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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苦海浮沉

2010年04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第七章 又坠深渊
一、欢乐昙花
大地回春,国家开始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委以重任,在物质上也开始逐步改善。在中关村西南角黄庄的一块菜地上,很快就开始兴建一批住宅。首先落成的是3幢专门为研究所所长设计的专家楼和3幢供中年知识分子居住的小楼,每幢只有一个单元24户,每户有两间卧室,一个可以吃饭的小厅,独用的厨房、厕所,一个储藏室和一个吊柜。在今天看来,面积还是很小的,但是与“文革”期间所受待遇相比已有了很大改善。那时,知识分子不仅要忍受精神上的凌辱,物质待遇也是极低的。年轻人想结婚,首先要申请房子,旷日持久地排队,等急了的只好先结婚。婚后仍然分别住在单身宿舍,到了星期天,让同室的伙伴们全到外面去逛街,小夫妻才能暂度春宵。熬到30出头,才能在单身宿舍里分到一间独用的房间,门口的走廊就成了住户们公用的厨房。我们一家三口能优先分到这样一套卧室全部向阳并有阳台的单元,真是一步登天了。这又忙坏了益陶,为了添置几件价廉物美的家具,城里城外地跑个不停,虽然辛苦,全家人心里都是乐开了花。
在李小文的鼓励下,我整天在阳光下写我的《午夜怪兽》,工作更加勤奋了。这本科幻小说的科学依据全是益陶提供的,她还和我一起构思。故事讲述了坐落在山区的某个生物研究所,由于排出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生长激素,附近地下的蝼蛄长期受到刺激,产生了物种变异,体型越长越大,最后长得像一辆装甲车那么大。食物的来源也从农作物的根系转向树林,大片大片的松树由于树根被它们吃尽而枯死,引起山民们极大的恐慌。蝼蛄的个子虽然长得极大,但仍然没有改变昼伏夜出、在地下挖洞而行的习性,挖洞时附近地面常常因而震动,偶尔半夜在地面出现。人们只敢在远处遥望,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于是天外来客、末日将临、妖魔作祟之类的传说搞得人心惶惶。研究所里的两个小学生受父母的影响,不害怕妖魔鬼怪,勇敢地以孩子自己的办法进行探索,才使真相大白。
初稿完成后,深受李小文和王多多的赞赏,立即决定采用,只是还需要在结构和文字上作较大的修改。自从失明以后,我至少写了60余万字而一事无成,如今区区10万字又何足挂齿,我又充满信心地趴在格子板上从头开始写了。益陶尽管心疼,心里也是十分高兴的,连霆儿也为此兴高采烈,做完作业就要缠着我讲书里的故事。
霆儿在茁壮成长,在学校组织下,考上了海淀区奥林匹克学校。那时学校刚建校不久,尽管缺乏经验,但决不以赢利为目的,招收学员十分严格,教得很好,学不好就会被淘汰。还有一件让我们高兴的事是,在中关村一小上学时,霆儿就被中央体育学院看中,要他在课余去练跳高。每天下午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就要骑车到十几里外的体育学院,傍晚回来虽然很兴奋,但常常显得有些疲惫。益陶不放心,亲自去看了一次,回来就不干了。霆儿学的是当时最先进的背摔式,被选中的只有一名男生、一名女生,运动量很大且不说,教练教了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没人保护的情况下自己练习,一次次越过横杆,肩膀先着地。益陶是学生物的,立刻看出了其中的危险,练习时如果着地的部位偏高,或者没有落在海绵垫上,就会因高位截瘫终生残疾。后来虽然教练一再上门道歉,霆儿也舍不得漂亮的运动服、运动鞋,但最后还是没有再去。到了人大附中以后,霆儿又被海淀区少年体校看中了,让他参加篮球队,一共打了3年球,还经常参加区与区之间的对抗赛。上高中以后,才因功课太忙而中止。
益陶赴德国做访问学者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是去德国,今后要用德语,但首先还是要熟练掌握英语,特别是英语的口语。当时大家主要是利用被电波干扰的“美国之音”学习《英语900句》,父亲得知后,委托在香港的友人买来了原版教材,引得众人的羡慕。后来中央电视台开设了《跟我学》(Follow me)的英语学习节目,每天晚上,益陶刚做好晚饭,就要端着饭碗和霆儿边吃边学。我认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用英语,就不参加他们的学习行列,只是出于兴趣偶尔听上几句。因为所教的内容都与日常生活有关,后来我出国时还真能用上。
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家庭,如今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欢乐。但是无论是我的写作、霆儿的学习,还是益陶自己的进修,一副副担子都悄悄地压在她瘦弱疲惫的臂膀上。她成为“文革”后第一批晋升的副研究员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每天我们父子全都睡下后,她还要抱着大本大本的科研文献细心研读,直到深夜。
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1983年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少年时期因为抗日,随着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青年时期父亲因为争取自由和民主不断受到蒋政权的迫害,我在潜移默化中也学会了忧国忧民。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1950年1月,我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3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对我重新作了客观的评价,决定接收我入党,距离我上大学时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已过了30多年。
二、春蚕丝尽
自从我失明以后,益陶不仅向我献出了全部妻子的爱,还融入了大量母爱。我能做的,她不让我做;她不能做的,要尽力去做。我有一点小病,她再忙也要挤出时间陪我看病、打针、吃药,从不肯有一点马虎;她有了病,总是瞒者、抗着,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点时间。
她早就病了,体力越来越差,常常能听到她微微的咳嗽声。被她宠坏了的我却是那么麻木,只是偶尔问上两句,从未放在心上。
1983年春节刚过,她告诉我脖子很疼,破例提出要去看病,我只是问了问:“是不是落枕了?”益陶原本是事事依赖丈夫、信任丈夫的贤妻,听了我的误导,去找中医按摩,去找西医理疗。由于研究所的工作很忙,她看看停停,停停看看,一拖就是几个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脖子很难转动,常常疼得彻夜难眠,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
我们心里都开始有点害怕了,改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去看内科,有一回她还特地问了医生:“会不会是肿瘤?”一位中年大夫满不在乎地回答:“哪来这么多癌症!”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定心丸,妻子回来告诉我以后,我们还一起高兴了一阵子。
她正在进行一项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研究,研究室的主任要带着这篇论文参加国际会议。会期已经临近,这位主任对她的病痛似乎视而不见,只是不停地催促。山东海洋学院有学生来实习,研究室又分配几个大学生要益陶辅导他们写毕业论文。她更没有时间看病了,脖子越来越疼,半夜常常把我叫醒,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她趴在我的膝盖上,我用双手捧着她的脸,她才能勉强睡上一会,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照常照顾我们父子。
五月初,父亲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年一度的会议。父亲很喜欢这位才貌双全的儿媳,益陶也很喜欢我的父亲,每年父亲刚到北京,她一定会陪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这一次正赶上星期天,她却破例提出:“让霆霆陪你去吧,我想在家歇歇。”
父子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那天天气特别晴好,吃过晚饭我们还在夕阳下散了一会步才回家。京丰宾馆离中关村很远,转了几次车回到家里,已是晚上7点。刚进门妻子就说:“我不行了,快送我去医院。”17岁的儿子立刻搀扶着妈妈,到海淀医院去挂急诊,我只有焦急地在家里等待着。等了很久很久,听见楼下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我立即开门迎了上去,儿子一见我就压低了声音说:“妈妈是肺癌!”我还没有来得及再问,她已扶着栏杆上来了,儿子所说的一切她全都听到了。
命运对我们实在太残酷了,同仁医院的庸医误我,毁了我的一生,北医三院的庸医又误了益陶,又将毁了她的性命。在海淀医院急诊室,医生只用了听诊器,就判明她胸腔已经积水,立刻把霆霆叫到一边,告诉他是肺癌晚期。本来是想瞒着病人,能让她用乐观的心情去接受治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可是残酷的命运在她确诊的第一天,就让她了解了实情。
那时已是晚上9点,我们敲开了邻居的门,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老朱陪着儿子到动物研究所,大门已经紧闭,又转到海淀邮局门口去找出租车,一起直奔协和医院。我独自在家,焦急地等待着天明,天边刚刚显出一抹血色的微光,我就摸索着走向动物研究所,在铁门外又等了很久很久,所里派了一辆车和一名干部,和我同往协和。
协和医院的急诊部面向王府井,新建的大楼则在东单。我们到了急诊部,只见益陶孤零零地躺在担架床上吸氧,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儿子却不知去向,向护士打听,护士也不知道。我们正在到处寻找,儿子急匆匆地跑来了,原来急诊室只能作紧急处理,治病还得看门诊。当时协和的号要天不亮就去排队才能挂上,儿子安顿好了妈妈就赶快到东单去排队,排上队以后向排在后面的人说明原因,又跑回王府井照顾妈妈。一会儿担心挂号排队的人们不承认他,又赶回东单,一会儿又牵挂着妈妈的病情,又赶回王府井……等我们赶到时,他已不知跑了多少趟。
经医生诊断,益陶患的是淋巴癌,扩散成肺癌,因胸腔大量积水,压迫肺叶,呼吸十分困难,当务之急首先是要排除胸水,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治疗。至于能不能痊愈,医生避而不谈,只是强调患的是晚期肺癌。
76岁高龄的父亲也赶来了,心爱的儿子、儿媳又面临如此沉重的打击,父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声音更加苍老,步履更加艰难。在同为政协委员的协和医院专家帮助下,益陶住进了病房。胸水抽了又涨,涨了又抽,病情很长时间没有稳定下来。
整个暑假,霆儿每天都陪我到协和医院去探视,我已回忆不起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吃的是什么?我不会做饭,霆儿也未学过,无非是蛋炒饭、面疙瘩,胡乱对付。想的是什么?在晴天霹雳的轰击下,我手足无措,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著名的协和医院上,每天想的是如何能早一点见到重病的益陶。
每天上午11点刚过,我就催促着正在复习功课的霆儿赶快吃饭,然后急急忙忙赶往协和医院。按医院的规定,要到下午2点病人午休之后才可探视,办理探视手续的窗口早早地就排起了长队,有时要等上半个小时才能领到探视证。我为了领到第一张探视证,能和益陶多相聚些时间,总要在烈日下站上一个多小时。霆儿是个男孩子,不善于用言语来表达对父母的爱。他第二年就要面临高考,高二暑假的复习十分关键,一分一秒对他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但对父亲的要求从不拒绝,放下钢笔就陪我出门,到了医院就拿起书本,下午6点多钟回到家里,又独自苦读到深夜。
每当我冒着酷暑奔波在烈日之下,就想起当年坚持到同仁医院去看我的她。心里有多少深情的话要向她倾诉,可是见了面,看见她强作欢笑地迎接我们,我也只有强作欢笑,一次又一次错过了互诉衷肠的机会。
有时她也给我讲讲病友们的故事,同病房连她一共6人,看上去都那么乐观开朗,谈笑风生,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他们由于好强,不论多么辛酸,都把它深埋在心底,强颜欢笑保持着外表的开朗,和益陶的性格是那么的相似。
三、苦海无边
到了9月初,益陶的胸水基本上被控制住了,改为每周两次进行放射线治疗。实际上她的肿瘤已经扩散,医生也只是尽尽人事而已,但是亲人们却不肯面对这个现实,总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由于病床紧张,协和医院要求益陶改为门诊治疗,而她的身体已十分虚弱,根本不可能从中关村乘公交车去东单。我们只得去求动物研究所,但是他们无论是车辆还是行政经费都十分紧张,也不能答应为此派专车接送。几经周折,动物研究所同意让益陶转院,住进她妹妹工作的和平里医院,每次用救护车送去协和医院做放疗,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这笔费用可以在公费医疗里报销。从此照料益陶的重担便落到了她妹妹益融身上,益融经常为姐姐烹制可口的食物,一有空就来陪姐姐谈心,情况稍稍稳定了一些。但是由于肺癌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剧烈的疼痛日夜折磨着她,使得坚强自爱的益陶也忍不住不停地呻吟。有一次她哀怨地告诉我:“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不痛了。”
从中关村到和平里,乘公交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霆儿已经开学,不可能再陪我去探视。感谢上帝,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来到了我身边,她就是益陶当时的陪护和我现在的妻子纪玉琴。她那时年纪很轻,刚刚用她的爱心送走了一位肿瘤患者,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每天陪伴我去探望益陶、照料益陶。
我的母亲十分心疼心爱的儿媳,尽管已是79岁高龄,仍然坚持要趁父亲来京开会的机会,一起来安慰益陶,益陶自然也十分高兴。见面那天,孝顺的她为了不使婆婆过于伤心,着实打扮了一番。当时协和医院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为了放射科医生治疗的方便,在益陶的右腮和脖颈上用染色笔画了一个大大的蓝圈。益陶在与公婆见面的两个多小时里,始终右手托腮遮挡那个象征癌症的蓝圈,忍住呻吟,谈笑风生。贤德温顺的陶陶啊,这对日夜忍受剧痛折磨的你来讲,需要多大的毅力,需要多大的孝心啊?!高龄的母亲也在强作欢颜,刚走出医院就心脏病突发又回到医院抢救,不久就回到上海去了,再也没能和益陶见上第二面。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除了放疗以外,还要接受化疗,医生认为对益陶来说已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放疗也只做了一个疗程。益陶在离开中关村3个多月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珍爱的小家。益陶的好妹妹在不遗余力地搜寻良方,不久就打听到东北某地从小牛的胸腺中提取了一种名叫“胸腺肽”的针剂,可以大大提高人的免疫力,她千方百计买了来,希望能借此延长姐姐的生命。
听说气功可以治疗癌症,我赶紧陪她到附近的紫竹院公园练气功。见到不少人在跟着一位姓郭的老年女性锻炼,听说她本人就是靠气功幸存下来的癌症患者,现在义务地把经验传授给别人。她十分热情地帮助了我们,还介绍了几位靠气功幸存下来的“抗癌英雄”。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开朗乐观,犹如给益陶和我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我天天清早就陪着她去参加集体晨练,回家以后,又在楼前的小路上不停地锻炼。由于心境开朗,体力活动增加,再加上胸腺肽的作用,益陶的身体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她又关心起霆儿的功课,霆儿很爱妈妈,也明白自己学好功课是对妈妈最大的安慰,强忍着心中的不安,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对益陶询问的一切方面,都能给她以满意的答复。益陶又开始关心零乱不堪的家庭,指导陪护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静静。渐渐地两人成了朋友,交谈由浅入深,两颗心越靠越近,我常常会看见益陶靠在陪护的怀里,默默地流泪。贤德的益陶为了不使亲人伤心,常常紧闭心扉,独自忍受着一切,如今终于有一个可以让她敞开心扉的倾听者。
益陶的妹妹又打听到中医研究院研制出一种抗癌新药,刚刚开始临床试用。辗转托人,几经周折,又把姐姐送进了病房,度过了如今回忆起来最为后悔的一个半月。医院远在东直门,探视制度十分死板,每周3次,每次2小时,多1分钟也不行。伙食很差,又无法送饭,同病房的都是一些无知的人,听说益陶患的是肺癌,就像见了瘟神似的,深怕受了传染。
我每次由陪护陪去探视,益陶总是流着泪希望出院。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益陶的妹妹,谁也不忍心放弃这根难得的救命稻草,努力劝益陶忍受再忍受,希望研制出来的新药能创造奇迹。
不知是由于药物问题还是益陶的病情太过严重,治疗毫无效果。把受尽折磨的益陶接回家时,上次出院后好不容易恢复的一点体力又消耗殆尽,躺在床上几乎没有力气起来。
父亲特地从上海请来了一位中医,据说也是治癌症的著名专家。他不可能在北京久留,号了几次脉,开了几次方,就回上海去了。他用药量很大,其中还有一味人参,当时还是珍贵的补品,不可以轻易入药。于是家境贫寒的我又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动物研究所层层申请,最后将“人参”改为“参须”,才得以从公费医疗中报销。那时陪护只是下午才来,我的视力本来只能用以在街头无目的地闲逛,如今要靠它东奔西走,到处求告,完全力不从心。设计院的朋友听说北京市盲聋哑协会开始为盲人发放盲杖,特地去为我领了一根,是一根漆着红白相间颜色的铁棍,靠着它探路确实方便了许多。但每次回家我都要偷偷地把它藏在门后,出门时再悄悄地把它带上,为的是不让益陶已经破碎的心再雪上加霜。她深深地爱着我,看到我拄着盲杖的样子,一定会心痛欲绝的。
从此,熬药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该放多少水?该煎几分钟?武火煎多久?文火煎多久?哪种药先煎?哪种药后入?如何使头煎、二煎均匀掺和?我仔仔细细一样样完成,用的是手、是心,而不是眼睛。
益陶那时已毫无食欲,只爱吃我给她煮的挂面,放上些糖醋,补上个鸡蛋,才能勉强吃上几口。她去世后,每次“逢七”,我都要亲自做上一碗,供在她的灵前。至于我和霆儿的饮食起居,则全靠好心的陪护照料。
四、依依难惜别
中药在坚持服用,但没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命运对我的逼迫也没有因而稍有放松。临近春节,益陶全身瘫痪,大小便完全失禁。我手足无措,霆儿已是个18岁的小伙子了,要给妈妈擦屎擦尿,他是怎样的心情,益陶又是怎样的心情。要是我能有一双眼睛,又何至于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折磨这3颗已经饱受苦难的心。
亲爱的陶陶,我的妻子,你走得那么匆忙,我送得那样荒唐,以致让我抱憾终生。记得在那最后的时刻,你的病情逐渐恶化,四肢逐步瘫痪,大小便已完全失禁,抽不尽的胸水,无情地压迫着你那满是肿瘤的肺叶,剧痛不停地折磨着你,杜冷丁、鸦片、吗啡……在残酷的病魔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极度虚弱的你,只有将全部的爱集中在牙尖,死死地咬住青紫的嘴唇,才能勉强止住呻吟。你怕干扰快要参加高考的儿子,你怕在我快要被命运压弯的脊梁上又加新的负担。但是,我怎么竟完全没感觉到呢?
我们似乎已能触摸到死神寒气逼人的长指甲,每个阴暗的角落里似乎都能看到它那黑色的长袍。但是,我们谁也不忍心面对这个现实。
有一天深夜,我被你轻轻碰醒,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摸索着把药片和水杯送到你的面前,但是你推开了:“仑仑,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走吧。”没等说完,你已泣不成声。
“我们不能分开,你这一走,我们就永远见不着了……只要你能活着,我们再苦也还有个家,我一定会好好侍候你一辈子……”
我的要求是多么无理,多么残酷!8个月以来,我们苦苦求生,用尽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明知已是癌症晚期,妻子已是求生无望,生不如死,我却为了自己能维持一个完整的家,拒绝了她求死的要求。
这一夜,我们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只是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第二天她变得极度虚弱,病情急剧恶化,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已不可避免,但是谁也不忍心再提一个“别”字。每当我看见她强作欢笑时,我心如刀绞,但也不得不笑脸相迎。我知道,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要互相倾诉。过去,每逢她要暂时出差,都要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情意绵绵,何况永别?我悄悄准备好录音机,接上了话筒,但是怎么也没有勇气拿到她的面前。
益陶的妹妹赶来时,妻子已经一连两天高烧不退,妹妹立刻从她工作的和平里医院叫来了救护车。破旧的车辆在腊月的寒风中疾驶,车厢到处漏风,我急忙脱下棉袄盖在她身上。救护车刚驶入医院大门,护士刚把她的担架从车上抬下,烧得昏昏沉沉的妻子就不停地用微弱的声音叮嘱:“仑仑,快把棉袄穿上。”“仑仑,仑仑,别着凉,快把棉袄穿上!”
日子显得那么短暂,死神已随着钟表的每一声滴答步步逼近。我们不停地照顾她打针、吃药、吸氧、输液,日夜奔忙,却不知道在这比什么都珍贵的时刻说一声“来生再见”。
她发着高烧,有时清醒,有时昏迷,在断断续续的梦呓中,充满了对往事幸福的回忆,充满了对我们父子的眷恋。有一天,妻子的精神忽然有了明显的好转,睡得香,吃得多,她快活地告诉我,试用的新药似乎已经给病情带来了转机。我相信了,当大夫的妹妹居然也相信了,一群苦难深重的可怜人一齐如获至宝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入夜,她逼着已经在医院里守侯了7天7夜的妹妹回家睡觉,叮嘱儿子第二天一定要去上课。快到午夜时分,我在她的劝说下带着一丝安慰躺下了。这一觉竟睡得这样的死、这样的长,我真不知她会在我沉睡时走了。临终时她不断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两个月来一直给妻子带来安慰的陪护慌了手脚,只知道去奋力叫开值班室紧闭的大门。我扑到妻子的身边,声嘶力竭地呼喊:“陶陶,陶陶,我们还没有过够,下辈子让我们再做夫妻。”妹妹说,人的听觉是最后死亡的,她已冷却的嘴角向上翘了翘,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微笑。但愿永远不要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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