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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给盲人免于恐惧的自由世界

2008年10月16日 来源:竞报

盲人与我们的差异再大,还是共同的地方多一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差异而不强调共性呢?

■主题人物
  
毕飞宇,1964年生人,作家。代表作品有中篇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并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视连续剧《青衣》。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获得者。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日,又称“白手杖节”。而作家毕飞宇15日将在北京推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推拿》,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进入“盲人的世界”,表达人生的错位与尊严。记者问毕飞宇是不是有意在残奥会之后的国际盲人日推出这本新书,毕飞宇笑道,这纯属巧合。
  
毕飞宇在接受《竞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自己正在积极联系,想出一个盲人看的盲文版《推拿》,另外他借《竞报》向全社会呼吁:希望那些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士能够跟上时代和国际的潮流,更多参与慈善事业,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介入,让全社会都来分享慈善给他们带来的喜悦。
  
社会应加强对盲人关注
  
竞报:您认为当下社会对盲人的态度如何?
  
毕飞宇:整个社会都在忽视他们,总体上说,健全人对盲人的态度是木然的。当然,这些年好了许多,比方说,在城市有了盲人行道,可是这些盲人行道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举两个例子,一、我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年轻人走在盲道上,前面来了一个盲人,这些年轻人依然说说笑笑,并没有给盲人让路;二、在南京有一家茶馆叫西江月,在西江月门口的西侧,盲道的中间有一个电线杆子。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盲人行走在大街上并不安全,他们有恐惧感。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竞报:我也常去盲人推拿,盲人眼睛不好,只能培养手上的技巧,推拿再适合不过他们,但是现在做这一行的盲人越来越多,甚至很多健全人也去打着盲人的旗号做生意,导致竞争很大,挣钱很难。
  
毕飞宇:国家对盲人、残疾人应当有足够的帮助,这是必需的,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可以做到。我们之所以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对残疾人的关注不够,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待深入。
  
但是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是应当交给市场,我认为盲人推拿没有必要惧怕那些打着盲人旗号的伪盲人。盲人推拿师往往有更好的资质,他们的培训要严格得多,服务也更好,我坚信他们在市场竞争当中是有优势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他们。
  
共性支撑起了人类
  
竞报:能说说您是如何细微地了解盲人推拿师生活的吗?你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吗?如经常去的话,我推断您的颈椎有问题。
  
毕飞宇:你的判断非常职业,我常去做推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颈椎有问题。但是,不做推拿的时候我也经常去,我喜欢坐在那里和朋友们聊天。很可惜,我常去的那家盲人推拿中心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的一大帮子朋友都各奔东西了。
  
竞报:您认为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毕飞宇:有一些差异,不过呢,差异再大,还是共同的地方多一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差异而不强调共性呢?我始终认为,是我们的共性支撑起了人类。
  
竞报:盲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长期处于黑暗的状态,您是如何在小说中表达这种长时间的黑暗的?
  
毕飞宇:一个人的心理往往都是对外界的一种反映,所以,外界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盲人由于视力上的障碍,他们不能全面地掌握外界的信息,所以,怀疑或多疑是他们最为正常的反应。如果外界是宽松的、安全的,他能够确认这种宽松和安全,他就不再怀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盲人的心理健康都有责任。健全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也是这样。
  
小说家应当小心自己的同情
  
竞报:看完这本小说后,我个人最大的感觉不是同情也不是关爱,而是尊重,这可能是残疾人最想要的。
  
毕飞宇:我要谢谢你,是的,尊重,尊严感,是我们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是,我们今天似乎不太在意这个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感在严重下滑,有时候似乎是在自我放弃,我一点都不喜欢今天所盛行的犬儒主义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最应当小心的正是自己的同情,这里头有一个立场问题,人的立场是我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立场。把残疾人看做“另一种人”,是对残疾人最大的侮辱与伤害,重要的是学会对他们平等地尊重。在人生所有的错误当中,错位是最令人遗憾的错误。《推拿》是一个黑暗的故事,它的错位是醒目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错位,只不过再也没有一个器官可以提示我们了,这是一个苍凉的遗憾,也是一个十分文学化的遗憾。它伤害了人生,却滋养了作家。
  
竞报: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作家通常都是通过刺痛人性最软弱的地方来达到文本的刺激度,而您的这本小说更多的是去抚平,为什么呢?
  
毕飞宇:这要看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比方说,《玉米》还有《平原》,我的敌人是“文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是以“人物”这个形象出现的,所以,我的下笔就重,我不可能留情面,由此我也获得了“冷血杀手”的坏名声。《推拿》不一样,《推拿》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社会,我的目标就是几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我的面目不可能那样狰狞。
  
“推拿”与“按摩”是两码事
  
竞报:据说,您年轻时曾经在南京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教书,能说说那段生活吗?
  
毕飞宇:1987年至1992年,也就是我23岁到28岁之间,我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教师,那时候我的正式身份是教师,另一个附带的身份是足球运动员。我的日子简单极了,读书、教书、写作、踢球,别的几乎就没有了。生活是简单的,但我的内心却很浮躁,甚至有些狂暴,没有任何由头。这大概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不过我可以发誓,我对学生是好的,上课也很负责,同学们很欢迎我。
  
竞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推拿”做标题?小说里有一句话是“我们是推拿,不是按摩。”原本意思区别不大的两个词,在当下的社会里,却完全代表了两种社会状态,您在这里划分得似乎很清晰。
  
毕飞宇:是的,区别得很清晰。社会和词语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二十年前,小姐和按摩是什么意思?现在又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词语的变迁就是人之历史。反过来,词语的恰当也具有史诗的性质。
  
竞报:海伦曾经写了一篇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也假如一下,如果您是一个盲人,给您三天时间,您会选择做哪些事情?
  
毕飞宇:我知道你是随口一说,只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问题真的让我紧张,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给我三天?我想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假设,我不知道失去双眼后,如何去写出拥有色彩的小说。
  
■记者手记
  
二十年的压抑与疼痛
  
作家:毕飞宇
  
二十年前,一个编辑告诉毕飞宇,任何一篇稿子到了他的手上,两分钟之内他就能知道作者的年纪,毕飞宇不信。但是他现在信了。
  
一个人的年纪在作品的简繁之间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在毕飞宇的新书《推拿》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新的气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作为先锋一代的年轻作家毕飞宇如今已经老了,他开始越来越喜欢这种接近自然的“简单”写作。毕飞宇一直坚信自己在写作方面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所谓正确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和挑战,一个作家在写了二十多年之后所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这是一个悖反,在“不会”的时候,渴望“会”,真的“会”了,觉得还不如“不会”。毕飞宇很大的力气都花在和“会”做斗争上,他说自己其实也狼狈,不过乐趣似乎也就在这里。
  
毕飞宇写出《推拿》这样的小说,一点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在多次与老毕的采访中,以及他的作品中,我都能感觉到他那种嵌在骨子里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在他的作品中的反映就是压抑与疼痛,这是他作品的基调。
  
毕飞宇至今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压抑与疼痛,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心只要感受到压抑与疼痛他的才华就出来了,哪怕这种压抑和他的私人生活没有一点关系,但是老毕自己不理解的问题,我却有自己的见解,那便是老毕身上的同情心,一个作家身上必备的敏感。(杨帆)

本版图片均为毕飞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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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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