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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那片蓝天

2015年06月01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作者_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罗场中学 周洪明

没有父亲,就没有我今天吟诗为文的幸福。——题记

临近周岁,正扶着桌边、椅背蹒跚学步的我,忽然高烧不退。父亲和母亲连忙把我送往区中心医院,待退烧时,却发现左腿已经病变。

四处求医无效,偶然听说临县筠连有两位北京来的医生,医术高明。因犯政治错误,下放到莲花乡劳改。当村长的父亲立即将主持生产的事交付给大队其他干部,背着我前往寻医。

罗场距离筠连县城五十里,从乡下老家步行至街口后,必须乘车才能到达。当时只有高县到筠连一趟过路车,好在开车的卢老车夫是母亲的隔房叔叔,我喊舅公的。为给我们节省车费,车停下后,舅公便打开驾驶室门下来。用背带、翁裙勒紧我在背的母亲在前面往上爬,父亲在背后使劲推举,待母亲在司机座位处落脚,自己再爬。母亲坐在车头大盖子上,双脚放在舅公座位后。父亲双手扶着铁横杆,半躬站在她的左侧,用身子挡着站在过道上的乘客。免得他们在急刹车时前扑挤压着我,尤其怕折伤了那只无力垂吊的左腿。

母亲当天就回家了,父亲带我借住在县城后面一户靠拉马车卖煤炭来谋生的人家,买张草席放在空地上,向主人家借床被盖,就地歇息。也因为钱紧,买的是便宜货,席子上那些劣质芦草头刺疼我,晚上许久都睡不着。于是父亲便用手反搂上我,到筠连县城到处闲逛。我长大后,父亲谈起当时的情景,总是笑着说:“洪明小时候就聪明,不哭也不闹,直往背上爬,嘴里喊走、走。”

每天早晨,父亲背着我,到北京医生县城租住处问诊。得到处方去药店捡齐药后,回租房熬制中药。喂过药后,才煮早饭。吃过,已是中午,他将我收拾好牵着出门,到永定河畔、玉壶井旁边去玩耍。

有天中午,我俩刚走到街道,忽然满街人都往公园方向跑。父亲拉着人问,说玉壶井旁边的铁树开花了,百年才开一次,满枝白花。父亲连忙背上我,跟着人流向前跑去。待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铁树面前时,却未见一朵。原来铁花只开十多秒钟,便自行收住了。

每次父亲说起这事,我总是有些疑惑:天下竟然有铁树,他百年才开一次花,绽放片刻便凋谢了。有次在筠连问文友,得到的答案是:那只是个传说。回家静心细想,我猛然醒悟:父亲是给我未来以希望。我现在写作的诗歌不就是铁树的花朵么?她无影无形地洁白绽放,看似飘渺却饱含真纯,纵情鲜活后又期待重生。

父亲还带我到灯光球场去看排球比赛。只见一个白色球被运动员们托来拍去,就是不准它落地。尽管由于身体原因,我没从事体育比赛,但那种争高直指、奋力争先、团结协助的精神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小的我,并作用在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写作中。

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之中难免增添些许生活经验和零星细节想象。但有点自然是确信无疑的,在我四岁半读小学前那三年多时间,父亲和母亲背着我奔走在城镇医院、乡村名医中间,竭尽全力为我医治病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爱内化成我内心的自信,这对长大后能够正常生活、坚强奋进并取得些成绩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1984年高中毕业,没有被大学录取。父亲与母亲商量后,决定送我到医院去进行矫正手术。每次从宜宾到自贡,我几乎都是乘坐早晨8点过开往成都的那一列快车。

第一次乘车去是9月,那正是大学开学的时候。候车队伍中有许多是去大学报到的学子、家长。父亲同我也在候车队伍中,但我们是去自贡求医的,并不是到大学去报到。父亲习惯地左肩挂着一个白色的化肥口袋,里面装着我的换洗衣服,他在电站建设工地上班的黑色皮包,还有从家中带来的饭盒、水杯等等,他右手紧紧地牵着我,好像怕我丢失似的。

其实那一年我的高考分数是400多分,上了本科线。但左腿自小便患小儿麻痹症,不符合高考体检标准,未能被录取。实际情况离高考体检标准的要求很远,我如果想真正考上大学,必须经过手术才有望实现。另一方面,我渐渐长大了,用左手衬着左腿走路越来越困难,左大腿皮肤经常磨起小泡,以至破烂。几次检查,医生们都说:脊髓有弯曲现象,内脏受到压迫。

下午,我随父亲到了自贡一医院的门诊部。一系列的检查、手续后,我住进了外科楼顶楼即外二的病房,等待手术。之后两年的病室生活,全部是父亲在县水电站建设工地帮工换得的。可以说,我一生的幸福都是父亲给我的,没有父亲的苦心与慈爱,也许,我不会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工作,更不会有今天吟诗为文的幸福。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因此,只在当时的川南中学读完初中,便被迫回家务农。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父亲应该算作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从十多岁便开始任村会计,然后任村长,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了三十多年,是我们镇屈指可数的基层干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不再担任村支书,本可以在家务农,过一下自耕自足的日子。但为了支付我到医院治病需要的费用,他毅然远走油罐口水电站建设工地帮工。

从县城到父亲帮工的水电站工地大约有五公里的路程。父亲每天的任务便是计算工人工资,并从县银行取款发给他们。那些年正值我在县中读书,经常和父亲在一起。他取款后,是放入从家中带去的粗布口袋,扛在肩上便去工地。表面看去,你是不知道他的口袋里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巨款的。尽管有许多工程车进出,但父亲一般不乘,而是步行出入。

有一次,我偶然打开父亲的“钱”口袋,父亲赶忙制止我,说:“不要乱动!赶快关好!这是工地几百号人一个月的工钱,一分也不能少人家的。”望着口袋里重重叠叠的、崭新的、整齐的一百元、五十元、十元的钞票,再望望父亲严肃的表情,我顿时觉得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诚信、踏实、可靠的男人中的代表。

尽管父亲管钱,但他工资并不高。一生俭朴的他几乎把所有的余款都花在了我治病上,甚至有时债台高筑。他一方面要上班,另一方面要牵挂远在自贡就医的我,还要抽空回家照料家中十多份责任地。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父亲是累的,但那时的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的累。

第一次动手术后,父亲见我失血太多,需要食补。就在市场上去买了一只公鸡,从彩灯公园出发、沿自由路步行下去、穿过洞子和东兴寺街道到两公里外的李叔叔家请吴阿姨炖好后,用保温瓶盛着拿来喂。但伤口疼得厉害,不原意吃任何东西,以致于父亲央求我吃点。我依然一点都不尝,忽然发现父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

我立即强制自己喝下一口汤,父亲的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看到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心中暗暗发誓:我的确是个残疾人,但是父亲优秀的儿子。我会如父亲希望的那样,考上大学。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我会!

每年正月初一,父亲便丢下忙了一年的公事和农活,带着我们几姊妹做些大家都喜欢的事。早晨,先将买好的红纸对折成摊开手掌宽的条幅,用菜刀割开。拿出毛笔竹筒,各选支大字笔,放到水中泡软笔毛。从碗柜里择个大粗碗,盛小半碗水,拿出条状饼干样的干墨用力地在碗底转圈磨。待墨水发黑至粘稠态,我们便铺开旧报纸,落笔开练。而父亲则正式写对联,他读过私塾,字习柳体,瘦削而有骨力。大概我在读高中时,父亲便将写对联的任务交给我。我没专门练习过写字,笔画不到家,结构也没有立体感。但他满脸笑容,说:“洪明的字比去年好多喽!但还要努力练哈,字是打门锤哟。”

吃过母亲煮好的包心汤圆,将墨汁已干的对联贴到大门、厨房门、几根荷柱上后,父亲就将我们几姊妹带到几百米处的大队办公室。从木柜里拿出钢板、铁笔、蜡纸,叫我们依次学习在蜡纸上刻字。每人刻满一张后,他端来矮木凳,从木柜顶取下油印机,在大办公桌上打开,放好白纸,教我们推动滚筒,将自己刻的蜡纸印刷出来。开始时,我下笔太轻,印不出字来。然后呢,有些笔画又用力太重,戳穿了蜡纸,白纸上滞留太多油墨。但经过几年练习,我已能刻制出适当的蜡纸笔,印出的字清晰而工整。后来,每年还刻印出新年贺辞呢。父亲将印刷好的纸张带回家,递给来家的亲戚看。有人夸奖说:“今后肯定是当老师的料!”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但父亲只浅笑,说:“娃儿伙,喊他刻来耍。”

父亲喜欢读书,我们家房圈(即农家卧室)竹楼上的三个竹箩篼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父亲、母亲出工做活路去了,哥哥、姐姐不是放牛,就是讨猪草,剩下腿脚不方便的我在家看屋。我热切的愿望便是爬到楼上,随心所欲翻书看。地面与楼层的通道是一张两尺一级的木梯,对我来说,爬上去绝非易事,下来更是困难。之前,唯一上去那次都是父亲用背带背着我才得以完成的。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将楼梯移得斜度最大,手提脚缩,爬到与竹楼平行那级。低头眯眼下望,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但眼帘里已经装进角落那三个书箩篼。于是双手按着楼面,身体向上耸,双脚终于挪到竹楼上。那天,我翻阅了全部书籍,借助瓦沟那块玻璃亮瓦的光线,细细阅读了图画书《农村气象谚语》和小说《红雨》。不知不觉中读了很久,小腹开始有鼓胀感,想尿尿了。但我没有胆量从空荡敞开的楼梯口沿木梯下去,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将一块沟瓦移开,露出一个洞,将尿从那洞屙到屋顶上。

父亲回家后没见到我,大声喊起,我连忙答应。他爬到楼梯口那级,像母鸡护小鸡那样才将我接下来。知道了事情原委,父亲立即喊上母亲,将几箩篼书全部搬到楼下。并将大队配发给他的宽大办公桌腾出一个抽屉,一个竖柜,用来装我喜欢看的书。从此以后,我大部分读书时间都在父母房圈里土墙中间那个木格窗子后、偷夜婆色土漆办公桌面渡过的。

手术后在家养伤、复习迎考的日子里,我被疼痛、压力搞得身心疲惫,有时候不免消极、懈怠。父亲发觉后,专程到县城新华书店买回来写张海迪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和典型事迹介绍《闪光的生活道路》两本书。他轻轻地放在我枕头左侧,说:“你看人家海迪姐姐,下半身瘫痪,还学医、写书、帮助别人。哪个不遇到困难呢?但不管是啥子情况,都要乐观、坚强。只有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父亲的引导和张海迪的故事,让我重新振作精神,躺在病床上也不忘背书、习题和做试卷。结果没有落下功课,来年跨进大学的校门。

读了许多书后,我慢慢开始写诗。过去二十多年,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一定量作品,多次在全国性诗文比赛中获奖,文字入选各种选本。当处女诗集《情感高原》出版后,我拿出一本回到老家,双手递到父亲面前。当时,他已经六十六岁,眼睛不是看得很清楚。只见他用双掌摩挲着封面、封底,就像小时候将手放在我头顶游动那样。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嘴巴嚷嚷让母亲赶快将老花眼镜找出来,戴上后坐在堂屋木桌上一页页地翻着看。彼情彼景,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筠连县城里,父亲背着我去看铁树百年开花未果的场面。我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您放心!那铁树还会绽放出更加洁白的雪花。

过了几周后,父亲来到我任教的学校住处,有点难为情地说:“那些诗歌,好是好,就是看不懂。”我笑了笑,向他介绍了些新诗的特点。末了,他说:“要是能够写本现实生活的书,那该多好呀。”我思考一会儿,答应了他。四年以后,二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坠落与升腾》完笔出版。这部作品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再现中国社会的现状,其中村支部书记形象自然是以父亲为原型而塑造的。带回家给他看了后,满七十岁的父亲满头银丝都是笑意,但他还是说:“洪明,要精益求精。不要骄傲哟,下本书争取写得更好哈。”

前年,我被办公室抽调修县教育志。完成后,随即帮助政府执行主修镇志。父亲听说后很高兴,说那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在搜集材料时,遇到麻烦。我腿不方便,东奔西走吃力。父亲知晓后,自告奋勇承担起本属于我的责任。他赶车到各地,找到在本镇任过职的政府官员,了解当时情况。步行到各个村,询问建置变更、特色经济和人物事迹。用草稿纸纪录、整理、誊好,才交给我甄别、录入。能按时保质完成修志任务,有一半功劳是属于他这位业余资料员的。其实父亲已七十五岁,身体又不太好。每次和我谈完后出门,看见他拿着稿笺纸,从我楼房后面台阶上略显吃力、缓步挪动向上爬的背影,我的眼睛顷刻溢满泪水。

“又是一年西风劲,千树万树雪花飘。”忙完全年公事,我带着孩子,回到老家。蹲坐在父亲、母亲面前,重新听二老摆谈那些神奇的往事。大家笑过,父亲对我说:“洪明,你弟弟修了新房子,这两间老屋归你。”我有些意外,回答:“我有房子的,就一个娃儿,也住不了好宽。”他脸上露出慈蔼笑容:“一个人在老家有块土地,才有着落感。”

我起身离开堂屋,来到敞坝,望着远山层峰叠嶂,心潮翻腾。是的,故乡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守望,而父亲则是老家屋后那株历经沧桑,却又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不论我像片云来去匆匆,他都会透过灿烂阳光或雾霭风雨,递盼给我如丝如缕的牵挂和关爱,撑起头顶上那片蔚蓝的天空。

谢谢你!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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