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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的修养

2014年12月30日 来源:《三月风》

文_张和勇

人的一生很有意思,出生后先长身体,然后开始学知识,再之后就是讲修养了。人的修养与其成长环境、知识积累有很大关系,但知识的多少绝不能等同于修养的高低。修养涵盖的范围很广,内容也很多,不是短时间内突击一下就能提高的,是一辈子都要修炼的事,等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时,人差不多也要死了。

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修养决定着一个人的艺术判断力和审美观。我们知道,修养是文学艺术家不可或缺的,作家讲修养、画家讲修养、音乐家也讲修养,摄影家似乎不太讲修养,这可能是摄影给人的感觉有些简单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个好相机、技术好、人勤奋,就能拍出好照片。其实不然,要想成为一个有思想且能拍出有水准作品的摄影人,有两个层面的修养是不可少的,一是艺术层面的,二是社会层面的。

仅仅从技术的角度说,摄影属于科技产品的使用方法范畴,谈不上人的修养问题。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有一百多年发展历史的摄影,是从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它不像绘画、雕塑、音乐那样有悠久的、独立的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摄影是嫁接在艺术主干上的一个分枝,它的构图学、色彩学、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审美理论体系,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绘画艺术的影子。

谈摄影人的艺术修养,不得不先说一下摄影人对影像的认知,影像认知既是观念上的,也是技术上的。许多人拍了很多年的照片,总觉得拍摄水平不高,没有好作品,这是影像认知能力的原因。换句话说,一个人对影像的认知能力决定着他的拍摄水平。大多数人认为好作品的标准是清晰的影像、合理构图、明亮的色调、生动的情态,甚至认为只有好天气才能拍出好的照片。他们在摄影上花费很多时间和资金,努力地练习构图、抓拍,用心于光影色调,认为这是摄影的核心,而缺乏把摄影放在整个艺术背景中去衡量的能力,必然缺乏对影像和视觉语言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思考。

相机塑造出的影像应该有摄影的独特语言特征,这种语言特征一定是相机感光技术形成的,比如:镜头光圈大小决定的画面景深而产生的虚实效果、广角镜头夸张的透视构成、长焦镜头压缩的透视比例、快速曝光留下的常人见不到的奇妙瞬间、慢速曝光形成的动态效果,以及多次曝光构成的影像组合效果等,都是人驾驭相机可以实现的审美结果,是具有鲜明的摄影特征,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实现的视觉语言,人们为什么不去更广泛地使用呢?这就是对影像认知单一的问题。

摄影人修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作审美,这一修养决定了摄影人去拍什么和怎么拍的问题,拍什么?如果不是因工作需要而必须去拍摄内容的话,摄影人可以自己选择拍摄内容,是最能体现摄影人审美修养和情趣的。有的人喜欢拍花草、自然风光,有人喜欢拍人物、静物,这都是摄影人创作审美倾向的体现。那接下来怎么拍?是体现摄影人审美能力的关键。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有赏荷的文化情结,许多人喜欢拍荷,大多数人都是在荷花盛开的季节寻觅在池塘边,表现荷花盛开时的雍容华贵;而有的人喜欢拍秋风瑟瑟中的残荷,表现生命绽放后悲凉所带给观者的思考,这是对同一题材不同的审美感悟。面对同样的题材和拍摄环境,有的人追求漂亮,有的人陶醉于优美,有的人表现崇高感,有的人欣赏悲情的力量,这种在摄影创作上的情感表现体现了摄影人的审美修养。

社会修养是一个人对社会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体现,社会修养除社会知识和人生经历外,建立在道德修养之上的价值观对摄影人来说尤为重要,决定着摄影人的创作取向。我们简单看一下摄影界的现象,一些人喜欢拿着相机去各地猎景、一些人精心把一些无厘头的环境和不知所云的人物情态组合在一起,呈现出当代一些摄影人的社会思想状态,而另一些人把影像的纪录功能和表现功能作用于对社会的思考,如东北摄影家王福春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北京摄影家王文澜拍摄的《自行车的国》、卢广拍摄的《中国污染》、张立洁拍摄的《非典后遗症》、山东摄影家李楠拍摄的《最后的小脚女人》、焦波拍摄的《俺爹俺娘》等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时代印迹的影像,为近30年的中国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影像。这是摄影人的社会修养的结果,摄影人的社会修养越丰富,体现在创作上的主观思想往往会越明确,对摄影题材的选择和驾驭能力也会表现得越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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