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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的一场病

2018年03月07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_钟山(肢体残疾)

1976年的晚春,油菜花已经凋零,禾苗开始下田,满山遍野披上了绿装。山脚下的兰溪河流水潺潺,欢腾的水花喧闹着前进。从我诞生的时候起,这条河便是方圆十里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吃的用的、甚至田地植物生长都来自于小河无私的馈赠,小河成为滋润生活、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河。然而,正是这条生命之河,与我残疾的发生有了无法言清的关系。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刚满8岁的我放学回家,途经小河,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便将书包放在河滩上,全身脱得精光,在河里游泳。刚发过洪水的小河显得很丰盈,河水却是冰凌凌的。被洪水冲刷的河床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回水塘,河边的岩石成为天然的跳台,河底的白沙泥正是我们掏起来晒干后用作书写的好工具,河边的桑林成为我们捉迷藏的战场。我们从跳台往水里扎猛子,挣着眼晴在水底掏白沙泥,光着屁股蛋在桑树林爬上爬下,这样的游玩我们百玩不厌,乐在其中。当太阳逐渐西沉时,我们便穿好衣服,一齐回村,走进各自的土屋,这时候,父母还在坡上出工,家里的爷爷奶奶总是认为我们放学便回了家。

也许这年的第一次春泳,让我从此跨入了伤残的行列,让我一生无法安宁,却只有坚强面对命中注定的事实。病情发生在第二天早上的凌晨,我全身发烧、额头滚烫,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给我吃了一包头痛粉,并偎着我直到天亮,然后给我热了一碗饭,我只吃了小半碗,便和往时一样背着书包向河对面山湾里的小学走去。在步行40多分钟,翻过山口时,我再以无法挪动双脚,每走一步,疼痛要命,我边歇边走,咬着牙在屈折的山路上挪动脚步,一位高年级的同学见我走路困难,便和几个同学背着我走到学校教室。这时,上课铃刚好响起。

农村小学的第一堂课是读背昨天教的课文,清脆的童声伴随朝阳的升起总是给山村浓罩上一种祥和氤氲的气息。我翻开书本,头重得直想低下,眼疲倦得直想闭上,脚也阵阵发痛,仿佛要与身体分离一样。班主任老师见我如此形状,一摸我的额头,烧得像火一样,连忙把我扶进她的寝室,让我上床休息,并在被盖上又加盖了一床棉絮,用这种方法发汗病就会好。我晕晕沉沉睡到放学,班主任老师把我交给了我的姨孃(也是学校教师),姨孃便扶我走一阵、背一阵地送到了家。回家后,依然是头重脚轻,躺在床上也是迷迷糊糊。第二天,我的左脚已经肿了起来,连裤子也套不上了。见此情景,母亲连忙背着我向县城赶去,在父亲的单位上找到父亲,父亲找单位上借了点钱,便背着我向县医院赶去。

经过近一个月的输液、打针、吃药,肿痛消了,父亲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又回到了从小居住的小山村,开始了上学、打猪草、放牛等农村孩子的正常生活。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来到生产队收获粮食的工房,帮助母亲拨玉米壳,在堆成小山的玉米壳中,我们忘不了打闹玩耍,当时的生产队长看了一下我,便拉我过去,叫我脱去裤子,我不干。他对母亲说,这孩子脚像有点问题?母亲便叫我让队长瞧瞧,队长又是用手比,又在关节处按,好像是髋关节脱位了!他对母亲说。母亲用手在我的髋关节部位比了一下,是有点问题,上次在医院住院时医生怎么没说呢?

于是,母亲又背着我去求医问药,在当时农村,人们对土医非常信奉,潘医生便是当地农民称为神医的土医,据说他以前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潘医生住在离我所在山村的20公里外,天还未亮,母亲便背着我在月明星稀的山路上向潘医生家里赶,当时,夜风凉悠悠的,母亲却是汗流浃背。我要求自己走,在平坦路段,母亲便放我下来自己走,她牵着我,周围的树影似鬼影重重,天上的月亮也不快不慢地跟在身后。在潘医生家里检查后,需要留下来医治,当天,潘医生对我进行对位接骨,上半身被母亲用手按住,母亲对我说:不要怕痛,接好了什么都好啦!潘医生用左手按住我的髋关节处,右手握住我的大腿,便劲一拉,我痛得叫住声来,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母亲当天下午便告别我,说一周过后来接我回家。可是,一周以后,潘医生对母亲讲,上次接好后又脱位了,需要重接。于此,反复接拉了三次,每次都是吃用蜂糖拌成的药丸,最后,我拄着拐杖和母亲回了家。一个月后,父母亲带我去县医院照片,关节仍未复位,伴有骨结核病发症状,而且,只有到恩施、成都的大医院去看可不可能医得好。

转眼之间,已是8月份了,母亲带着我坐着货车赶往300公里外的恩施,在恩施医院检查后,认为可以医治,但不能保证没有残疾,而且,天气炎热,要入秋后才敢动手术。于是,我们母子俩又赶回了所居住的山村。当时,家里贫病交迫,父亲的所有工资加上母亲劳动的工分所分得的粮食尚需要加上红苕、洋芋、玉米才能保证一家人的生存所需。去恩施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可是,钱从何来?我患病后,已经让父母债台高筑,再去借,谁又有谁又会借呢?一个月后,我的病却出奇地好转,拐杖可以扔掉,独自走路不再感到疼痛了。

时光的长河总是无声无息地流淌,不知觉间,我已歪歪扭扭地走进了1983年。这年,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家境也好了起来。父亲带着我来到成都,在中医附属医院检查,股骨头消失,仍见骨结核病灶,治疗得等到成年以后。我又满怀信心地走到1989年,我住进了该院的骨科病房,开始了对幼年患上疾病的彻底诊治,从大腿骨打眼用钢针穿上进行牵引到手术室5个多小时的开刀治疗,我只流了一滴眼泪,当时,我已21岁。

手术之后,五颗钢钉、一块钢板留存我的髋关节,成为支撑我身体的支架。但是,手术的效果并不如术前所料,我也明白,一场因感冒、因土医、因贫穷、因医术落后等种种原因导致的病患在我年轻的生命中生了根,虽然几经锻炼,扔掉了拐杖,但脚疾却永远不能康复,从此以后,我只能以如此伤残之躯去行走自己未尽的人生路程。

多年以后,我在重庆碰到了我儿时的班主任老师,当我很乐观地谈论自己的生活时,她十分痛惜我的过去,并说,要是当时的生活像现在一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我在重庆大坪医院与一位权威骨科医生谈论我的病情时,他告诉我,一场感冒或患骨结核便留下终生残疾,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父母、姊妹、亲人对我更是格外关照,从我的读书、就业、婚姻,每一件事关生存的大事,都为我考虑得面面俱到,帮助我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地走到现在。

当我面对自己小康的生活时,面对乐在其中的工作时,面对依然残疾的躯体时,我没有后悔,病魔带给我肉体的痛苦,也带给我对人生更深层次的思索。可以这样认为:命运赋予你的苦难或许正是你生存于世的财富,只有跨越苦难的人生才会充满人生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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