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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要义•反思 ——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20周年作

2008年08月07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2008年03期

1.了解中国近现代发展脉络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这20年来,是我国向现代化推进的最好时期,那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黄金时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幸运的是,那光芒也有中国残联一份。她站在时代前沿,适应社会快速转型的需要,引领并推动着一个全新的事业——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现代残疾人事业。

2.这是不可或缺的一块。但在那个时段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事业。“平等参与”没有摆上桌面,社会上不知道什么是康复,什么是无障碍设施;作为旗帜的人道主义,更是无从说起。

现代化不能自动带来人文化——那是个残缺的现代化进程。人道主义及现代化残疾人事业的提出和融入主流,对那个进程是一种补正和完善。

3.人道主义有两个要义,一讲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部分成员的幸福;二讲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层面的发展。现代残疾人事业一起步就发挥着平衡社会、缓解分化、促进公平的作用,体现着第一个要义;推进这项事业本身就是给人性以滋养、给生命以尊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撑,体现着第二个要义。这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当今世界的人权潮流一致。立意深远,将所举旗帜与事业凝为一体,重行动、重建设,举世瞩目。

邓朴方以其倾心残疾人的执著追求、独特的个人影响力和作用,以残疾人联合会为组织工具,从国情出发,以残疾人为本位,努力践行、倡导、传播这两个要义,促进了新文明的形成。

4.这是经由制定与实施残疾人保障法、每五年制定与实施一次的国务院“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和普及宣传新残疾人观一步一步实施的。这使这项事业——这两个要义的推行,有了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舆论的四个“轮子”。残疾人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候,就是残联充分发挥活力,以自身的正义,机巧地推动这四个“轮子”的时候。四个“轮子”运转的终端是改善城乡残疾人的生存状态、平等参与状况和那里的人文状况。这是终端,更是检验标准,这就将人道主义与改善这个群体的命运、与提升民族的文明水平联系到一起了。

5.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社会自治在当代中国尚处于幼年期,还没有形成充分自觉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残联上下左右的协调沟通和呼吁促进,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事业的进退兴衰,往往取决于残联运用这四个“轮子”的进退兴衰。

20年来,牢记自己使命的残联的运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依照“平等•充分参与•共享”这个总蓝图,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四个“轮子”的运转中,“长”出了一整套包括康复、教育、就业、文化、扶贫、维权、无障碍设施在内的现代残疾人事业模型,雏形渐显,正在向城乡基层扩展延伸。

这种成功使广大残疾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中不少残疾人跟上社会发展步伐,由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转变——东部和沿海地区,这种转变明显。这不仅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变化,也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的变化——依附意识弱化、平等参与意识增强、文化生活逐渐多姿多彩。

6.中国残联所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开创事业的基本成功,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和邓朴方个人的独特作用外,原因是,第一,那时的一些人有一种因改革开放、因人道主义、因从事一种开拓性事业而激发起来的工作热情,具有一种内在的使命感,从而形成了一种一心为事业的小气候;第二,有一套开拓务实的工作路数。比如重视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用典型事例说话,使这里的声音具有震撼力、说服力;比如坚持“打好基础,讲求实效”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主义、浮夸作风;比如以投入少、收益广、见效快的项目为切入点;比如重视社会化和围绕关键问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事业初创的成功,正是从实际出发,以人道主义的两个要义提升自己,于关键时刻集思广益、敢放敢收的成功。这些因素使残联成为当时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

7.阴影与阳光相伴。随着自身在社会上站稳脚、被认同,随着条件改善,名声日隆,残联机关有些人滋生了一种背离宗旨的倾向:眼睛向上与官气。邓朴方多年来最为担心、屡敲警钟告诫的现象还是出现了。这说明道德的力量从长远看难以同体制、机制的力量相抗衡。

从性质上说,残联不是国家机关而属于社会组织,那里的工作人员是社会工作者、社会活动家而不是官员。只是当年为了筹集人才和资金,快办事、多办事,使残疾人早日摆脱“沉底”——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痛苦,不能不向“权力中心”靠,向“官”靠,以便尽快融入主流,启动事业。这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体制设计上的缺陷——自上而下套用官阶制、任命制和事实上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机制的缺陷当年被工作的热情和事业心所掩盖并未显露,时间长了就显露了。后来在一些事情上不是依靠四个“轮子”,而是依托官本位和它的惯性,借助政府,靠行政手段推进事业。依靠政府原本不错,政府通常总是这项事业的主要承担者。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工作人员自觉不自觉地以为这“高”于一切,向上而不是向下倾斜,强化了官的意识,忽略了本色在民、在社会、在残疾人中。于是也就看轻或忽略了“社会”这个轮子。这对残联向民靠、促进这方面社会组织发展、激发残疾人参与能力颇为不利。内有体制、机制缺陷,外有认识、做法上的偏颇(这是一致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居高临下的态势,甚至摆架子、比名分、不愿听不同意见、喜欢表面文章,对民间组织冷漠。不是人一定不好,不是没有人苦口婆心的说教,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使然。

8.残疾人是弱势群体。弱在哪儿?主要弱在愿望、诉求不能充分自如地表达,因而不能使自己的声音“上闻于天”——闻于传媒、闻于决策者和服务者;外界的信息也难以进入这个天地来,而且,那是一个分割的世界(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等各自“独立”),相互沟通、表达也难。至今一些“沉底”的残疾人,被自卑的迷雾所笼罩,加上没文化或文化低、天地窄,没有参照物,没有比较,惯于忍耐,难得有自己的愿望与诉求。这种“弱”带来心理和社会参与能力的“弱”。外界障碍越多,白眼越多,造成自身边缘化的内因越难分解。这常常使残联无论怎样也感受不到覆舟之危。这无疑是滋生官僚主义的一种温床。有些工作人员做好事的时候也态度生硬,这是原因之一。这里特别需要心肠好、作风正派、表里一致、和蔼可亲的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国外大多由虔诚的宗教徒承担),特别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来保证这样的人入选,以亲近残疾人,保证两个“要义”的实施。

市场经济和现代残疾人事业是残疾人的两个大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经过学习、工作和交往的磨炼,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好转,许多残疾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者、年轻者、已就业者,正在逐渐改变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努力表现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会加强,这是文明程度提高的佐证。

9.对残疾人的歧视从何而来?并非如以前有人说的,来自皇权专制社会,来自阶级压迫。残疾人不是按照人的社会属性而是按照人的自然属性划分的群体。一个阶级、一个家族内部也有歧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这种歧视。生活证明,对残疾人的歧视与阶级、与社会制度无关。事实上,就如同对女性的歧视不是来自阶级压迫,而是来自“男人中心论”一样,对残疾人的歧视来自“健全人中心论”。正是那种以健全人的认知方式、交往方式、参与方式为坐标形成的观念与习性,导致了对残疾人的歧视。前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体力劳动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社会无法提供补偿,无法降低“残疾”的影响,这就使这种歧视凝化为普通的社会偏见。

消除这种“歧视”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社会的高度现代化、科技化、人文化——本着人文情怀提供足够的因残疾类别、程度、部位而异的社会补偿(比如多种用品用具、无障碍环境),将“残疾”对一个人日常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甚至是“零”。这就是反复强调人道主义的两层“要义”,使之生活化的原因。

这使人体悟到,残疾人工作者不但要牢牢树立人道主义理念,具有人道心肠——随时随处依照两个“要义”行事,还要自觉克服可能存在的排斥残健同行的“健全人中心论”。首先在自己思想上有“残疾人平等参与”,然后才能切切实实做出这样的事来。残联有些工作人员有一种对残疾人做事“不放心”的潜意识,因而处处当“保姆”、事事不放手,这种念头背后其实常常是“健全人中心论”作怪,只不过习以为常,并不自觉罢了。实在说,这是“代庖体制”形成的一个内因。

如今仍然是,残联上下活跃才能带来残疾人事业活跃,残疾人事业活跃才能更好地促进残疾人的“平等•充分参与”。这就不能不特别关注残联的持续活力问题。

活力来自工作热情,持续的活力来自好的体制机制(包括“下评上”的社会评价体系),来自对四个“轮子”的自觉运用,特别不能忽略“社会”这个轮子。20年的实践,应当换来这种清醒了。

官气是使残联自豪的人道主义变味的内腐力。
眼睛向上、脱离残疾人是使残联自毁的根源。
唯一的、垄断的残联,时间长了,对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未必是福。

记住邓小平说的话:“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记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话“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这就要求残联,从指导思想到体制机制到工作路数,成为自己——在法律范围内依照宗旨、章程设计规划自己,而不是“二政府”。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选定优先顺序,逐步积累完成。

人们毫不怀疑,从长远看,作为一种新文明,残疾人事业是常青的,但残联旺盛的生命力却取决于与时俱进,更新体制——从源头上根除“官”病。

面对20年光荣历史,面对深入改革开放的形式,面对“十七大”召唤和社会建设的兴起,人们有理由给予热切的期待。 (丁启文)

编辑: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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