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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者如何公平有效参与司法活动

2017年03月1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经济社会交换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身心障碍者也在从事着各类生产生活和经济交换交往活动,这些活动均不同程度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或规范,在这一意义,残障者也就成为了相关法律保护和规治的对象,成为了很多司法活动中主体或主要参与者。本文将就残障者如何公平有效地参与司法活动做些初步讨论。

文_ 李敬

一、残障者与司法活动场域

1. 残障者

肢体、感官障碍人士参与司法相关活动,除了一些场景下需要得到合理便利(之前短文已讨论过)支持外,大多能自主参与各类司法活动。但是,在涉及到精神、智力或多重残障者时,参与者的情况就变得复杂或模糊不清,在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需要对残障者的主体资格,对其是否具有法律行为能力以及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法律行为能力、对其参与的经济活动复杂程度及其内容、对其是否需要监护人等,进行法律上的调查和界定。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残障者涉身于司法活动是一个异常专业且复杂审慎的过程。

2. 司法活动场域

谈到各类司法活动,人们通常会想到经济民事关系中的合同立改废、劳动雇佣和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继承和子女生育教养、刑事司法关系中作为犯罪嫌疑人、受害者或证人、行政纠纷中的原告等等。在各类司法活动中,依据目前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的规定,残障者在很多情况下还能成为法律援助服务的对象,得到免费律师服务和司法活动费用减免等。上述经济民事刑事行政的司法场域是高度结构化的特定专业场景,普通人参与其中会倍感压力重重、难以理解或应对,大多数的残障者恐怕感受雷同。

3. 两者互动

如前面两小节所言,在各类司法活动中,残障者都有可能成为原告、被告、证人,甚至在一些民事活动中成为陪审人员,与此同时,为了便利残障者公平有效参与各个场域,相应的改变需要作出。下面首先让我们看看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的。

二、《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规定及如何理解

1.《公约》第十三条

《公约》对残障者法律主体资格进行界定(第十二条)后,紧接其后的就是对在各类司法活动中应该如何保护保障残障者相应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这两个条款的逻辑关系很紧密,因为,只有在各类法律关系中首先确定残障者应该及如何得到各类保护保障,才可能进一步去讨论残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权利的内容和实现手段,“无救济无权利”的普通法思路在《公约》的条文布局上清晰可见。

第十三条 获得司法保护

一、缔约国应当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有效获得司法保护,包括通过提供程序便利和适龄措施,以便利他们在所有法律诉讼程序中,包括在调查和其他初步阶段中,切实发挥其作为直接和间接参与方,包括其作为证人的作用。

二、为了协助确保残疾人有效获得司法保护,缔约国应当促进对司法领域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

2. 对第十三条的理解

首先,应指出的是,第十三条在《公约》中属于简短类,条文只有两款。这其中,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

⑴ 有效和切实。在《公约》英文版本中, 这一条款使用了3 次“effective”,其中2 次为“有效获得”,1 次是“切实发挥……作用”。这说明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在得到司法保护已然为各国普遍实现的情况下,如何更为“有效”的为残障者提供各类保护,成为各国进一步保障残障者权利的课题。此外,残障者的角色也已在现有司法体系中有了雏形,但如何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探索。

⑵ “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这里需要指出,此处的平等,不仅是指残障者进行司法流程中获得合理便利支持,也是指在其获得平等对待基础上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在司法过程中的残障者时,总是习惯的将残障者归于受害人之列,认为残障者必然需要受到保护乃至特别的保护,而忘记当残障者作为施害人和嫌疑人时,他/ 她依然需要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这不仅是实现他/ 她的正义,也是对其行为所影响的他者实现了正义。这样说,绝非是要把作为施害人的残障者,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精神或智力障碍者关入监狱,而是为了推进我国司法体制和监狱系统改革中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如何让对残障者司法保护和对普通社会大众,特别是后者作为受害者时的保护有效的结合在一起。

⑶ “所有法律诉讼程序”意味着残障者对各类司法过程完整、无障碍和公平参与,而这些过程的内容如上所言,不仅是在残障者作为受害人时适用,当其为加害人时,同样适用。这些过程包括最初立案调查一直到审判彻底终结。

⑷ “程序便利和适龄措施”,为了使残障者可切实参与全部过程,充分发挥他/ 她的角色,司法过程中的资源保障工作要充足,这其中合理便利和对残障者认识能力的考量最为关键。合理便利作为一个专门概念,之前短文已讲过,这里需要强调的司法过程中的合理便利不仅仅是坡道和无障碍厕所,更多来自于残障者参与程序中的技术支持,包括对听力障碍者的手语翻译支持,对视力障碍者的领读员配置,为认知障碍者提供符合心智理解能力的简易法律文书资料,乃至于司法审判人员使用简单易懂的交流语言等等。第一款还提出了“适龄”问题,“适龄”是各国司法中都普遍重视的问题,如我国就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在各类程序法中对未成年人的特别程序性保护。但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公约》在承认年龄和认知程度关联的同时,并没有公开承认认知程度和智力精神损伤之间的关系。在解读第十二条时,我们已提出支持型决策机制建立的必要性,且我们也承认了残障者法律的权利(包含法律权利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根本性地位以及这一权利不受认知水平的局限。如此能看出第十三条和第十二条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逻辑系统。

⑸ “司法领域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这里《公约》从实际出发,提出要求司法相关工作人员接受涉残方面的意识提升和专业技能培训,如在国内司法行政体系中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相应医疗机构、社区矫正服务机构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约》对司法保护给予特别强调(从《公约》条文排序角度),但其实司法保护所枚举的实现手段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培训很重要,但物质环境的调整、各类专业性极强的合理便利的提供以及相应实体法律的调整和程序法律的完善,都需要投入大量、长期的稳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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