住阵阵酸楚袭上心头,实在忍不住了,就躲到我们父子暂住的小屋,关上门号啕痛哭一场,擦干眼泪再去陪伴年迈的父母亲谈笑。
2月22 日是益陶逝世周年的忌日,1984年正值农历大年初三,灵台设在岳父母家中。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带着重孝,天公流下的泪水在刺骨的寒风中成了雨夹雪。人们都躲在家里过年,霆儿陪着我千方百计找到了一家花店,我手捧一束鲜花,走向北四川路我熟悉的里弄。这是我走过上百遍的里弄堂,念高中时我怯生生地上她家,躲开她父母的目光,说着悄悄话,想和她去看电影,又不好意思,只好把她的妹妹也带上。有一次好不容易有机会约她单独出门 ,一起逛公园,一起看电影 ,玩得很晚很晚。把她送回家里,竟误了末班电车 ,我只好从虹口的山阴路一直走回静安寺的愚园路,足足走了两个小时。上了大学,感谢上苍,使我们都能同在南京,第一年还同在一个校园。在益陶的仰慕者中,我并没有占更多的优势,到了寒假,我去她家的次数更勤了,渐渐得到了她父母和弟妹们的接纳。当我进入益陶的闺房时,父母就会把不懂事的弟妹叫走。有时我还会成为她家的座上客,享受她母亲亲手烹饪的美味佳肴。临毕业前的那个寒假,我和益陶订婚了,婚宴非常简单,只请了双方的至亲好友,就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餐馆。那天风和日丽,毫无隆冬的寒意,我走过种着法国梧桐的小路,走过两边都是石库门的长长弄堂,直奔我未来的岳父岳母家,手捧鲜花去迎娶我的新娘,心情是多么甜蜜欢畅。
今天我又来了,手里也捧着一束鲜花,阳光在哪里?和风在哪里?我亲爱的人又在哪里?我走过熟悉的小路,穿过熟悉的弄堂,过去我每一次都走得那样迫不及待,今天却一步一停顿,一步一迟疑,心里在和天公一起流泪。
她家过去是座富人的大宅,如今由许多人家分住 。我悄悄地叩开后门,悄悄地走上楼梯,听到她父亲熟悉的咳嗽声,老父母都已年过七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使他们更为苍老。
供桌已摆好,岳父母为此专门去放大了一张益陶的照片。和一年前灵堂上的遗容不同,在这张照片里,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妩媚,那么温柔。我们都在默默地祈祷,希望她能像“画中人”的传说一样,婀娜地走下祭台。
亲爱的陶陶,你是为我而死的。自从我失明以后,为了支持我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支持我残而不废有尊严地活在人间,你付出了多少心血,你付出了多少辛劳。如今你走了,我怎能因而将你的至爱付诸东流?在你周年的忌日,我在你的灵前默祷,告别彷徨,告慰亡灵,决心重又走上新的征程。
开学了,霆儿独自回北京,我在父母的身边。一心投入刊物的筹办,当时我对有关盲童的事只知道一些皮毛,从未和他们有过深入的接触,支持我的力量来源于一种责任,来源于由信任而产生的责任,也来源于对益陶遗愿的责任。
在筹备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就找杨美英、陈洪芬请教,多半是打电话,有时也会去盲校。李牧子对此十分关心,时不时地托杨美英向我转达他的建议。
通过他们的帮助,我对盲孩子们的心理开始有更多的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寂寞。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除了家庭就是校园,与外界很少接触,在外界也很少有可以活动的空间,几乎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些盲孩子放假不愿回家,因为在学校里老师对他们都很好,同学们也都合得来,可是回到家里,就会受到周围邻居家孩子的歧视和欺侮。长期住校,亲子关系也变得生疏,父母兄弟都越来越不了解他们,感情上格格不入,使他们在家里同样感到孤寂。这使我联想起自己的遭遇,自从失明以后,尽管我有益陶和霆儿的陪伴,悉心照料,心头最大的压力仍然是寂寞孤单,无人理解,无人沟通。虽然生活的环境不像盲孩子那样封闭,可是健全人仍然用怜悯在我周围筑起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盲校封闭的环境里,盲孩子们聚在一起,盲文的读物很少,课余时间只有收音机和他们做伴,你听到过的我也听过,可以相互交流的内容很少。于是常常顾影自怜,互叹命苦,对自我缺乏信心,对前途缺乏希望,这种情绪成为他们日常的话题,相互感染。这些严酷的现实,一方面为我日后接受一体化教育的理念作了铺垫,一方面提醒了我,使我为自己今后的生活规定了两条准则 :我是残疾人,应该为残疾人服务 ,但决不与残疾人扎堆;我是老人,与老人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也决不与老年人扎堆。这两条准则使我受益匪浅,以致我到今天年近八旬,心态仍然是积极进取的。
有一次,陈洪芬接我去盲校,见到了一位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名叫王叔培,他自幼酷爱音乐,在盲校的培养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解放以后,他和另外一位姓刁的同学一起,写信给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贺绿汀是全国十分有名的音乐家,以他的高尚情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听了他们的志向后,又测试了他们的钢琴水平,决定破例为他们安排一次入学考试。考题的标准与健全的考生一样,只是译成了盲文,考试的时间也酌情延长了一些。他们两人都被录取了,在教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姓刁的同学回到无锡老家工作,王叔培则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如今已是副教授了。业余时间他常常回到母校,为小弟弟小妹妹们作练琴辅导。由于他已经融入了大社会之中,精神面貌与盲校的学生大不一样,开朗乐观,谈笑风生,还不时夹杂些幽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后我在推行盲童一体化教育时,常常以他为例,鼓励合作的朋友们树立信心。他对盲童刊物的创办,也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刊物能鼓励盲孩子们走向社会。
1985年3月下旬,李牧子、杨美英、陈洪芬一齐来到我家,经过坦诚、深入的交谈,共商了出版大计,确定这份刊物是本文学杂志,暂时定名为《盲童文学》,宗旨是“陶冶心灵,丰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给盲童以温暖、欢乐、希望和自信。”这个宗旨后来一直坚持了20年,从未偏离,我相信今后也决不会改变。杨美英承诺,将来刊物的印制由她负责 ,其余的事情就要靠我了。
我开始设计栏目,栏目的名称尽量使用盲孩子们通过触觉、听觉、嗅觉和想象能够感受的内容。为了缓解盲孩子们的孤独感,我设立了《涓涓暖流》,这个栏目准备专门约请各界知名人士撰稿,从不同角度表达他们对盲孩子的关爱和鼓励;第二个栏目是《强者之歌》,将来要刊载古今中外成功盲人的故事,让小读者们知道,只要肯努力,他们面前的道路是宽广的;《百花飘香》刊载小说和故事;《春风竹笛》刊载诗歌和散文;《彩色的梦》刊载童话和寓言;《云海轻舟》则是杂志中的杂志,包括音乐天地和各种知识性的文章;《鸿雁传情》包括一个类似《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那样的信箱,还有征友专栏,希望为各地的盲孩子们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一切实质性的工作还要等回到北京以后才能开始,我变得越来越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日夜焦躁地坐立不安。尽管留恋着慈祥的父母,留恋他们身边舒适的日子,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在“五一”节前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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