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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数据收集与国际合作 ——解读《残疾人权利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

2018年05月22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从第31条开始,涉及的是非实体性权利,即主要规范的是程序性、监督管理审查等内容。本次,我们将一起阅读分析一下《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关于统计与数据收集及国际合作领域的一些规定,看看《公约》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实践状况,思考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文_李敬

一、《公约》第31条的基本内容

《公约》第31条在起草过程中,原位于第6条位置,当时该条内容上还有研究等字样(后被去掉)。与会代表经过2004年5月、2004年8月和2005年1月三次全体大会集体讨论,特别是2004年8月大会期间特别组织的非正式磋商,在全体大会组织者和该条款协助人的统筹下,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现《公约》该条款文本如下:

第三十一条统计和数据收集

一、缔约国承诺收集适当的信息,包括统计和研究数据,以便制定和实施政策,落实本公约。收集和维持这些信息的工作应当:

㈠ 遵行法定保障措施,包括保护数据的立法,实行保密和尊重残疾人的隐私;

㈡ 遵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公认规范以及收集和使用统计数据的道德原则。

二、依照本条规定收集的信息应当酌情分组,用于协助评估本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的履行情况,查明和清除残疾人在行使其权利时遇到的障碍。

三、缔约国应当负责传播这些统计数据,确保残疾人和其他人可以使用这些统计数据。

二、如何理解第31条的内涵以及如何实施

对于这一条款,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本条款的起首部分,阐明了制定本条款的目的和涉及到的工作领域。该条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政策,落实本公约”,其涉及到的领域“包括统计和研究数据在内的各类适当信息”。出于这样的目的和涉及范围,本条随后从两个方面对信息收集进行了具体要求,即:

1.对于统计和数据资料的收集,安全保障是首要考虑因素,调查搜集的资料即涉及国家机密,也涉及残疾人个人隐私,所以不论从公共安全的角度还是个人信息保密的角度,做好数据收集管理使用全过程的安全保障都是第一要务。

2.条款起草中大家达成共识,数据收集应基于个人自愿参加原则。因此,保障个体人权和自由,及收集全流程中要有道德有规范的操作也成为要务之一,这也意味着在数据调查和资料收集中,参与者要充分知情,数据收集不应存在强制或欺骗参与者行为,调查员要客观准确地收集数据,调查员及相关数据资料管理者不可存有弄虚作假等“污染”数据资料的行为。

第二,鉴于残疾类别众多,在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种种,或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因此,本条第二款建议各国在数据收集中实施分类收集的方法,方便对照公约各条要求,梳理履约状况,这也帮助缔约国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提供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手段。

第三,《公约》要求缔约国对收集的各类信息,通过相关渠道进行传播,而非只在部门内封闭使用。社会大众,包括残疾人在内,在一定条件下可申请使用某些数据,了解残疾人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或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等。

三、我国在统计与数据收集上取得的成果和一些建议

2006年,我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后,在大量数据基础上也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随后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等政策的出台也起到了很好的基础支撑作用。随后,我国还做了多年残疾人状况监测工作。监测资料,一方面成为相关部门组织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一方面也成为年度政府公报或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等的重要数据来源,后者为社会大众,特别是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人群提供了大量基础性信息资料。

2015年前后我们在实名登记残疾人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再次进行了全国需求调查,对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进一步了解基层残疾人现状,制定更加符合残疾人事业发展需要和残疾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目前需求调查的研究成果也在陆续问世。

未来,在落实《公约》第31条中,我们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1.可以请残联或相关部门牵头研究制定涉残数据收集和管理的相关规范,使政府相关部门和残联的工作有章可循,使社会大众,包括相关科研机构在内的数据资料申请有法可依,保障被调查残疾人的知情同意权和个人隐私。对于可开放的数据信息,形成依法申请使用或公开的工作流程,促进统计和调查信息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促进政策制定和科研的科学化发展;

2.建议政府部门在准备《残疾人权利公约》履约报告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和统计资料,使我国的履约报告有数字有故事有分析,归结为一点,即“有据可查”,用事实向世界传达中国故事。

四、对《公约》第32条的一点思考

1.历史简述

这一部分再简单谈一下《公约》第32条“国际合作”的一些内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从其振翅高飞的第一天,就没有离开过与国际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血脉联系。

1980年代,中国残联成立前后,中国残联的第一代领导者们就通过各种机会积极走出去,借势发展国内的残疾人事业。1990年代后,我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残疾人事务,也开始通过举办国际范围残疾人活动和赛事,让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做法进一步传播到国内。

2001年开始,我国积极投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起草工作,在无美国公开主导的情况下,和欧洲主要国家一起推动了《公约》讨论,并成为最早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代表。我们一方面积极认真履约,一方面也在新的国际合作形势和框架下,探索残疾人事业国际合作新局面。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成为康复国际主席,就是一个在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残疾人事务的显著例证。也正是有了过去近四十年国际合作的基础,我们再看《公约》的要求就会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2.《公约》要求

《公约》第32条的具体要求如下:

第三十二条国际合作

一、缔约国确认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国家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而做出的努力,并将为此在双边和多边的范围内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并酌情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特别是与残疾人组织,合作采取这些措施。除其他外,这些措施可包括:

㈠ 确保包容和便利残疾人参与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发展方案;

㈡ 促进和支持能力建设,如交流和分享信息、经验、培训方案和最佳做法;

㈢ 促进研究方面的合作,便利科学技术知识的获取;

㈣ 酌情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包括便利获取和分享无障碍技术和辅助技术以及通过技术转让提供这些援助。

二、本条的规定不妨害各缔约国履行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3.比照要求,我们还能做得更好

《公约》制定时,起草者们勾画的蓝图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其中南北合作虽有但数量不多,南南合作以及中国倡议的区域合作逐渐多起来,也体现了新时期的特色。

目前在经验分享和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还不多,而这些渠道将是中国传播经验和故事的有效渠道,适时鼓励相关科研人员进行探索将有益于这一条款的落实。在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中,如何将中国成熟的技术提供给其他更为落后的国家,或许也是我们进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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